縱觀華夏五千餘年文明史，功勳卓著的謀臣良將多如繁星，但自古被視為中華民族智慧化身的既非「興周八百年之姜子牙」，亦非「旺漢四百年之張子房」，而是偏居西南一隅僅數十年、連年北伐均以失敗告終的蜀相諸葛亮。「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事後諸葛亮」、「孔明皺眉——計上心來」、「孔明的錦囊——用不完的計」等婦孺皆知的諺語和歇後語無不說明諸葛亮的智謀冠絕古今，他的名字已成為足智多謀的代名詞。
然而，陳壽整理完《諸葛亮集》後，在給晉武帝司馬炎的上表中卻認為「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干，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眾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又在（（三國志·諸葛亮傳》的片尾評日：「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儘管陳壽充分肯定了諸葛亮長於「治戎」和「理民」的才能，但不難看出，他對諸葛亮的奇謀和將略是不以為然的。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歷史上的諸葛亮便不能以奇謀將略而著稱了。
在此，暫且避開陳壽是否因私懷髡父之仇（陳壽之父陳式曾因失街亭而被諸葛亮處以髡刑）而厚誣諸葛亮的爭論，將陳壽等史學家的評論暫且放在一邊，立足史實，從諸葛亮所作所為去重新思考諸葛亮的奇謀和將略。
奇謀未為短
「奇謀之道，貴在突破常規思維，以小勝大，以弱克強，出奇制勝。」只要對《三國志》稍有研究的人就都知道，在赤壁之戰前，劉備雖得「世之虎將」關羽、張飛和趙雲的輔佐，但一直由於拙於用兵而奔亡不暇，先後投靠過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等割據軍閥。飄零半生而無尺寸之地，不得不寄人籬下的劉備此時急需的不是一個僅僅擅長「治戎」和「理民」的後勤部長，而是一個能夠為他謀劃霸業並精於奇正智術的謀主。假如諸葛亮果真「奇謀為短」，如何能使劉備一見而深感「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如何能夠提出千古妙策「隆中對」？如何能使「拙於用兵，每戰則敗」且「失勢眾寡，無立錐之地」的劉備在短短几年內橫跨荊、益而鼎足天下？
當然，也有一些學者對「隆中對」頗多微詞。據《三國志·魯肅傳》記載，早在建安五年（200年），東吳的魯肅在和孫權合榻對飲時就謀劃日：「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競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這實際就是東吳版的「隆中對」，後世通常稱作「榻上對」。其中的「鼎足江東」、「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即占據荊州、益州）與「隆中對」中的「跨有荊、益」以三分天下如出一轍，而「隆中對」的提出則是在建安十二年（20 7年），比「榻上對」晚了整整七年。因此，有人簡單地認為諸葛亮是拾人牙慧，「隆中對」是「榻上對」的翻版，評價不宜過高。其實不然。
首先，建安十三年（208年），魯肅為了聯合劉備，共治曹操，在當陽長阪見到劉備和諸葛亮時，曾向諸葛亮自我介紹說：「我，子瑜（亮兄諸葛瑾．字子瑜）友也。」可見，二人此前並不相識，「榻上對」作為圖謀帝業的計劃，也不可能被大肆宣揚，躬耕於南陽的諸葛亮當然也不可能聽到魯肅的高論。因此，不是諸葛亮拾人牙慧，而是英雄所見略同。
其次，從實用性和最終效果來看，「榻上對」比不上「隆中對」。赤壁之戰後，可謂鬼使神差，魯肅竟勸孫權將荊州借予劉備（若劉備聽從諸葛亮攻劉琮、奪荊州的建議，則未必需借），後來，孫權遣孫瑜率水軍進駐夏口，欲取西蜀，結果劉備「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孱陵」，橫刀將吳軍擋了回去。從而使主張「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的「榻上對」化為泡影。相反，在「隆中對」全局戰略的指導下，劉備在借得荊州、擋回吳軍之後，迅速扭轉刀柄，向西一推，又將益州攬入懷中。就這樣，「隆中對」為劉備『無中生有地創造了一個蜀國。諸葛亮一計而定三分，何言「奇謀為短」？
諸葛亮不僅長於謀劃全局，而且在應對具體事件和戰鬥方面也不乏奇謀。比如建安十三年（208年），劉琦因恐遭後母蔡氏及蔡瑁、張允等統軍大將的加害，遂向諸葛亮謀求自安之術，亮答日：「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一語驚醒夢中人。此計在今天看來似乎很平常，但劉琦作為荊州牧的嫡長子，再不得志也會有幾位心腹或可信之人，包括劉備在內，但硬是沒人能夠替他想到一計半策。諸葛亮隻言片語，不僅救了劉琦，而且幫了劉備，使江夏一萬多水軍沒有追隨劉琮（劉琦的同父異母弟）歸降曹操，卻追隨劉琦歸降了劉備，成為聯吳抗曹的主要砝碼和資本，可謂一箭雙鵰。
又如七擒孟獲，既然孟獲是「為夷、漢所服」的夷酋，自然是位手握重兵、有勇有謀之人，諸葛亮卻能將其七縱七擒，如老叟戲嬰兒般玩弄於股掌之間，使其五體投地而真心歸順，豈是「奇謀為短」者所能為？
再如北伐，諸葛亮面對的是「兵動若神，謀無再計」、「每與大謀，輒有奇策」（《晉書·高祖宣帝紀》）的軍事家、權謀家司馬懿。蜀漢建興九年（231年），雙方第一次正面交鋒。據《漢晉春秋》記載：司馬懿「乃使張鄰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宣王（司馬懿）還保營」。此後，司馬懿一直避戰自守，待諸葛亮糧盡回軍，司馬懿又命張邰追之，結果遭到諸葛亮的埋伏，「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髮」，「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的名將張邰死於亂箭之中。自此之後，司馬懿對諸葛亮深為忌憚，甚至到了數倍兵力於彼而不敢追的地步，從而留下「死諸葛走生仲達」的千古笑柄。司馬懿得知諸葛亮死訊後也自嘆不如日：「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諸葛亮在兵將、積蓄、環境、後援等諸多方面都遠不及司馬懿的情況下，卻能使其進不敢戰、退不敢追，若無奇謀，所仗者何？
當然，有的人之所以對諸葛亮的「奇謀」能力有所懷疑，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諸葛亮否決魏延的兵出子午谷計策。據（（魏略》記載：蜀漢建興六年（228年）春，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安西將軍夏侯橋鎮守長安。魏延計日：「聞夏侯橄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應是負五千人十日糧，也有人理解為五千負糧兵），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唯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谷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成陽以西可定矣。」結果，諸葛亮否決了這個計策。但後世許多學者認為此計可行，並以此論定諸葛亮「奇謀為短」。實則不然。
不難看出，魏延的計策若要成功，至少需要同時滿足如下四個條件：魏延五千精兵必須10日內兵臨長安城下；夏侯楸必須聞風而逃；魏軍逃後必須給蜀軍留下10日糧，諸葛亮大軍必須在20日左右到達長安，而魏國援軍則必須在20日左右到不了長安，即諸葛亮必須比魏國援軍先到長安。但是，這四個條件每個都幾無勝算：
第一，子午谷長六百六十餘里，東漢順帝時已被詔令廢棄，離長安還有一百餘里，從當時蜀軍所在地南鄭至長安，路途當在八百里開外，要使身負兵器盔甲和10日糧的士兵在崇山峻岭中10天奔行八百多里本身就很困難。如果再遇到颳風或下雨等惡劣天氣怎麼辦？據《三國志》記載，魏太和四年（230年）八月，魏大司馬曹真從子午道伐蜀，「會大霖雨三十餘日，或棧道斷絕」，結果「後糧腐敗，前軍縣乏」而被追回軍；魏正始元年（240年），「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邰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漢中」，結果「大雨道絕，真等皆還」。可見，子午道不僅路險難行，而且司馬懿等魏將也都知道它是連通魏蜀的捷徑，萬一在途中沒有防守或探馬，稍加阻擊，魏延10日內就無法到達長安，10日不到，五千精兵就可能因糧盡援絕而餓斃途中。因此，10日抵長安的不穩定因素實在太多。
第二，魏延預計夏侯楸必將聞風而逃，這一點可信度太低。想那夏侯楸（字子林，夏侯悖中子）好歹也是將門之後，又身為安西將軍，鎮守長安的主帥，無論才能多麼不濟，也不至於膿包到一聽敵來，不問實力如何就率眾逃跑的地步。假如他據城固守，餓著肚子的五千蜀軍如何攻下長安？
第三，就算夏侯楸棄城而逃，萬一逃前燒毀所有糧草乃至燒城怎麼辦？餓著肚子可守不了城。
第四，就算魏延能夠順利地占領長安，城內也留有足夠糧草，但誰能保證諸葛亮真的能比魏國援軍先至長安？魏延估計魏軍抵達「尚二十許日」未免過於樂觀，就像孟達估計司馬懿尚需一個月方能抵新城一樣，結果司馬懿只用了八天就擒斬了孟達。而諸葛亮率軍從斜谷出發到長安，要行千里棧道，途中是否會遇風雨或阻擊也未可知，一旦落在魏軍後面，不但魏延及其五千精銳付之一炬，諸葛亮的數萬大軍也將陷入進退兩難的險境。魏延的計策中不保險因素如此之多，成功幾率實在很低，此計可稱險計而非奇計，實在不值得大家津津樂道，更不足以作為非議諸葛亮「奇謀為短」的佐證。
將略實為長
陳壽在《三國志·諸葛亮傳》的片尾評日：「然連年動眾，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可見他之所以認為諸葛亮「將略非長」，是因為諸葛亮連年興師北伐，卻均以失敗告終。這就使人不禁產生兩個疑問：一是北伐在戰略上是否正確；二是成敗是否能夠論定將略的長短。
北伐在戰略上是否正確昵？許多人認為，當時蜀國與魏國相比，在地域面積、物產資源、人口數量、軍事實力、物資儲備等諸多方面都相差甚遠，蜀國應該一心發展自己，韜光養晦，耐心等待魏、吳兩大國火併，待兩敗俱傷時坐收漁利，至少也該等到魏國發生內亂，即《隆中對》所說的「天下有變」時方可興師北伐。因而認定諸葛亮在北伐時機的選擇上發生了戰略性的錯誤。
這種觀點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如此常識性道理，諸葛亮豈會不知？問題是蜀國的狀況已經不容再等了，宿將關羽、張飛、黃忠、馬超等次第隕落，趙雲雖在，但已年邁（趙雲在諸葛亮北伐第二年就病逝了）。人才奇缺從諺語「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中就可見一斑，而人才又不是短時間能培養出來的。人才危機正如（《後出師表》所言：「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合、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寅、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複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與其讓有作戰經驗的將士自然死亡殆盡，不如趁他們有生之年放手一試。如果繼續等下去，局勢將會更加不利於蜀國，這與坐以待斃何異？就如一場比賽，落後的一方如果不是積極進攻，而是抱著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態度，等待對方失手而僥倖獲勝，時間將會使厄運越來越逼近弱者一方。當初被曹操譏為「自守之賊」的劉表的滅亡就是典型的例子。故而時不我待，諸葛亮不能坐以待斃。
再說，蜀國經過諸葛亮的苦心治理和經營，政局相對穩定，經濟空前繁榮，民族關係空前融洽，大將尚有趙雲、魏延、王平、廖化等可用之才。而魏國文帝剛死，年幼威輕的明帝登位不久，吳國也趁魏有大喪而先後攻其江夏和襄陽。這種時機已經比較難得。何況歷史上以寡勝眾，以弱克強的例子比比皆是。試問，如果在這種情況下仍不北伐，那和「自守之賊」的劉表有何區別？因此，諸葛亮決定北伐在戰略上是沒有問題的，以此來論證諸葛亮「將略非長」是沒有道理的。
那麼，是否能以成敗論定將略的長短呢？不可否認，諸葛亮的北伐最終沒有完成他「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宏願。但如果以此認定諸葛亮「將略非長」，那麼試問，曹操多次討伐江東和西川同樣沒有完成一統天下的既定目標，而陳壽卻在（《三國志·武帝紀》中稱其「明略最優」、「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當作何種解釋？孫權多次討伐曹魏同樣沒有成功，而陳壽卻在《三國志·吳主傳》中贊其「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又當作何種解釋？
當然，現在仍有許多人愛拿失街亭來非議諸葛亮的將略，並引用毛澤東讀《資治通鑑》「斬馬謖」一段時的批語「初戰，亮宜自臨陣」作為論據。實際上，諸葛亮失街亭只能說明他一時看錯了人，不能說明他短於應變將略，因為馬謖違背諸葛亮既定計劃是誰都無法預料的。毛澤東的批語實際是在惋惜諸葛亮用人之失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他的應變將略。假如諸葛亮果真短於將略，毛澤東怎會認為諸葛亮應該親自臨陣呢？退一步說，就算失街亭全是諸葛亮的過錯，那又算得了什麼呢？
曹操是大家公認的傑出軍事家，但據《（漢晉春秋》記載，他在戰爭中曾「困於南陽，險於鳥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既然被陳壽稱為明略最優，非常之人、超世之傑的曹操在一生征戰中尚有如此可觀的敗績，怎麼可以只因誤用了一次馬謖就認定應變將略非諸葛亮所長呢？
實際上，諸葛亮的應變將略在北伐中體現得淋漓盡致。他的五次北伐，除了最後一次因病逝五丈原無功而返外，前四次都有斬獲：第一次（228年春）「拔冀城，虜姜維」，又「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第二次（228年冬）在回軍途中破魏將王雙，斬之；第三次（229年）擊退魏將郭淮，奪武都、陰平二郡；第四次(231年)大破司馬懿，「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並在回軍途中射殺「以巧變為稱」的名將張邰。因此，諸葛亮除了在第一次北伐中因錯用馬謖而失街亭外，從沒遭受重大的挫敗。
相比之下，「殄公孫（淵）於百日，擒盂達於盈旬」的一流軍事家司馬懿，雖手握三十餘萬大軍，「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眾，據牢城，擁精銳」，卻「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明明「畏蜀如虎」，卻又自導自演了一出「千里請戰，仗節入營」的滑稽劇。誰不知戰場局勢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哪有千里請戰的道理？當初擒斬孟達可曾請示皇帝？對降將孟達尚能先斬後奏，奉命抵抗來犯敵人卻要千里請戰，豈不滑天下之大稽？再說，司馬懿身為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從軍已有三十春秋，豈能不知「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
想那諸葛亮起八萬之眾，「蹈一州之土」，伐「十倍之地」卻能在彼境內自來自去，使兵將數倍於己的司馬懿進不敢戰，退不敢追。誠如吳國大鴻臚張儼（（默記·述佐篇》所言：「若此人（諸葛亮）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克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如此神話般的傳奇人物，怎可輕言「應變將略，非其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