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凱、江疏影、喻恩泰等主演的古裝電視劇《清平樂》正在熱播。憑藉著考究的服裝造型、嚴謹的台詞對白等，吸引了眾多的古裝愛好者，不出意外的話，這部劇將成為又一部精品國產劇。
《清平樂》改編自米蘭lady的小說《孤城閉》。不過，電視劇對於原著的改編比較大，原著主要講述了北宋仁宗長女福康公主和內侍梁懷吉的愛情故事，而電視劇則把原著中的男二號宋仁宗作為主角來講述他執政四十多年治理國家的一生。
宋仁宗趙禎是北宋的第四位皇帝，在位四十二年（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是北宋執政時間最長的君主。事實上，雖然歷代文人對宋仁宗的評價極好，文獻中溢美之詞無數，但他本人在歷史中的存在感還是偏低，主要還是在「狸貓換太子」這一經典傳奇故事中刷出來存在感的。然而即使是在這一故事中，他作為當事人的存在感也遠不如鐵面無私的包拯和心機深沉的劉太后。
真正讓宋仁宗的存在感乃至歷史地位急速上升的還是近幾年的網絡自媒體，「他在位時期是中國古代最好的四十年」「千古第一仁君」……這些標題和評價絕對會吸引眼球，但是否客觀卻並不好說。
那麼，全面客觀的看，宋仁宗趙禎的歷史地位究竟如何呢？
上圖_ 《清平樂》劇照 ，王凱 飾 宋仁宗
- 一、人品極佳
宋仁宗最讓後世稱道的優點自然是及其寬厚仁慈的人品，可以說，「仁」這個字是對他一生最好的評價。我們可以從《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東軒筆錄》等文獻之中記載的幾件小故事中一探究竟：
有一次，宋仁宗在御花園散步，走了一段時間，感覺口渴，但發現身邊的侍吏並沒有帶水壺，為了避免他們受到責罰，宋仁宗居然忍著口渴不說一直等到回宮才找宮女要水喝。
宋仁宗有一次加班到深夜，很想喝羊肉湯，但沒有主動提出，原因是怕皇帝飲食喜好被下人無限放大，從此以後會頻繁宰殺來滿足皇帝的需求，他於心不忍。
宋仁宗有一次吃中午飯吃到了石子，被硌得臉色難看，卻不忍心處罰淘米的下人，並叮囑身邊的人在日後也不要因此事大動干戈。
上圖_ 包拯（999年－1062年7月3日）
宋仁宗的仁厚還體現在他的從諫如流，廣納良言。他對於大臣的逆耳忠言都能容納，這使得包拯這樣的直臣能夠湧現出來。在君主專制的中國古代，缺乏制約的皇權十分任性。但宋仁宗身為君主，卻能主動約束自己的權力，不僅不任意妄為，還能做到體恤他人，十分難得。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趙禎病逝。根據《宋史》記載：「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雖然這個記載有誇大其詞的可能性，但也足可以表明宋仁宗的寬厚仁慈得到了京城百姓的普遍愛戴。
上圖_ 陳寅恪（1890.7.3—1969.10.7），字鶴壽，江西修水人
- 二、文治興盛
近現代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而趙宋時期文化最興盛的時代又當屬宋仁宗在位時期，從陳寅恪先生的評價來看，是宋仁宗締造了中國古代文化的鼎盛時期。
這個評價其實並非虛言，北宋從立國之初就重視文教，經過六十多年的發展，到宋仁宗時期開花結果，加上宋仁宗對文人士大夫的開明仁厚，文化領域的人才呈現井噴並普遍擁有了施展才華的機會，歐陽修、梅堯臣、范仲淹、富弼、韓琦、文彥博、司馬光、包拯、王安石、蘇軾、蘇轍、曾鞏、曾布、章惇、王韶、呂惠卿、張載、程顥、程頤等等。
這些人為後世留下了無數文學名篇，如《醉翁亭記》《岳陽樓記》《資治通鑑》等等，以致於網絡上有人戲稱「沒有宋仁宗我中學的時候得少背多少課文」。
上圖_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記錄了北宋繁榮景象
- 三、經濟繁榮
北宋給後世的印象一直都是繁華富庶，而宋仁宗時期的經濟成就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人口數量是封建社會衡量經濟繁榮程度的一個重要指標，根據張邦基在《墨莊漫錄》的記載，宋仁宗統治時期全國人口增長了三百七十九萬戶，相當於唐貞觀時期的總戶數，唐代極盛時期的開元年間，人口最多只有八百多萬戶，宋仁宗末年則有一千二百多戶。所以對於人口問題，包拯說「自三代以降，跨唐（貞觀之治、開元盛世）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也說：「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
南宋史學家葉水心的《應詔條奏 財總論》記載：「祖宗盛時，收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意思是說，北宋的稅收是漢唐極盛時期稅收的四倍以上。雖然不同文獻的記載差距較大，但從各方的考證數據來看，宋仁宗時期的稅收總額遠遠超過唐朝「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總和是絕對沒有任何問題的。
上圖_ 北宋交子
這得益於宋仁宗對於工商業的支持，中國古代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但宋仁宗的一系列務實作為改變了這一慣例，例如，他取消宵禁制度，建立早期的消防機制、打破「坊」與「市」的界線，允許商店可以隨處開設，促使汴京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城市，重視對外貿易等等。經濟的發達，也讓宋仁宗時期出現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宋仁宗時期的經濟繁榮程度不僅空前而且絕後，因為根據史學家的考證和計算，儘管明清時期的人口、國土面積等遠超北宋，但經濟依舊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上圖_ 司南模型 、中國航海者的羅盤（指南針）
- 四、科技發達
宋仁宗時期經濟文化的繁榮昌盛離不開先進的科技支撐。
中國古代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有三個在宋仁宗時期得到了推廣和運用，火藥應用於了與西夏的戰爭，指南針應用於航海最終幫助宋朝擁有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帆船艦隊，畢昇發明的活字印刷術使得宋代大量的文獻得以保存，就連被稱為「中國科學史上的里程碑」的巨著《夢溪筆談》也發源於宋仁宗時期。
應當說，宋仁宗的開明仁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會對科技的態度和風氣。
上圖_ 夏景宗李元昊（1003年6月7日-1048年1月19日）
- 五、軍事孱弱
與成就極高的文治相比，宋仁宗在軍事上的表現就十分不足甚至可以說是孱弱了，他在位時期的有兩個重大的軍事事件：一是慶曆和議，二是重熙增幣。
景祐五年（1038年），北宋在西北的藩屬部落党項族首領李元昊稱帝建國，宣布脫離北宋，引發了長達三年之久的第一次宋夏戰爭，這三年雙方在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地爆發三次大規模戰役，結果宋軍全部以失敗告終。雖然西夏同樣損失慘重，但卻在之後的慶曆四年（1044年）的議和中得到了補償——西夏向北宋稱臣，但北宋每年給西夏歲幣絹15萬匹、7萬兩銀和3萬斤茶葉，而且李元昊在國內依舊以皇帝自居（實際上是宋仁宗默許了西夏的獨立建國）。
西夏與北宋的國力差距十分懸殊，宋仁宗在準備充分並且主動出擊的情況下依舊以失敗告終，這不得不讓人質疑宋仁宗的軍事能力，至少其在用人和組織動員等問題上是有嚴重不足的。此外，宋仁宗在西夏損失慘重、被迫求和的前提下依然在議和的結果中處於劣勢，只能說他不夠強硬、缺乏魄力。
上圖_ 遼 北宋 西夏形勢圖
慶曆二年（遼國重熙），遼國趁北宋與西夏交戰之際落井下石，一邊派大軍壓境。
一面派使者向宋仁宗索要關南十城（關南十城屬於幽雲十六州的範圍，五代後晉時被石敬瑭割讓給遼國，後來後周世宗派兵奪回。）遼國叫囂，如果不歸還關南十城就不能繼續維持澶淵之盟，將訴諸於武力。宋仁宗派宰相富弼前去和談，為避免兩線作戰，最終的結果是北宋在澶淵之盟答應的歲幣基礎上每年又增加了銀十萬兩、絹十萬匹給遼國，不過條件是遼國要幫助北宋壓制西夏。因為這一年是遼國的重熙年間，所以歷史上稱為「重熙增幣」。
上圖_ 澶淵之盟
關於「重熙增幣」的討論一直都頗具爭議。
贊成者認為宋仁宗花錢離間了遼夏關係，避免了戰爭，換取了和平；反對者則認為遼國是虛張聲勢，藉機「敲竹槓」，宋仁宗軟弱無能、活該被宰。從後來的西夏也向遼稱臣，並訂立密約的情況來看，這些錢花的並沒有起到很大作用，究竟孰是孰非這裡不做討論，但因懼怕軍事威脅直接給鄰國送錢的這件事情絕對稱不上光彩！
此外，宋仁宗在軍事上的還有一個爭議較大的事件，那就是名將狄青之死。由於北宋施行「重文輕武」「以文御武」，導致終北宋一朝，可以稱得上名將的僅有狄青一人。狄青作戰勇猛，文武雙全，在對抗西夏、平定南方起義等戰爭中為宋仁宗立下了赫赫戰功。但晚年還是因功高震主，受到了宋仁宗和文官集團的猜忌和打壓，最終抑鬱而終。
上圖_ 狄青（1008年—1057年），字漢臣，汾州西河人
- 六、危機四伏，改革不利
雖然史學界經常把宋仁宗在位時期稱讚為仁宗盛治，但在盛世之下卻潛藏著許多危機。第一個危機便是財政危機，雖然宋朝尤其是宋仁宗時期國家稅收的數量達到了封建社會空前絕後的程度，但仁宗末年剛登上政治舞台的司馬光就曾向宋仁宗上書稱「今入者日寡而出者日滋」，意思是說國家的財政收入增加速度遠低於支出增加的速度，也就是說，宋仁宗時期國家經濟發達、稅收龐大卻依舊入不敷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種情況呢？
首先，北宋的兵員數量在宋仁宗時期達到巔峰。
據《宋史·兵志》的記載，宋仁宗慶曆年間，北宋全國的軍隊總人數在一百二十五萬以上，不僅是整個北宋之最，也堪稱中國古代之最。由於宋代軍隊全部由國家財政供養，龐大的軍隊數量必然消耗巨大的財政，富弼就曾說「自來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財政支出的80%甚至90%以上用於供養軍隊有些誇大其詞，但從後世的嚴謹考證中表明，超過一半是肯定的。擁有如此龐大的軍隊規模，卻在軍事戰爭中屢屢失利，也恰好在側面反映出了宋仁宗軍事能力的不足。
此外，北宋每年的財政支出還有養官、養宗室、給西夏和遼國的歲幣等，這便是史學界研究宋朝歷史不得不提到的「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問題。
上圖_ 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趙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
根據《宋史》的記載「勢官富姓占田無限，兼并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可以看出宋仁宗時期的土地兼并成風，到他晚年已經出現非常嚴重的土地矛盾和貧富分化了，這與他本人（當然他的前輩也一樣）對功臣貴族的縱容有很大關係。
與之對應的是，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僅僅見於文獻記載的農民起義就有三十多起，例如王倫起義、邵興起義、王則起義等，不過規模都比較小，最多數千人而已。此外，北宋繼承沿用了五代以來的「差役法」，其剝削百姓的弊端在宋仁宗時期愈發嚴重，也是起義不斷的一個重要誘因。
上圖_ 歐陽修（1007年－1072年）
面對矛盾叢生的現狀，宋仁宗也曾試圖改變。慶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用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進行改革，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主張，史稱「慶曆新政」。
然而，由於新政觸碰了貴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新政僅僅持續了一年多就宣告失敗，以宋仁宗將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貶斥出京而終結。而宋仁宗一直到去世，到沒有再試圖解決這些問題，只能留給後人，這才有了宋神宗時期轟轟烈烈的「王安石變法」。
上圖_ 王安石（1021年－1086年）
縱觀宋仁宗的執政方式，可以明顯看出，他的寬厚仁慈是建立在對官僚貴族階級的妥協和對普通百姓的剝削壓迫基礎之上的。其實這無可厚非，因為這是封建君主專制的本質決定的。
然而，面對已經不斷凸顯的社會矛盾，宋仁宗選擇得過且過、維持現狀，執政四十多年，坐擁最龐大的軍隊伍卻屢屢失利，稅賦遠超前代數倍但依舊入敷不出，不能給後世留下一個豐盈的國庫，也對周邊鄰國沒有形成軍事威懾。當然，文化的璀璨不能抹殺，整體稱得上是一個合格的守成之君，還達不到近年來網絡吹捧的高度。
文：博陵清河
參考資料：《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東軒筆錄》《應詔條奏財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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