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大爭之世，掀起了變法熱潮，各諸侯國為保證自身生存和發展，增強國力，幾乎都嘗試過變法改革，但因各諸侯國所處的環境不同，基礎政治制度不同，地理位置，地形地勢和地緣政治的不同，導致每個諸侯國的變法改革方式也不盡相同。

各諸侯國變法所表現出來的改革成果也大相逕庭，其中，秦國法治變法最為成功，因為法治變法是作用在基礎政治制度上的變法，不僅提出以法治國的理念，更是建立了一套完備的法律制度體系和君主治理國家的流程，這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君主決策的容錯率；同時，經過法治變法的國家，其國內發展循環更加良性。

各諸侯國根據各自情況，選擇不同形式的變法

但哪怕是法治變法有如此高的效率和好處，並不是每個諸侯國都能適用的，畢竟秦國是戰國七雄中歷史底蘊最差的諸侯國，它沒有極度影響國內法治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枷鎖，秦國受周王朝影響不深，無論什麼類型的變法都能接受！

而其他的諸侯國就不是如此了，這些諸侯國受地理位置、資源條件、發展壓力以及周王朝的影響等各方面因素，最終，趙國選擇了軍事變法，燕國、齊國選擇了吏治變法，魏國則是選擇了形式不太明顯的李悝變法。

之所以說，魏國的變法形式不太明顯，因為從根本上來講李悝變法算是一種法治變法，但李悝變法的著力點卻在經濟上，在李悝死後，魏國的發展方式又漸漸轉移到了王道上，所以魏國的變法形式不太好界定；如果一定要分析的話，將其化作是吏治變法也無不可。

吏治變法目標遠大，對社會貢獻率最高

所以，我們從這一方面就可以看到，其實吏治變法在戰國時代也是有一定的市場的，這說明，吏治變法一定有自身的優勢以及適用於那個時代的特點；事實上，吏治變法算是所有的變法形式當中目標最為長遠，而且一旦實現對社會貢獻率最高的變法。

比如說，燕國進行變法後，就能打得齊國幾近滅國；齊國進行吏治變法後，也達到了燕、趙、韓、魏皆朝於齊的盛況。但令人疑惑的是，哪怕這兩個國家進行了吏治變法後都獲得了好處，可是這種好處都沒能夠維持長久，那這又是什麼樣的原因導致的呢？

吏治變法為何不能維持長久，為何總容易夭折，本篇文章重點分析一下這個問題，探討一下戰國時代不能盛行吏治變法的原因。

• 吏治變法遠期目標見效慢

首先，因為吏治變法階段性目標實現快，但長遠目標見效慢；我們之所以說吏治變法的階段性目標實現的快，是因為吏治變法能夠在短時間內改善一下朝堂的環境。

就比如說《鄒忌諷齊王納諫》中所記載，齊威王接受了鄒忌的建議能夠廣開言路，傾聽臣子和平民百姓的意見，讓朝堂的政治環境變得比較清明，這個時候的君主決策的容錯率就得到了提升，畢竟一個能夠廣開言路的君王，一群能夠提出合理意見和建議的臣子，對於國家的發展來講是有著很大好處的，也是不會固執己見的。

燕昭王變法與齊國變法如出一轍，短期迅速見效

所以，這段時間，國家發展幾乎沒有錯誤的決策，能夠實現一個短期的目標；比如說齊國對於國家發展的穩定，再比如說燕昭王變法後對於齊國的復仇；燕昭王的變法其實與齊國的齊威王變法如出一轍，他並沒有做很深的改革，只是將一些用人制度和對待平民百姓的方式上進行了改善，讓百姓們感受到了國家給予的溫暖。

其實在古代，因為階級層次比較分明，一般來講，底層的群眾受到的壓力是比較大的，在這個時候，君主稍微改善一下國家的層次結構和政策，對於平民百姓來講就是大恩大德，那個年代，普通群眾很容易得到滿足，這就意味著國家很容易被安定下來，在短時間內，燕國民眾可以集結在一起，共同為向齊國復仇這個目標而努力。

• 吏治變法幾乎不可能實現長期目標

但這僅限於短期目標，對於吏治變法來講，長期的目標很難實現或者說幾乎不可能實現。吏治變法其實立足在王道的發展政策上，王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政策呢？王道的發展要求國家的發展制度和政策，從基礎的民生狀態來進行改善，也就是說，要顧及到平民百姓的養、生喪、死等各個方面。

吏治變法，通過滿足普通群眾的需求，來穩定國家的發展，我們暫且不論平民百姓的需求到底有多高？不論滿足了他們基礎需求之後的精神需求，就說單純的要求一個國家從基礎民生部分，開始進行改革要花費多大的精力呢？

• 吏治變法要求太細緻，百姓需要時間來適應

要知道的是，所謂的吏治變法和王道政策要求的是十分細緻的，比如說，孟子對梁惠王所敘述的王道政策是要考慮到「數罟不入洿池」，考慮到「斧斤以時入山林」，也就是說，百姓要用什麼樣的尺寸等漁網去捕魚，百姓們要分什麼樣的季節去砍柴都是需要國家去安排和規劃的，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龐大的工程，對於一個國家來講很難具體的做到。

其次，哪怕是這個國家真正地做到以上要求，也需要平民百姓們有一個適應的時間，讓他們通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將這樣的規則和安排銘記於心，只有所有人都遵從了這種規則才能夠達到王道所述的盛世，這又是一個怎樣的過程呢？

相信沒有個幾十年上百年的時間是做不到的，所以這樣的變法只能對短期的目標適用，因為變法的作用點畢竟是人，在短時間內進行比較大的改善可能會贏得很多民心，取得比較好的反響，可是時間一長，改善的越多，要求的也就越多，王道的變法就不再適合推行下去了；這是吏治變法總是容易中斷的一個關鍵因素。

吏治變法對環境要求大，耗費國家大量的精力

其次，因為吏治變法對於外部的環境要求比較大；我們上面說到王道的政策，或者說吏治變法，是建立在民眾的養、生、喪、死等各個方面的，需要花費國家大量的精力去改善，可是戰國時代是一個天下大亂的時代，在那個年代裡，不要說平民百姓的生存有問題，就連國家都是在刀尖上求生存求發展。

一個國家的發展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既顧及到百姓的養、生、喪、死，同時又能夠發展國家的行政、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它只能夠顧及一邊；那麼是顧及百姓的養、生、喪死，好呢？還是顧及國家的行政、軍事、經濟好呢？相信這個問題，所有的君主心裡都有一個統一的答案。

• 王道政策並不適合戰國亂世，法治變法能快速讓國家崛起

因此，所謂的王道政策，其實並不適合於戰國時代這樣的亂世，亂世當中的外部環境非常的複雜，各個國家之間的明爭暗鬥非常頻繁，這就讓國家的生存，處在一個不穩定的狀態當中，對於這種情況，君主或者是領導階級，只能將發展重心放在國家的生存方面，畢竟只有國家存在個人才能夠生存，如果連宗廟社稷都穩定不了，那麼又談何民生呢？所以說，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決定了國家不可能將精力和目標投入到養、生、喪、死等民生上。

這也是為什麼法治變法會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法治變法並沒有將精力都放在基礎的民生上，而是選擇了用規則和法律去訂立一套生存的標準，去約束人們的行為，保證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底線，確保不會出現太大的內部問題，然後將大量的精力，投入到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上，所以它能夠快速地讓一個國家進行崛起。

• 燕國、齊國吏治變法能成功，取決於相對穩定的環境

而事實上，像燕國的燕昭王變法和齊國的齊威王變法，之所以能夠實現一個短期的目標，是因為當時所處的時代比較穩定，否則以吏治變法的性質來看，短期的目標是實現不了的。燕、齊兩國進行變法時，中原地區處在一個實力發展表均衡的階段，沒有哪個國家敢於率先發動戰爭。

像燕國本身就採取一種依附性的政策，在那個時間段里是各大國爭相結交的盟友，所以它的變法在短時間內並沒有受到限制；齊國則是因為與秦國的交好，以及它的地理位置等因素，也讓其他的國家對它沒有太大的想法，這兩個國家都取得了短時間內的黃金髮展階段，也才讓他們的吏治變法能夠實現一個短期目標。

但長遠來看，中原地區的局勢不可能一直平穩，他們也不可能進行長時間段的變法。因此，我們說吏治變法是受外部環境的影響的。

吏治變法考驗君主的能力

再次，吏治變法對於君主的要求非常之高；吏治變法和法治變法不同，法治變法有強硬的規則進行硬性約束，無論是誰都要按照規則來進行，它以這樣的方式來提高君主決策的容錯率。

可是吏治變法卻沒有硬性的規則和法律，無論是進行民生改善也好，還是進行朝堂環境的整改也好，靠的是君主的個人能力，也就像儒家所說的那樣，要以德才兼備的人來做為國家的統治者，可是德才兼備的人能有多少呢？大部分人還都是普通人而已。

當遇到一個明君的時候，吏治變法能夠很好的進行下去，可是如果遇到一個昏君，那情況就大不一樣了；這一點我們可以通過兩場吏治變法的結果對比來進行分析；這兩場變法的推動者都是歷史上知名的統治者，一個是燕昭王，一個是齊威王。

• 燕昭王、齊威王都是有才能的明君

燕昭王是燕國發展歷史上少有的明君，很多人稱其為是燕國的中興之主，實際上，燕國在戰國後期的發展，完全都是依靠燕昭王時期變法所積累下來的成果，不然的話，燕國是無法堅持到戰國末期的。

齊威王也是齊國歷史上比較知名的君主，他的變法改善了齊國的發展環境，也改善了齊國的民生，讓齊國本身的經濟發展優勢更加突出，同時，齊威王還拯救了在魏國受到陷害的孫臏，間接的提升了齊國的軍事實力。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君主能力確實非常強，也切實為國家的發展而努力的。可是在他們去世之後，他們的後代卻沒有像他們那樣的統治能力。

• 燕國、齊國昏庸君主斷送吏治變法成果

先說燕國，燕昭王去世之後，他的兒子燕惠王繼位，燕惠王上位時，燕國的伐齊戰爭，還沒有結束，就在這樣的緊張階段，燕惠王聽信了流言，認為樂毅與齊國有私，所以將樂毅換成了騎劫，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黃金台換將，而也是這個行為導致了樂毅伐齊的失敗，成功的將其父親一代人的努力扼殺在了戰場上。

再說齊國，齊國的情況與燕國是如出一轍的，齊威王在位時，任用大將田忌和軍師孫臏打贏了很多場戰爭，提升了齊國的地位，也鞏固了齊國的發展，但後來齊威王去世，他的兒子齊宣王繼位，齊宣王像燕惠王一樣都是非常容易受到影響的君主，在他繼位之後逼走了田忌和孫臏，導致齊國的武將出現了真空，同時也沒有將齊威王時期的廣開言路進行下去，讓剛剛強盛起來的齊國又走了下坡路。

所以，我們從燕昭王和燕惠王的對比，以及齊威王和齊宣王的對比可以看到，實施吏治變法對於君主的要求是很高的，君主一旦沒有掌控全局的能力，一旦是一個非常容易受到言語刺激的人，那麼這個國家的發展就會變得不穩定，國家的制度和政策也會相應的受到影響，就會導致變法很難繼續進行下去，變法的結果也很難維持下去，所以吏治變法才會更加容易夭折。

結尾

吏治變法不像法治變法那樣可以長時間地維持，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在此其中，既有吏治變法本身的性質和特點決定的，吏治變法對外部環境要求很高，對君主的能力要求也很高，遇到明君事倍功半，遇到昏庸之君則事半功倍，所以，吏治變法本身就不是一個容易推進的變法，更不用說，吏治變法還是一個見效緩慢的變法了。

畢竟，在戰國這個大爭時代，並不是所有的諸侯國都能保持一個長期的發展環境，也不能保證歷代都出精明能幹的君主，所以，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就會影響到國家的發展，一旦君主更迭導致朝堂局勢發生變化，那麼，這個國家的吏治變法將發生嚴峻的考驗。

由此可知：

吏治變法，橫空出世，自帶光環，目標遠大，近期見效快，但卻依附王道政策，極度考驗君主能力，並且促成燕國、齊國互相戰爭，最終導致燕國、齊國功虧一簣。

這也是我們主張國家發展要順應歷史潮流的關鍵所在，因為每一個時代好的發展方式有很多，雖然在這些發展方式中，我們沒有辦法找出一個最好的，但我們卻有辦法找出一個最合適的，這也就表明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合適的發展政策和方式，只有順應這種方式才能夠取得最大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