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有消息說，華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差點就演了蝙蝠俠。
《帝國》雜誌報導，達倫·阿羅諾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曾被華納邀請拍攝一部《蝙蝠俠》電影，當時他相中的主角就是鳳凰哥。
我們都知道這事兒沒成，華納最終將導演換成了諾蘭，他拍出了傳世之作，蝙蝠俠黑暗騎士三部曲，貝爾則成了史上最經典蝙蝠俠形象之一。
不過仍舊讓人不禁幻想：一個能演把小丑演繹得如此出色的演員，如果一開始演了蝙蝠俠，是否也能締造經典？
這種可能性如今幾乎不可能在華金身上得到驗證了。
但當我們望向蝙蝠俠貝爾時，卻發現他在20年前已經通過《美國精神病人》（American Psycho，2000）證明，小丑與蝙蝠俠可以存於一體。
本能夠成為蝙蝠俠的人，也可能因一念之差變成小丑。
今年正值貝爾這部作品上映20周年。
遺憾的是，敏感的話題，赤裸無比的暴力展現，讓它在20年前被淹沒在爭議聲中。
20年前的4月，電影公映前，女權主義者和反暴力者前後夾擊。上映後，評價嚴重分化。
爛番茄、Metacritic等平台打分都將將及格，好在各大媒體都不吝給出了好評。
《衛報》稱它為「新世紀的《搏擊俱樂部》」，《娛樂周刊》認為它是一部「借古諷今的傑作」。
其後20年間，它又不斷被翻案，人們總能從這部影片中挖掘出新的現實價值。
如今回看，無論是那些巧合互文，還是影片所包含的現實意義，《美國精神病人》都確實值得從硬碟中撈出來，好好再看一遍。
《小丑》在上映前，曾經因為「誘發暴力行為」遭到反對。無獨有偶，《美國精神病人》也有過類似的經歷。
影片改編自美國小說家布雷特·伊斯頓·埃利斯（Bret Easton Ellis）在1991年發表的同名驚悚小說。
故事發生在80年代中期華爾街鼎盛之時，主角貝特曼（Bateman）是個家財萬貫的投資家，因厭倦於互相攀比的上流生活，開始了自己的雙面人生。
白天，他是華爾街天之驕子，遊走於顯貴之間；
晚上，他是嗜血的連環殺手，貪婪地捕獵弱者與女性。
暴力、敏感的設定，加上作者布雷特毫不避嫌的兇殺場面描寫，本書在剛剛發售時就已爭議連連。
它被分級、限制出售，甚至被一些國家規定為禁書。
以格洛麗亞·斯坦因（Gloria Steinem）為首的女權主義者，還因女性暴力對該書進行了強烈譴責和反對。
多方責難之下，作者甚至遭到過死亡威脅。
與《發條橙》一樣，這本書的價值要到未來十年里才得到重視，並逐步被大眾接受，奉為諷刺小說的經典之作。
但當有人打算將它改編成電影時，反對聲卻又捲土重來。
製片人愛德華·普雷斯曼（Edward R. Pressman），早在1992年就買下了小說改編權，但由於爭議巨大，本片足足準備了7年才開拍。
籌拍過程更是充滿曲折，換過2任導演，3任編劇，退出的理由要麼是「太困難」，要麼是「不合適」。
更難的是男主角貝特曼的選角。
7年間，約翰尼·德普、萊昂納多·迪卡普里奧、伊萬·麥格雷戈、愛德華·諾頓、布拉德·皮特等，都曾確切接觸過劇組。
其中，萊昂納多甚至已經在1997年被獅門影業官宣為正式主演，但經過幾個月的考慮，他突然退出。
原因近幾年才被揭曉，影片編劇吉娜薇·特納（Guinevere Turner）揭露，本片的強烈反對者格洛麗亞·斯坦因曾與萊昂納多進行過交談，她警告小李：
「不要接這部電影。你剛因為《鐵達尼號》成名，全球的女孩們都等著看你下一步要做什麼，而這是一部瞠目結舌地展現針對女性暴行的電影。」
很顯然，其他演員也有這方面的考慮，它是一個展現演技的絕佳機會，但負面影響有可能更加巨大。實在是一隻燙手山芋。
尷尬局面最後才被克里斯蒂安·貝爾打破。
根據導演瑪麗·哈倫（Mary Harron）回憶，她當時提醒貝爾，這部電影可能是一次「職業自殺」。
貝爾卻表現得更加興奮了。
在進行第一次非正式會面時，貝爾已經穿得像劇本里的貝特曼一樣，他對哈倫說的第一句話是：
「你好，我是派屈克·貝特曼。」
為了得到這個角色，貝爾在接下來的9個月中推掉了所有試鏡和邀約，每天訓練數小時，以達到令貝特曼自戀的身材。
貝爾最終如願拿下了這個角色，當時他還不知道，那位格洛麗亞後來會成為自己的後媽。
也不知道，他在多年後會因為各種「增重減重」被觀眾稱為氣球人，更不知道，他在成為Bateman（貝特曼）之後還會成為Batman。
如今看來，《美國精神病人》確實是貝爾演員生涯的一個轉折點。
而除了對貝爾本人的意義以外，影片本身的內涵，也是我們願意在20年後重看本片的原因。
和《小丑》一樣，《美國精神病人》的兇殘殺手，都在病態環境的逼迫下走向了極端。
但有趣的是，二者的身份地位截然相反。
《小丑》呈現的是一個社會底層人，被逼入絕望偏執的深淵，最終走上極端犯罪之路的過程。
而《美國精神病人》則提供了另一種可能性，一個頂層富人，也有可能在物慾橫流的上流社會中，成為連環殺手。
仿佛就是一個布魯斯·韋恩墮落成小丑的故事。
如《華爾街之狼》所展現的一般，80年代的華爾街紙醉金迷，主角貝特曼身處其中，他是錦衣玉食的天之驕子，家財萬貫的富二代。
影片從貝特曼洗浴的場景開始，從那一刻起，他的內心獨白就成了本片的一大重頭戲。
漫長的獨白似乎表明，他就是需要讓所有人知道，他在洗澡時用了多少名貴護膚品，每個早晨做多少運動，才能證明自己的身份與價值。
除此以外，他的內心空無一物。
他身邊的每個「朋友」，都穿著幾乎一模一樣的套裝，梳著類似的大背頭，喜歡相同的設計作品，去同一家飯店和夜總會。
這些選擇從不因個人喜好而改變，完全由價格和品牌決定。
酒席上，貝特曼看出未婚妻與他的朋友有婚外情，但他不在乎，因為他與另一位朋友的未婚妻也有婚外情。
在如此環境中，所謂的朋友、戀人關係也非出於彼此關心，只是身份認同需求。
所有人都如同用金錢和虛榮堆出來的空殼，那麼該如何讓自己看起來與眾不同，甚至如何證明自己存在？
貝特曼仿佛是整條華爾街唯一一個意識到這些問題存在的人，他對自身有著極其深刻的認知：
「這就是派屈克·貝特曼的概念，有些抽象，真實的我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一個物體，某種幻覺。」
而極端大環境下的個體覺醒，總是會指向極端道路，無論是《小丑》還是《美國精神病人》，皆是如此。
某個夜晚，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在第一次將刀子捅入一個流浪漢的肉體之後，貝特曼在夜晚對於殺戮的渴求，如同對食物與性的需求一樣，再也沒有停止過，手段也愈發殘忍。
這種饑渴漸漸滲入他的日常生活，夜晚的殺意在白天蔓延，雙面人生終於在最後合為一體，他再也分不清現實與虛幻……
貝特曼的精神轉變，與小丑的轉變弧線也有相似之處，呈現的都是：惡意的偏執面，是如何一步步吞噬一個人的內心的。
貝爾貢獻了極其出色的表演，他完美捕捉了貝特曼性格中的矛盾——謙卑與傲慢，虛榮與不安全感，憤怒與無可奈何。
一輪輪場景轉換里，你甚至能從他細微的表情變換中察覺到，那些矛盾是在何時向其中一方徹底傾倒的。
對貝特曼這個角色的出色演繹，非常有可能就是貝爾成為蝙蝠俠的敲門磚
但當多年後，記者問起貝爾如何看待這部電影時，他卻說
「它是我演員生涯中拍過最搞笑的一部電影。」
一部因暴力血腥飽受爭議的電影，搞笑從何而來？
這正是《美國精神病人》的巧妙之處。
暴力場景之外，黑色幽默無處不在，蔓延到每一個角落。
由於影片拍攝經費遭到過多番削減，一些有趣的場景甚至是巧合和意外造成的。
今年哈倫在接受採訪時，談到了片中的一個名場面：
貝特曼藏著斧頭，逐漸靠近傑拉德·萊托飾演的保羅·艾倫，出其不意地將後者砍死。
萊托驚訝恐懼的表情曾經引起熱議，因為那反應實在太真實了。
哈倫解釋稱，萊托當時真沒做好準備，從他的角度根本看不到貝爾的斧頭：
「我們準備把排練直接拍下來，並且沒有告訴萊托，所以這是真正的出其不意。當貝爾尖叫著說：『嗨，保羅』，萊托轉身看到貝爾拿著斧頭沖自己砍來，他的表情是真正的震驚。」
更有趣的是，砍完人之後，貝特曼半邊臉被鮮血覆蓋，半邊臉完全潔白，完美展現了他矛盾的人格。
而這事實上也是道具組「失誤」導致的。
當然，更多諷刺情節，要歸功於原著作者與影片導演的巧妙安排。
比如，引燃貝特曼殺意的導火線，是一場「名片大戰」。
當這些企業家們掏出自己的名片，介紹著它們之間的區別以彰顯品味，並且因輸給了其他人直冒冷汗時，我們作為觀眾看到的是——
比如，片中角色經常認錯人，只因為對方穿的服裝品牌跟上次不一樣了。
比如，貝爾在酒局上展開高談闊論，對貧富差距、種族、女權大談特談，用一大堆空話套話堆砌他的理想世界，引得同伴哄堂大笑。
然後夜色降臨，他卻開始將女人當做洩慾的工具人，將窮人當成虐殺目標。
這些黑色幽默藏得深嗎？一點都不深，它們甚至多數是用漫畫式的誇張手法表現出來的。
但人們總會選擇性地忽略這些情節，轉而對片中的暴力和女性裸露、殘殺畫面大加批判，以彰顯自己的高尚與正確。
卻全然不知自己已經掉進了導演所設下的圈套當中，成為了影片諷刺目標的一員。
導演瑪麗·哈倫也是個女性，她甚至曾在《我殺了安迪·沃霍爾》中，塑造過一個激進女權主義者。
在最近的採訪中，她再次談到《美國精神病人》，認為「這部被女權主義者大加批判的電影，其實才是撕掉偽善面具的女權主義電影。」
在談到本片20年來一直保持著生命力時，她如此解釋：
「這似乎是一個過去的時代，但我們從未真正離開過那個時代。我認為發生的唯一事情是人們學會更好地掩蓋內心想法，對任何主義付出口頭承諾。」
正如哈倫導演所說，這部借80年代諷刺2000年的電影，到了20年後的今天仍然奏效。
人們仍在抗議著《小丑》這樣的電影上映，仍深陷消費主義的旋渦，仍標榜著任何主義卻做著相反的事情……
仍不願意承認，小丑不會出現，貝特曼只存在於電影之中。
但真正的「美國精神病人」，卻是無時不在，無處不在。
本文首發於奇遇電影：cinematik
歡迎關注奇遇電影，解鎖更多影視乾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