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國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脫貧攻堅也將收官。作為脫貧攻堅「最後的堡壘」，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成為重中之重。
1月25日，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印發文件，明確將對未摘帽的貧困縣和貧困人口多、脫貧難度大的村掛牌督戰，及時解決制約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的突出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如期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
2019年底全國未摘帽的52個貧困縣，以及貧困人口超過1000人和貧困發生率超過10%的共1113個貧困村全部納入督戰範圍。
掛牌督戰到底怎麼「督」？怎麼幫助深度貧困地區如期脫貧？就相關問題，《民生周刊》專訪了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汪三貴
民生周刊：您怎麼看脫貧攻堅掛牌督戰？「督」的重點是什麼？
汪三貴：掛牌督戰的重點對象就是52個貧困縣和1113個貧困人口比較多、貧困發生率比較高的村。督戰的主要內容，一是要確保這些貧困縣和貧困村按照我們脫貧攻堅的標準完成任務，特別是「兩不愁三保障」要穩定解決，貧困戶收入能夠穩定增長。
二是各種工作落實，要確保這些措施有針對性，並且防止形式主義出現。
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對脫貧攻堅帶來一些負面影響，特別是對一部分貧困戶的收入增長有影響。一個是務工收入，外出務工減少，在本地務工的工資收入也受到影響；還有，一部分農產品銷售前一段時間受到影響，扶貧工程也受到一些影響。
我們不能因為發生疫情，就採用過於簡單的脫貧方法，比如發錢。雖然扶貧投入資金是夠發的，但這不可持續。所以，必須採取一些更精準的措施。如果貧困戶外出不了，可以讓他在本地優先就業。
掛牌督戰開始提出的時候，主要不是針對疫情，後來因為疫情發展得越來越重，就成為重要內容。要確保這52個縣、1113個村能夠按時摘帽、按時出列，「督」的這一方，應該對脫貧標準更了解，要讓地方實實在在地去做工作，而不是搞那些虛的假的，要防止形式主義的做法，防止出現「數字脫貧」。
在督戰的同時，也要考慮給基層一線人員減壓，不要做一些過度的形式上的事情，把主要精力放到穩定解決貧困戶「兩不愁三保障」等方面，還有一些就是村級關鍵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提高。
民生周刊：掛牌督戰給基層帶來的到底是減壓還是加壓？
汪三貴：這就是一個矛盾的地方，所以度的把握很重要。因為督戰如果把握不好度就會加壓，但如果把握好了度，既不降低標準，也不盲目提高標準，緊緊圍繞我們這一階段的中心任務，就可以減壓。特別是深度貧困地區，不要把鄉村振興的任務放在現階段。
「督」的一個很重要問題就是政策把握，防止各個部門搭便車。比如，深度貧困地區基礎設施需求量很大，可能跟別的地方比缺口比較大。以道路為例，一般的地方可能道路已經修到組、修到戶了，深度貧困地區追求這個標準就比較難，而且有些地方到戶、到組沒有必要，因為人員太稀少、太分散、太偏遠。
如果把大量資金用到這些方面，可能我們這一階段的重點任務就會受影響。
深度貧困區，更要圍繞我們確定的基本目標來展開，核心就是聚焦「兩不愁三保障」問題，然後想辦法持續增收。
如果督戰傳導這樣理念，重點針對這些方面，那某種程度上也能給基層減一些壓力。貧困縣、貧困村在脫貧過程中可能做一些沒有實際效果、為了應付檢查的事情，如果「督」的時候對這些形式主義予以糾正，對基層也是一個減壓。
比如，在這次疫情防控過程中，有的地方為了防疫，出現各種填表問題，之前也有一些扶貧的表，需要一遍一遍地填，還不能改，改一下就要重新填，那要花多少人力？所以，在督戰過程中要防止這樣的苗頭。
民生周刊：根據您的了解，對於深度貧困地區來說，脫貧難度比較大的是哪些方面？
汪三貴：最難和最核心的還是穩定創收。比如，涼山地區的很多村就靠本地的農業生產，一些貧困戶很難解決收入問題。如果不外出打工，就在當地靠那一點農業收入，很難脫貧。因為，涼山有些地方確實海拔高、高寒，作物產量不高，所以很難解決收入問題，這個難度是比較大的。
其他方面，保證資源投入以後，問題相對小一些。比如，房子問題、易地搬遷問題，這些都已經列入計劃，都有資金保障。另外，義務教育方面，像涼山前幾年輟學率很高，這兩年控輟保學做得比較好，但上學條件的改善方面可能還需要一些投入。
另外，脫貧意識不足也是一個大的障礙。從今年完成任務的角度來說，只能盡力而為，甚至只能跨代解決，所以我們強調教育。有些生活方式、行為方式不是一兩天能改過來的，跟地方文化有關係。文化的改變是一個長期過程，從現在開始重視，跨代解決、從孩子著手解決，可能效果更好。
民生周刊：怎樣才能讓貧困戶有持續穩定的收入？對於深度貧困地區如期脫貧，您有什麼建議？
汪三貴：現階段讓深度貧困地區的貧困戶有穩定增收渠道，挑戰確實比較大。根據不同的情況，有多種方式解決。
第一，深度貧困地區很多家庭是有勞動力的，如果能夠外出，儘量讓他們出去就業，這顯然是解決收入問題最有效的途徑。現在也在想一些辦法，比如東西部協作扶貧，為深度貧困地區提供一些就業崗位。
第二，在當地解決要靠幾個方面。一是市場上解決，這就要靠產業，發展一、二、三產業，引進一些勞動密集型、技能要求不高的加工業，像手工業。很多深度貧困地區有一些工藝品，如彝繡等，要利用他們的文化或者條件，重點開發。
部分貧困地區有旅遊資源，像涼山的懸崖村，現在主要發展旅遊業。總之，要通過多種方式，在當地發展產業，並且在發展產業過程中把貧困戶帶動起來。貧困戶可以自己搞，也可以通過就業的方式增加收入。
第三，創造更多公益崗位。給貧困戶發錢不是無條件地發，要通過公益崗位，讓他們干點活，再給補貼、發錢。
第四，各種轉移支付，比如生態補償。因為很多深度貧困地區自然資源較脆弱，或者是生態保護區，如三江源地區，國家有各種生態保護的轉移支付，這種轉移支付也是增加他們收入的辦法。
民生周刊：根據您的研究，在防止返貧方面，有哪些好的措施？
汪三貴：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讓貧困戶持續穩定增收等方面做到位以後，返貧就會少一點。
另外，防止返貧還要防止一些災害、意外事故導致的返貧。現在，有些地方在嘗試防貧險，有的是給貧困戶，有的是給邊緣戶。邊緣戶也要觀測、監測，密切關注他們因為自然災害、人身傷害、大病、教育等造成的重大支出和收入下降，可能導致陷入貧困的風險。
所以，防返貧一是通過脫貧攻堅使得貧困戶的收入渠道是穩定的，而不是依靠臨時補貼，這樣返貧機率就很小。
二是建立一定的防返貧機制，返貧以後就納入救助。防返貧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穩定性，政策、資源不是到今年年底就一刀切地沒有了，這些做到後，貧困戶返貧的可能性就小了。
民生周刊：有些貧困地區擔心，一旦扶貧工作組撤了，原來的扶貧產業難以為繼，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汪三貴：肯定要有一個過渡期，脫貧攻堅工作完成以後，應該會有兩三年時間穩定過渡，並且慢慢地跟鄉村振興對接起來。
在鄉村振興階段，有相對貧困人口。這次脫貧的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但還是相對貧困人口，在下一階段，對他們還是要有幫扶。產業等方面還得有發展，不會一下子就撤掉。
中央早就提出來，脫貧攻堅要跟鄉村振興有機銜接，農村緩解相對貧困要納入整個鄉村振興的框架。
民生周刊：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有機銜接，具體怎麼做？
汪三貴：就是現在脫貧攻堅的一些有效模式、政策、措施等，進入鄉村振興階段能夠對接上。現在，從大的層面上已經在銜接，比如脫貧攻堅創造了一些體制機制，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落實，五級書記一起抓等，原封不動地搬到鄉村振興中去。
具體方面的對接，如產業扶貧，到鄉村振興階段怎麼辦？健康扶貧，對貧困戶有很多優惠政策，到了鄉村振興階段，這些政策怎麼調整，都是需要銜接的內容。怎麼把脫貧攻堅中形成的一些有效的體制機制和政策，結合鄉村振興需要，直接借鑑或加以改造後借鑑，這些都是需要對接的。
（□ 《民生周刊》記者 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