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國共內戰，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格局與走向。當時中共前後發布了《懲處戰爭罪犯命令》和《內戰戰爭罪犯名單》，更涉及當時國民黨政府黨、政、軍、知識分子，這份「戰犯名單」是怎麼誕生的呢？
國共內戰中期，中共中央於1947年7月在河北省建屏縣（今河北省石家莊市平山縣）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並於9月會議結束時通過了《中國土地法大綱》，確立了土地改革的綱領。此後在解放區明確了地主、富農和中農的劃分標準，並保護已分配土地的私有產權，同時要求糾正關於土改的左傾宣傳、保障中農利益，獲得了廣大農村地區的民心。
據統計，1949年解放區收穫的糧食就高達304億市斤（約合11億美元），但國民黨政府收入僅9000萬美元，且1948年前8個月的紙幣發行量已經是1937年全年的47萬倍，國統區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與物價飛漲，兩者高下立判。
隨著解放軍在遼瀋戰役取得勝利，解放區控制土地面積遼闊、自然資源豐富的東北地區，解放軍在數量上逐漸取得對國民黨軍隊的優勢，國共兵力對比發生逆轉。隨後解放軍又於淮海戰役、平津戰役重創國民黨，國共內戰勝負即將底定之時，為加速蔣介石政府的崩潰、繼續對其施加壓力，1948年11月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以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名義發布發布《懲處戰爭罪犯命令》，具體規定了以戰犯論處的各項罪行及其懲處辦法，《命令》稱：「凡國民黨軍官及國民黨黨部、政府各級官吏命令其部屬進行下列各種罪惡行為中的任一種活動，則皆以戰犯論罪」：
一、屠殺人民，搶掠人民財物或拆毀焚燒人民房屋者；
二、施放毒氣者；
三、殺害俘虜者；
四、破壞武器彈藥者 ；
五、破壞通訊器材，燒毀一切文電案卷者；
六、毀壞糧食、被服倉庫及其它軍用器材者；
七、毀壞市政水電設備、工廠建築及各種機器者；
八、毀壞海陸軍交通工具及其設備者；
九、毀壞銀行金庫者；
十、毀壞文化古蹟者；
十一、毀壞一切公共資財及建築者；
十二、空襲轟炸已解放之人民城市者。
該命令還指出；我軍對待國民黨反對派軍政人員的政策是：「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
隨後，新華社於1948年12月25日發表《內戰戰爭罪犯名單》，並刊登於12月27日的《人民日報》上，將蔣介石、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齡、衛立煌、胡宗南、傅作義、閻錫山、杜聿明、湯恩伯、孫立人等43人列為「頭等戰犯」。名單基本上囊括了當時國民黨政府黨政軍大員。也就是說在20世紀前半期中國國民黨政壇上叱吒風雲的主要人物在其中。名單特別點名在淮海戰役中被俘的國軍第十二兵團司令官黃維，「在作戰中施放毒氣，即已充分地構成了戰犯資格」。
對此，蔣介石於1949年元旦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稱願意與中共和談，並提出五個談判條件：「無害於國家的獨立完整、有助於人民的休養生息、神聖的憲法不由我而違反、軍隊有確實的保障、人民能夠維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與目前最低生活水平」。
不過形勢比人強，國民黨節節敗退，南京方面早無太多談判籌碼。等到淮海戰役結束、平津戰役快告一段落，正值蔣介石下野、李宗仁就任代總統時，1949年1月27日《人民日報》轉發新華社電文，加碼公布了重要戰犯（包括蔣經國）與重要戰爭鼓動者名單（胡適等），共增加了37人，並將「八項和平條件」中第一條「懲辦戰爭罪犯」作為談判重點，持續加強對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施壓。
然而，南京政府既無能力懲處上述黨政要員、知識分子或宗教界人士，又無實力抵擋即將渡長江南下的解放軍，李宗仁派往北平的代表團，雖與中共代表商定《國內和平協議》，卻遲遲得不到南京政府的批准，於是解放軍渡過長江，解放了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