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們絕大多數人所知道的董卓的形象就是《三國演義》里那個殘暴無度、濫殺忠良的形象，那麼如果我們暫且拋開《三國演義》對董卓形象的藝術再加工，單純從正史上的記載來看：董卓也可以視為那個時代的第一大反派。為什麼說董卓是那個時代的第一大反派呢？他具體都做了哪些壞事呢？首先就是好殺人——這可不只是小說《三國演義》杜撰的情節，事實上在正史中曾詳細記載過董卓的殺人事跡：「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先斷其舌，或斬手足，或鑿眼，或煮之」「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獲袁紹豫州從事李延，煮殺之」.......從這些敘述中不難看出董卓殺人都殺出花樣來了。當然正史的記載就一定可信嗎？畢竟董卓作為一個名聲臭的人再多潑一些髒水也不是不可能。那我們再看當時的才女蔡文姬的私人記錄：「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並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董卓依仗其軍隊擅自廢立皇帝，後來索性又弒殺了廢帝和太后。董卓盤踞洛陽期間好用刑法立威：侍御史擾龍宗拜見董卓時忘了解除佩劍，董卓借題發揮下令將其活活打死；又指使人將何太后的母親舞陽君殺害，甚至將何太后的哥哥何苗的遺體從墳墓中挖出來肢解扔在園林之中。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各州郡官員推舉袁紹為盟主討伐董卓，董卓以強迫朝廷遷都長安的方式避其鋒芒。在此過程中凡是反對遷都的人都被董卓處死，同時董卓還放縱部下在洛陽城中劫掠財物、姦淫婦女，甚至還縱兵發掘了城外的東漢歷代皇陵。董卓主政期間還大肆發行劣勢貨幣，以此從民間搜刮財富，從而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陳壽在寫作《三國志》時針對董卓的暴行評價道：」自書契已來殆未有之也「——自稱人們發明文書記載歷史以來就從未見過這樣的暴行。董卓這個人在歷史上名聲不好，不排除有一部分記載可能是故意栽在他頭上的，可即使這些記載中哪怕只有部分屬實也足夠駭人聽聞了。根據現代心理學的說法：董卓可能具有嚴重的暴力傾向和反社會人格。
那麼問題來了：如果董卓是一個只會殺人的野蠻屠夫，那麼他是怎麼得以一度竊取漢帝國的權柄的呢？要知道董卓在進入洛陽之前只是一個位列九卿之下的前將軍，所帶兵力不足3000人。應該說董卓的性格在可能的確具有一定的暴力傾向，但他絕不會是像《三國演義》所描述的那樣一個只會殺人的昏庸無道形象，他能得以竊取漢室權柄其實足以證明他還是有一定過人之處的。我們不妨看看董卓發跡前的早年生平經歷：董卓字仲穎，是隴西臨洮人。臨洮這地方現在隸屬於甘肅省定西市，東漢時期這裡屬於涼州轄區，所以在當時人們的概念中董卓屬於典型的涼州人或關西人（函谷關以西）。這個地區的特點就是民風彪悍：春秋戰國時代這裡是秦國與西戎部族持續交鋒之地，漢武帝時期通過在這一地帶和匈奴的反覆交鋒才得以打通河西走廊，這裡自古以來就是各族混居雜處之地，因此養成了一種尚武之風，甚至連當地婦女都能」戴戟操矛，挾弓負矢「。秦漢時期一直流行一種說法」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當初在攻滅北匈奴後勒功燕然的竇憲就出自關西豪族，除了竇氏之外關西地區還誕生過馬氏、梁氏等以軍功聞名的世家豪族。生長在這種環境下的董卓從小就養成了任俠好武的性格。《三國志》中對董卓的身手有如下記載：」臂力過人，身背兩弓，左右馳射「。從小就喜愛行俠仗義的董卓曾到羌人部落遊玩並與很多羌人首領結交。後來董卓回鄉耕種，一些羌人首領來看望他，董卓和他們一起回家，把耕牛殺掉款待眾人。羌人首領們非常感動，他們回去後湊了上千頭各種牲畜贈送給董卓。後來董卓的名聲越來越響亮，以致於引起了當地官府的注意：隴西郡府任命他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當時邊塞上的胡人部落常騷擾邊境，劫掠百姓，董卓奉命領兵大勝犯境的胡人部落，為自己掙取了政治上的第一桶金。當時與西部邊境的羌人部落的戰爭已成為一個困擾東漢王朝多年的頑疾，也正是漢羌戰爭為董卓提供了嶄露頭角的舞台。
漢羌戰爭的主戰場就位於涼州：當地的羌人部落已斷斷續續和東漢王朝進行了長達百餘年的戰爭。在漢桓帝和漢靈帝年間依靠段熲、皇甫嵩、張奐三名涼州名將的奮戰終於使羌亂逐漸平息下來。在此期間董卓參與了平定羌亂的軍事行動並日益嶄露頭角：他先是被涼州刺史成就徵辟為從事，領兵討伐羌胡部落，結果」大破之，斬獲千計「。董卓由此引起了時任并州刺史的段熲的賞識——後者向當時的司徒袁隗（袁紹、袁術的叔父）推薦了董卓，董卓因此得以入京為官。在延熹四年（161）到延熹九年（166）期間董卓以六郡良家子的身份被授予羽林郎的職務。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鮮卑首領檀石槐大舉犯境，董卓以軍司馬的身份隨時任中郎將的張奐出征幽、並、涼三州。次年西北地區再次爆發羌亂，董卓又隨張奐率軍前去平叛。最終漢軍大獲全勝——據史書記載」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董卓也因功官拜郎中，歷任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戊己校尉，同時還賞賜了董卓大量財物，而董卓把這些賞賜全部分給了部下，此舉為他爭取到了人心。恰在此時董卓的上級張奐因得罪宦官遭到打擊報復，董卓也因此事的牽連而被免官。然而沒過多久又發生了羌人叛亂，董卓被朝廷起用為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在任職并州刺史、河東太守期間董卓」數討羌胡，前後百餘戰「。
中平元年（184）二月黃巾起義爆發，董卓以中郎將身份參與鎮壓起義。然而董卓率部圍攻黃巾軍的據點下曲陽長達兩月卻未取得任何戰果，董卓因此被朝廷撤職並定為「免死罪一等」。董卓的職權由皇甫嵩接替，而皇甫嵩很快就攻下了下曲陽並斬首十萬餘，董卓因此認為皇甫嵩有摘桃之嫌。不過董卓自己其實也從皇甫嵩攻克下曲陽一事中獲益：原來漢靈帝在得知皇甫嵩攻克下曲陽後大喜之下宣布大赦天下，董卓也因此免除了牢獄之災。184年冬又爆發了邊章、韓遂叛亂，朝廷委任熟悉西北軍務的董卓為中郎將，作為皇甫嵩的副手出征西北。185年3月皇甫嵩因進展緩慢被朝廷撤職，其職位由司空張溫接替。董卓在張溫的率領下繼續作戰，但依然沒取得多大進展。董卓因此受到了張溫的責問，董卓竟對身為頂頭上司的張溫出言頂撞，時任張溫參軍的孫堅建議趁機將其殺死，但張溫懾於董卓在軍中的影響而沒同意。188年韓遂和馬騰叛亂，朝廷以皇甫嵩為主、董卓為副救援被韓遂、馬騰圍攻的陳倉。皇甫嵩、董卓合作抵禦韓遂、馬騰的圍攻80餘天后韓遂、馬騰因精疲力竭而撤退，這時皇甫嵩讓董卓守城，自己出城追擊，斬獲萬人、皇甫嵩因此再次立下大功，而董卓則認為自己的桃子再次被皇甫嵩給摘了。事後朝廷升任董卓為并州牧，與此同時要求他把所部兵馬交給皇甫嵩全權指揮，然而董卓執意要帶著兵馬赴任。最終朝廷同意董卓帶著5000人赴任，但他走到河東郡的時候就停下不走了。
董卓之所以停下了不走其實就是預感到朝廷政局可能會出現重大變故，因此他索性停留在河東郡靜觀其變。不久董卓真就等到了他預感中的重大變故：漢靈帝駕崩了。本來按說皇帝駕崩和新皇帝繼位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正值多事之秋漢靈帝的駕崩使朝廷政局一下子變得波譎雲詭起來：代表外戚勢力的大將軍何進和代表宦官勢力的十常侍之間的政治鬥爭迅速進展到白熱化的程度。何進為實現誅殺宦官的目標接受了袁紹的建議：徵召包括董卓在內的地方武將帶兵進京。從後來發生的事看來：這實際上是打開潘多拉魔盒的第一步。我們知道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東漢王朝的軍事權威實際上已被地方上割據一方的世家豪族所取代，而具體到董卓所在的涼州地區這種現象其實發生得更早：在長達百餘年的漢羌戰爭中涼州地區實際上早已形成地方軍事長官根據具體的作戰需要而從自己的宗族同鄉中募兵的慣例。在天下承平之時這種現象僅僅只是處於漢羌戰爭前線的涼州的特有現象，而涼州地區的軍事長官又無力與朝廷正規軍抗衡，因此還不至於捅出大簍子。然而黃巾起義爆發後各地州牧在鎮壓過程中紛紛趁機將地方軍事指揮權掌握到了自己手中，東漢朝廷實際上已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在這種情況下手握軍權的董卓被徵召進京會造成什麼後果呢？後果就是我們在全文一開始提到的廢殺少帝、強制遷都、盜掘皇陵、奸淫擄掠。然而董卓進京就只做了這些事嗎？如果是這樣，那麼恐怕他的敗亡會更為迅速。董卓的確殘暴好殺，不過董卓進京後在殺人之外還做了另一些事。
也許我們很多人傳統印象中的董卓應該是一個體型碩大、滿臉橫肉、殺人不眨眼的一介莽夫形象。然而我們從董卓早年的生平經歷來看：他的崛起實際上是依賴於軍功一步一個腳印打出來的。早年的董卓任俠好義，以致於可以為結交朋友而不惜重金，這使他得以在身邊團結一個效忠於他的團隊。除了具備一定的軍事造詣和任俠好義的性格特點之外董卓實際上也並不是一個大老粗：《後漢書》、《三國志》中就記載了他和盧植、楊彪、黃琬等朝廷重臣的幾段對話，在這些對話中董卓不止一次引用過歷史典故。這或許並不足以證明董卓是飽讀詩書之人，但至少足以證明董卓還是或多或少知道一些典故的，這和我們傳統印象中那個五大三粗的董卓形象恐怕還是有些差異的。儘管通過這些記載使我們得以知道董卓是具備一定文化功底的，但董卓的文化水平可能並不見得有多高。然而董卓卻特別喜歡和文化造詣高的人打交道——據《後漢書·董卓傳》的記載：董卓執政掌權後「忍性矯情，擢用群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毖、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等，以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此外董卓還重用了曾被宦官迫害的大學者蔡邕，對蔡邕幾乎言聽計從。應該說董卓並不是一個只會殺人的莽夫，他還是有一些軍事素養、文化功底和政治謀略的。不過我們也不能陷入另一個誤區就是對董卓過分吹捧：事實上董卓基本上還是依靠武力推行一種強權政治，他並不具備像後來的曹操一樣深謀遠慮的眼光，也沒能出台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政治經濟改革措施。我們知道後來的曹操得以」挾天子令諸侯「，然而同樣一度把持朝廷的董卓為什麼就令不了諸侯呢？事實上亂世之中天子人人可得而挾之，但得到天子後能否令得動諸侯可就不一定了。
董卓和曹操的不同命運恰恰證明挾天子未必能令得動諸侯。曹操為什麼能挾天子令諸侯呢？首先挾天子使曹操獲得了政治上的主動權，可與此同時他還必須在經濟上、軍事上強化自身實力。曹操的發展策略總結起來就是「奉天子以討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放眼當時天下各路割據勢力即使強大如袁紹者也因缺糧而不得不採桑葚為食，而各路割據勢力解決糧食問題的辦法就是劫掠：飢餓的時候就搶老百姓的糧食，一旦吃飽了就將多餘的糧食隨意扔掉。這樣的軍隊既缺乏民心支持，又沒穩定的後勤保障體系，往往因缺糧而不戰自潰。相比之下曹操率先想到以大興屯田的方式恢復農業生產，不能不說這是曹操的過人之處。曹操的過人之處不只體現在經濟政策上，同樣也體現在用人政策上——在那個講究出身門第的年代曹操卻能做到唯才是舉、因材而用。相比之下董卓在進京儘管也提拔任用了一批士人，從而一度樹立了一種禮賢下士的形象。然而董卓卻沒像後來的曹操一樣有對政治體制、經濟規劃、用人舉措的通盤考慮，董卓的統治在本質上仍是一種依靠武力推行的強權政治。然而如果不能從政治、經濟、文化多方面著手改革，那麼單純依靠武力推行的強權政治就像是在拉一張弓：當作用於弓的力量越大時固然可以把箭射得更遠，然而如果一直這麼使力下去總會把弓弦拉斷的，所以古人才會說」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只知道一味使用強力的人最終必將被反作用力反噬。當然這種敗亡是需要一個時間過程的，事實上董卓進京後經歷了一個權力逐漸膨脹的過程，而他也在這一過程越發驕橫跋扈，從而最終使自己踏上了一條不歸路。那麼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董卓的權力究竟是如何膨脹的。
董卓帶入洛陽的兵力其實只有3000人左右。而此時洛陽城內尚有何進、何苗兄弟遺留的私人部曲，還有與董卓的涼州軍團同樣以勇悍而聞名天下的并州軍團。這兩股勢力加起來實際上已超過了董卓的兵力。如果董卓這時要強行兼并這些部隊，那麼還不知到底鹿死誰手。董卓針對自己兵少的局面完了一招無中生有虛張聲勢的把戲：他連續四五日讓部隊在夜裡偷偷離開軍營，第二天一大早又大張旗鼓進駐軍營，從而給外界造成一種源源不斷有後續的涼州軍團入城的假象。這時董卓開始對京城中另外兩路人馬下手了：首先被董卓搞定的是何進、何苗兄弟留下的私人部曲。這支隊伍儘管看著人多勢眾，可自從何進死後實際上就陷於群龍無首的狀態，於是在董卓一番虛張聲勢的恫嚇以及一系列的威逼利誘手段之下這支隊伍很快就投靠了董卓。這時京城中只剩丁原的并州軍團尚能與董卓抗衡，於是董卓就唆使呂布刺殺丁原，至此董卓成為了洛陽城中全部軍事力量的實際掌握者。這裡有必要重點提及被董卓并吞的并州軍團。漢代的并州包括太原、上黨、西河、雲中、定襄、雁門、朔方、五原、上郡、代郡等地。這些地區在秦漢時期是抗擊匈奴的最前，也是中原王朝重要的養馬基地。當初漢光武帝劉秀平定天下時就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并州騎兵，也正由於和東漢王朝的這層特殊關係使并州軍團並沒出現像涼州軍團那樣的羌胡化、軍閥化的特點，而并州人在朝中的地位相比涼州人也更高一些。這其中有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司徒王允其實就是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人。事實上王允後來設計董卓在一定程度上所反映的是并州集團和涼州集團之間的矛盾。其實董卓所面對的可並非只有與并州集團的矛盾。
東漢的人才選撥機制是強調出身門第的察舉徵辟制度。這樣就在朝中形成了通過各種聯姻、過繼等關係組成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世家貴族集團。董卓的統治在本質上是一種依託於暴力手段的武人政治。長期以來把持東漢朝政的世家大族其實對這種武人政治是極為不滿的。儘管在洛陽城中董卓占據著絕對的軍事優勢，但那些來自關東地區的世家大族實際上在老家都是有自己的勢力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紹：在洛陽城中袁紹的確無力與董卓抗衡，可當他跑到關東地區後就利用自家」四世三公「所積累的人脈威望迅速拉起自己的隊伍。其實袁紹和董卓的矛盾只是關東世家同涼州集團的矛盾縮影，所以袁紹在關東振臂一呼就形成了由十八路關東諸侯組成的聯軍共同討伐董卓的局面。關東諸侯的軍事壓力又使之前本來已被掩蓋的涼州集團和并州集團的矛盾重新爆發：王允聯合呂布殺死了董卓，而以李傕、郭汜為代表的董卓舊部為求自保聚眾十萬攻占長安，殺死王允擊敗呂布，重新掌握了東漢朝廷的權柄。然而在失去董卓這個公認的首領後涼州集團很快陷入內鬥狀態。涼州集團的失敗充分證明：單純依靠武力是無法在東漢末年的亂世中長期立足的，以董卓為代表的涼州武人們儘管在漢末亂世中率先崛起，然而最終卻是徒然為他人做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