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作為人們生產和生活的依靠很早就與人類發生了密切的關係，但人類突破大海隔離和束縛從而與大洋彼岸實現接觸聯繫和文化交流是經歷了相對漫長的歷史進程的。中華民族的先人們在人類這一走向海洋的歷史進程中同樣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中華先民在石器時代就開始在大河流域(長江和黃河流域)、渤海、黃海以及東南沿海區域進行生產和生活。他們種植水稻、穀物，泛海捕魚，陸地和沿海居民相互間進行著必要的交換，為中華多元文明的開創營造了一個巨大的空間。中華海洋文明就起源於這種濱海與島嶼先民的漁撈生活。這些瀕海聚落在進入文明時代後逐步發展為港口(或者是海洋族群建立的早期國家的國都)。他們通過大海溝通環中國海不同區域的聯繫並將文明傳播到西、南太平洋的島嶼。現代海洋漂流學說已經證明：用一個比較大的木筏裝上足夠的食品和淡水可以漂流一年以上，漂流的地區可以由中國東南沿海一直到達南美、北美。澳大利亞、非洲以及整個太平洋各群島。菲律賓、北婆羅洲、夏威夷、紐西蘭、厄瓜多......世界各地陸陸續續有十三個地區發現了源自中國的有段石錛。考古界據此推斷：上古先民從中國東南沿海逐島漂航，直到拉丁美洲西岸。
據文字記載推斷：中華先民在春秋戰國之前已與海外世界有了接觸。《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鄒衍認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益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州。如此九者，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文獻描述了一個被海洋環繞的世界有如中國這樣的州還有很多。九州說反映了中華先民以中國為中心觀察世界的一種樸素的海洋觀。《竹書紀年》中有夏帝王芒命九夷，東狩于海，獲大魚」，也就是說4000多年前中國已經有了遼闊的海疆、狩海經營的海洋意識。《詩經·商頌》載：「肇於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反映了從海上來商朝交往和朝拜的盛況。20世紀20年代殷墟出土了大量海貝、鯨魚骨、龜甲，這說明中原地區與沿海很早就有貿易往來，中華民族的疆界達到了東南沿海。殷商是九夷中的一支，他們比較擅長航行和貿易，很可能是與海洋有密切聯繫的一個南方民族。後來這個民族遷徙到山東半島。商朝人不光造舟、造船，而且有王舟，有商王用的舟。另外不同的貴族也有不同的舟。而且商朝實際上有車兵、步兵、騎兵，還有舟兵。甲骨文中的舟與今天的木板船非常相似。占卜是商王朝最核心的機密，通過壟斷與祖先和上天溝通的權利商王將政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占卜使用的材料有來自黃土高原的牛骨，更多的是產自南方深海的龜甲，這是否暗示著商王朝的海洋氣息一度要遠遠大於內陸的特點呢？
如今在可辨識的1000個甲骨文中與舟船相關的就有30多個。無疑這些都是海洋對中華民族的慷慨饋贈。商朝末年因為周文王不服從商紂王，商紂王就把周文王給抓起來關在了羑里。後來周文王的門臣散宜生用產自海洋的貝類，還有硨磲賄賂商紂王，商紂王就把周文王放了。硨磲是分布於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一類大型雙殼類動物，因外殼表面有一道道呈放射狀的溝槽，狀如古代車轍而得名。硨磲分六種，最大的一種叫大硨磲，其外殼直徑一般在一米以上，兩扇貝殼的重量可達300公斤。硨磲被西方譽為四大有機寶石之一，被中國佛教尊為七寶之一。貝幣是中國最早的錢幣，是一種由熱帶、亞熱帶淺海貝類加工而成的貨幣，產生於商朝，距今已有3500多年的歷史。天然海貝大小適中，便於攜帶和計數，後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商品社會的形成逐漸成為商品交換但媒介，充當一般等價物的職能。在商朝中期以前貝幣價值很高，臣下若能獲得商王賞賜的貝幣那可是極大的榮耀。隨著當時商品經濟的發展天然貝幣漸漸供不應求，故又出現了許多仿製貝幣，有石貝、骨貝、蚌貝、綠松貝等，在商晚期又出現了銅質貨幣，形制也仿海貝造型。郭沫若說：「古代的原始貨幣是介類的，我國貨幣的歷史是由真貝而珧貝而銅貝（所謂蟻鼻錢）而成為以後的鉛刀鐵錢等，所以凡是關於財貨的字彙都從貝，這是古代的孑遺。」
《詩經·商頌·玄鳥》中提到商王武丁時期「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疆域以四海為界，其東界應至東方沿海；《淮南子·泰族訓》就明確說「殷之地，左東海」，也就是說殷商東部領土已經到達東海（今渤海或黃海海岸）。古本《竹書紀年》「仲丁即位，征於藍夷」，「河亶甲即位，自囂遷於相。征藍夷」。自商代中期起商王仲丁、河亶甲就多次攻打位於魯南地區的藍夷，向東部沿海地區不斷擴張；古本《竹書紀年》記載了商王南庚都遷於奄（今山東曲阜一帶）、陽甲居奄，到了盤庚才自奄遷於殷（今安陽）之事，換言之商王朝都城一度遷到距海岸不遠的魯中南一帶。目前考古人員在滄州、濱州、博興、臨淄、青州、濰坊、沂水、莒南、日照、連雲港、鹽城等地發現了商文化村落遺址和墓地。這些遺址和墓地出土了中商文化的典型陶器、銅器、卜骨、卜甲、石器等，墓葬埋葬習俗如腰坑、殉狗、殉人及隨葬品種類與組合也同商文化完全一致。如此看來至少在商代中期商王朝疆域東北部已到達渤海西岸、南岸內陸腹地，東部至濰河、白浪河、沭河一線，向東南至連雲港海岸以及淮河下游南側的鹽城一帶。瀕海的連雲港大村遺址還出土了中商文化的規格較高、器形高大的4件銅鼎、3件銅甗，這裡應是商王朝距海岸線最近的一處高等級聚落。這也許說明蘇北連雲港、鹽城一帶的黃海之濱是商代中期商王朝能直接接觸到海洋、開發利用海洋資源的地方。
渤海西岸、南岸的灘涂地製鹽原料非常豐富：不僅有取之不盡的海水、澙湖之水、鹽鹼土，還有濃度是海水3—6倍、儲藏量巨大的、易開採的淺層地下滷水。這裡燃料資源豐富多樣，地質地勢、土壤構造、氣候條件等也非常有利於大規模鹽業生產，歷來為我國重要的海鹽生產基地。從商代中晚期開始就開始有意識地利用這裡的海鹽資源創造財富。渤海和黃海淺海、灘涂地上還生長著各種貝類和螺類、魚類。根據現代勘察顯示：渤海西岸和南岸地區灘涂地上至少有三條形成於距今6000—4000年的貝殼堤裸露在地表上，其上堆積著成千上萬噸海貝螺類。海貝螺類因質地堅硬、不易損壞和腐爛，光澤鮮亮、表面瓷滑，紋理多樣，外形奇特，形體輕小，易於攜帶，深受商周時期人們的喜愛。加之這些貝螺類來源於遙遠的海洋，所以不易獲得，比較珍奇、稀罕。因此包含貝類、螺類、蛤類、扇類、蜆類等海貝螺在商周時期被視為貴重物品，作為財富的象徵被用作人以及車馬上的重要裝飾品，用來表達不同社會等級和身份，同時還被廣泛用於祭祀和宗教活動。貝類也作為流通、支付、儲蓄並體現一定價值的貨幣，所以漢字中與金錢有關的字大多都有」貝「字結構的偏旁部首。
夏王朝和商王朝早期中原地區出土海貝類的數量和種類都很稀少。但隨著商王朝中期疆域向東部海濱擴張，在商王朝控制版圖內尤其在安陽殷墟等地已出土了十萬件以上的海貝海螺類，殷墟婦好墓隨葬出土貨貝近7000枚，青州蘇埠屯一號墓葬隨葬了近4000枚海貝。學者對殷墟早年出土的海貝、螺、蛤、海扇類進行了鑑定，共有10科21種，約20種貝螺類見於今渤海、黃海、南海。那些棲息在泥沙底海岸和海灘的青蛤、文蛤、中華文蛤、毛蚶、海扇、杜氏筍螺、近平點筍螺等，均見於渤海西岸、南岸淺海、灘涂地以及貝殼堤上，也見於濱海的商文化聚落內。此外安陽殷墟還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鯨魚（骨）和鯔魚（骨），這應該也是來自冀東和魯北沿海。也就是說商王朝不僅在渤海西岸、南岸開發鹽業資源，也捕撈、採集海貝螺和魚類資源。而數量最多的、用作貨幣的黃寶螺和金環寶螺主要來自亞熱帶、熱帶的東海和南海的珊瑚礁與岩石類海岸。由於那裡還不是商王朝直接控制的領土，所需貨貝應是通過長途貿易交換等方式獲得的。
當商王朝在中原地區歌舞昇平的時候東部和南部沿海夷人的航海活動已從河姆渡的木槳、獨木舟發展成使用木板船和風帆了。夷人是指古代中國東部地區各部族之人。夷族因缺乏發展農耕文明的條件或因受文化制約只能「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經數千年的海上顛簸夷人掌握了海風和洋流的一般規律。這個民族為什麼叫夷人？因為這支部族古代就叫風夷。風夷是幹什麼的？是觀察海洋信風的。這支部族最懂得航海，懂得海風，所以中國第一個姓就叫「風」姓。但古時候的人個人沒有姓，是一個族姓，所以東夷民族叫「風夷」、「陽夷」。當夷人的風帆漸行漸遠時中國腹地殷商建立的政權卻岌岌可危：公元前1046年正月周武王統率兵車300乘，甲士45000人浩浩蕩蕩東進伐商。在經歷「血流漂杵」的牧野之戰後周人取代殷商成為中國的主宰。武王伐紂時商朝十多萬精兵正由能征慣戰的將軍攸侯喜統領出征東夷，所以朝歌空虛而被武王所破。然而殷商王朝覆滅後這支出征東夷的部隊卻從此杳然無蹤，史無所載，成為千古之謎。恰在殷商滅國之際攸侯喜率領的殷軍失蹤之時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島興起了奧爾梅克文明，由此衍生出所謂」殷人渡海「的說法。
最早提出殷人渡海說的是19世紀的英國翻譯家梅德赫斯特。他在翻譯中國古典文獻《尚書》時提出周武王伐滅殷紂王時可能有殷人渡海逃亡，結果在途中遇到暴風而被吹到美洲。後來美國學者威廉姆·邁克耐爾在公元1968年出版的《西方的崛起：人類社會的歷史》中提出：奧爾梅克文明可能來自殷商。中國商朝的藝術品和中美洲挖掘出來的文物具備一定現實性，文明跨洋可能是一個合理的解釋。類似的推論在麥可·芤的著作《美洲的第一個文明》中也出現過。他提到：奧梅克人社會的結構與中國商朝很接近，奧梅克的藝術和中國殷商時期的藝術很相似，奧梅克文明有可能和中國殷商文明有某種聯繫。北美太平洋沿岸發現的石錨和商周時期的沿海石錨的形、質相似，出土的瑪雅祭壇和玉器也和中國殷商時期的玉器有著類似的文化「血統」。儘管目前關於殷人遠渡美洲大陸開創最早的印第安文明這種說法尚無直接的有力證據，但這種可能性是存在：首先印第安人是黃種人，他們的祖先應該是來自亞洲。其次詩經中的《商頌》記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代第十一代王，開拓疆土到了渤海，與海外發生了聯繫。這證明當時的航運水平已經有了很大提高。最後洋流活動使殷人渡海說具備現實可能性：北太平洋及附近海域存在著一個巨大的、呈順時針流動的大環流。該洋流自太平洋北赤道附近產生，經呂宋島北部、台灣東部進入台灣海峽，在舟山群島交匯，到對馬東海，在日本九州南部，有一支分流北上，形成對馬海流，該海流經對馬海峽進入日本海，又經津輕海峽回到太平洋上。相比遠在中美洲的奧爾梅克文明而言：日本列島、琉球群島等東海島嶼的早期文明受到大陸文明的影響基本上為史學界所認可。《山海經》中記載著商周時期中國人多次向東海諸島嶼遷徙的事跡。曾有現代學者根據《東山經》復原古代中原先民向東海島嶼遷徙的路線圖：大黑山島-濟州島-福江島-下甑島-鹿兒島-琉球群島。
周武王在滅商後的第二年就去世了，繼位的成王此時尚在襁褓之中，很顯然他並不具備實際處理國家軍政事務的能力，於是由周武王姬發的弟弟周公旦攝政。成王的另外三位叔父管叔、蔡叔、霍叔則各自擁兵鎮守一方，時人稱之為三監。三監對周公攝政心有不滿，於是就製造關於周公將不利於成王的謠言，這樣的局面使紂王之子武庚看到了復辟商朝的希望。夏、商、周三代的交替相比後來的改朝換代算是相對文明的——這是因為這時大一統帝國尚未形成，夏、商、周三代的天子只是天下諸侯的共主，無論是商滅夏或是周滅商其實都只是取代了前者的天下共主之位，並不會滅絕前者的家族世系，相反夏王朝、商王朝的後裔在新王朝仍是擁有自己封地的貴族。武庚就擁有自己的封地和軍隊，但他並沒直接打起恢復商朝的旗號，而是以周公就對成王不利為由拉攏三監以護衛成王的名義發動對周公的討伐。周公得知消息以後舉兵東征，殺死武庚、罷黜三監，之後一路向東滅掉奄國等五十餘國，將周王朝的勢力範圍擴張到東海之濱，後來周王朝將位於東海之濱的土地分封給齊、魯兩國，這就是今天山東被稱為齊魯大地的最初由來。《詩經周頌》記載：「周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被到荒，至於海邦，淮夷同來。」東南沿海地區以及長江下游地區均成為周的番屬。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濱海的齊國占據魚鹽之利，齊國不僅充分利用魚鹽資源與華夏文明的其他諸侯國交易，事實上齊國的貿易範圍還輻射到了海外。春秋戰國時期的史料《管子·揆度》記載了當時齊國進口的天下最好的七種商品，其中之一就是「朝鮮之文皮」。「文皮」指有花紋的虎豹皮，說明當時朝鮮的虎豹皮就是輸入齊國的重要商品之一。與朝鮮的海上貿易促使朝鮮半島的官員、貴族主動到齊國來考察學習。漢初成書的《爾雅·釋地》也提到了斥山有來自朝鮮一帶的「文皮」。「斥山」指的是山東半島東部今榮成市石島鎮沿海一帶石頭山。這些都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與朝鮮半島通過海上進行經貿聯繫的重要依據。《博物志》記載：齊國「越海而東，通於九夷」。這裡的「九夷」不僅是指朝鮮半島，應該還包括日本列島在內。春秋時期齊國主動與海外的朝鮮諸國做生意的大動作，開創了政府倡導和組織對外貿易的先河，也開闢了中國最早的「海上絲綢之路」。這條「東方海上絲綢之路」，比漢武帝時期開闢的通西域的「絲綢之路」至少早500多年。韓國國際商學會會長、韓國群山大學貿易系主任金德洙曾撰文指出：「『海上絲綢之路』應早於陸地『絲綢之路』，比陸地『絲綢之路』持續時間更長、範圍更廣、影響更大。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山東半島上的齊國就通過海上主動與朝鮮開展了貿易往來，開闢了『東方海上絲綢之路』。」
韓國全羅南道的完州上林里遺址曾出土了3件直刃青銅劍，韓日學界普遍認為上林里銅劍應來自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內陸，故而稱之為「中國式銅劍」。經綜合比較分析：上林里銅劍不是來自與朝鮮半島毗鄰並有著陸路相連的燕國。燕國銅劍與上林里銅劍在具體形制和鑄造細節上是不相同的，「這種帶血槽的銅劍應來自齊國，屬於戰國時期的齊式劍」。韓國慶尚南道的蔚山市下岱遺址第23號墓曾出土過一件銅鼎，專家考證後認為「下岱這件銅鼎從種種跡象看應早於秦漢時期，屬於戰國時期的齊式銅鼎……這件銅鼎基本可以肯定是從戰國中期的齊國輾轉流入當地並在當地長期使用保存下來的」。韓國慶尚南道的金海市良洞裡（又作良東里）遺址第322號墓也曾出土一串包括兩顆水晶珠在內的項鍊。這串含兩顆水晶珠的項鍊據考證應是來自於戰國時期的齊國，「這兩顆水晶珠形制大小相同，均為算珠形，中間有圓孔以利穿系。用水晶做成的物品在這一時期的朝鮮半島和日本還相當罕見，但在齊國卻是大宗的產品」。現有的考古數據顯示，來自戰國時期齊國的考古實物主要發現於朝鮮半島南部的韓國境內，而在朝鮮半島北部則主要見到來自戰國時期燕國和趙國的考古實物。這證明了戰國時期燕、趙、齊三國與朝鮮半島交往所走的不同路線：燕國和趙國走的陸路，從北部進入朝鮮半島；齊國走的是海路，從朝鮮半島南部西海岸進入今韓國境內。日本考古學家在佐賀縣高來郡三會樹景化園的彌生文化墓葬中發掘出了最早的紡織品。這是一寸見方的殘布片，徑線40至50根、緯線30根，與齊地所產絲絹大體相同。當時的日本還處在新石器時代，還沒自己的絲綢紡織品。這證實了戰國時期山東半島的齊國已向日本輸出絲綢了。雖然還不能確定日本出現的齊國所產的絲絹是怎麼到達日本的，但這至少證實了戰國時期中日之間就存在一條連接山東半島齊國與日本的海上通道。
在西周分封的諸國中楚國一開始不過是南部一個偏遠小邦，然而在春秋戰國的大爭之世中楚國卻以驚人的速度成長為決定群雄爭霸格局的超級大國。史冊大多側重於記載楚國北上與中原諸侯爭霸的歷史，然而與此同時楚國還在持續進行著向南方百越部族聚居地區擴張的活動。楚國的地理位置使其從立國之初就面臨著南方蠻族的威脅。滅三苗、平山越使楚國的國土以漢水平原為中心向後來的中國南方各省擴張。戰國時期楚威王殺死了越王無疆，到楚懷王時代越國已徹底陷入內亂之中無法自拔，早已不復勾踐時代的霸主的形象。楚懷王乘機攻滅越國，設郡江東。隨著越國的覆滅，楚國疆域由長江中游的兩湖、安徽、江西等地拓境至江東地區，獲得了長江出海口。楚國利用這一地緣優勢開闢了海上絲綢之路，與西亞、南亞的一些國家進行經濟交流。楚王為了便於商貿，楚國特地為商隊鑄造了用於免稅的金節，只要出示金節，一律免徵關稅。節用青銅鑄成，上有銘文曰：「得其金節則勿征」，「不得金節則征」。從享受國家免稅的優待看，楚國已牢牢把商業控制在官府手中了。楚國的南擴之路放佛一個巨大的熔爐將中國南方各部族統統融入華夏民族洶湧的血液中，為日後秦始皇南征百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前219年已成功滅亡六國從而一統中原的秦始皇嬴政派屠睢率領五十多萬大軍分五路南下攻擊閩浙與嶺南，出兵當年就攻下閩浙隨即在此地設置了閩中郡，攻嶺南遭到兩廣軍襲擊而大敗。這次挫敗並未阻止秦始皇將嶺南納入版圖的決心，於是公元前214年秦軍在任囂和趙佗的率領下攻擊嶺南，這次秦軍成功占據了嶺南，隨即再次設置南海郡，修築番禺城（今廣州城），此後廣州就一直是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秦朝二世而亡，隨即又經歷了楚漢相爭，趙佗趁中原戰亂之機向南嶺各關口的軍隊傳達了據險防守的指令並藉機殺了秦朝安置在南海郡的官吏們，換上自己的親信。公元前204年趙佗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嶺南建立南越國，號稱「南越武王」。1974年底在今廣州中山四路發現了南越國宮署遺址，在宮署遺址之下又發現了秦代造船遺址，從出土文物判斷：這是秦始皇統一嶺南時「一軍處番禺之都」的造船工廠遺址。1975年秦代造船遺址開始發掘，清理出一段29米長的船台。1997年發現3600平方米的造船木料加工廠，因為南越國宮署直接壓在工場之上，因保護宮署不再往下發掘。經過多次的勘查研究得出結論：工廠是由3個長度超過一百米、走向東西、平行排列的木質造船台以及南側的木料加工廠組成，可造出寬8米、長30米、載重五六十噸的木船。1983年在廣州象崗發現的西漢南越文帝的墓葬品中可以看到產自非洲的大象牙、洪海沿岸的乳香、波斯風格的圓形銀盒、創始於兩河流域的金花泡飾以及燃燒東南亞龍腦香的熏爐，由此可見秦漢時期的廣州已是國際貿易的重要港口。當時番禺地區已經擁有相當規模、技術水平很高的造船業。先秦和南越國時期嶺南地區海上交往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奠定了基礎。主要的貿易港口有番禺（今廣州）和徐聞（今徐聞），由南越王墓出土的文物便是見證 。根據出土遺物以及結合古文獻的研究表明：南越國已能製造25—30噸的木樓船，並與海外有了相當的交往。南越國的輸出品主要是：漆器、絲織品、陶器和青銅器。輸入品正如古文獻所列舉的「珠璣、犀（牛）、玳瑁、果、布之湊。」
漢武帝之後西漢的商人經常出海貿易，中國典籍中關於海上絲綢之路明確的文字記載日益清晰起來：西漢中晚期和東漢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真正形成並開始發展。西漢時期南方的南越國與印度半島之間海路已經開通。公元前112年夏季漢武帝劉徹出兵10萬發動對南越國的戰爭，並於公元前112年冬季滅亡南越國。漢武帝滅南越國後憑藉海路拓寬了海貿規模，這時「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漢書·地理志》記載其航線為：從徐聞（今廣東徐聞縣境內）、合浦（今廣西合浦縣境內）出發，經南海進入馬來半島、暹羅灣、孟加拉灣，到達印度半島南部的黃支國和已程不國（今斯里蘭卡）。到了東漢時期航船已開始使用風帆。這一時期中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進行貿易，運送絲綢、瓷器經海路由馬六甲經蘇門答臘來到印度，並且採購香料、染料運回中國，印度商人再把絲綢、瓷器經過紅海運往埃及的開羅港或經波斯灣進入兩河流域到達安條克，再由希臘、羅馬商人從埃及的亞歷山大、加沙等港口經地中海海運運往希臘、羅馬兩大帝國的大小城邦。這標誌著橫貫亞、非、歐三大洲的、真正意義的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從中國廣東番禺、徐聞、廣西合浦等港口啟航西行，與從地中海、波斯灣、印度洋沿海港口出發往東航行的海上航線就在印度洋上相遇並實現了對接，廣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地。隨著漢代種桑養蠶和紡織業的發展使絲織品成為這一時期的主要輸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