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帝劉邦出身布衣，毫無憑藉，在秦末大起義中，竟然三年亡秦，五年滅楚，而得天下。《史記·秦楚之際月表·序》評論他說:「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早年讀到這一段話，不覺得有何難解之處。「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就是司馬遷歌頌漢高帝的話，是他把劉邦稱為「大聖」的自然結果。劉邦既然是「大聖」，當然就必受天命;兩個「豈非天哉」，自然是歌頌之辭。這樣的理解，可以說是見到了《史記》文章所展現的第一個層面，也就是其直接的層面。
稍後，在讀《史記》的《高祖本紀》《項羽本紀》等篇時聯想到了這一段話，心裡就產生了問題。這裡主要列舉《高祖本紀》(個別地方據《項羽本紀》)中對劉邦的一些記載，看看他到底是怎樣一個「大聖」。
(劉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為吏，為泗水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
高祖常繇咸陽，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詒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
在起兵以前，劉邦就是這樣一種派頭，如此貪婪，如此無賴，能算大聖的風度嗎?迨反秦兵起，「(沛)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劉季，欲以為沛令。……蕭(何)、曹(參)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其家，盡讓劉季。諸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於是劉季數讓。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他雖無賴，卻也有膽。
在楚漢相爭時期，劉邦之父太公曾落入項羽之手，項羽曾「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如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若翁，則幸分我一杯羹。』」為爭權位，雖父子之親也無動於衷，不在話下。
在打敗項羽而當上皇帝以後，及「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以無賴而能得天下為私產，他哪能不躊躇滿志、得意忘形?如果說這樣的情況也能算是大聖，那麼豈不成了沐猴而冠的「大聖」?
司馬遷所記下的漢高帝的大聖的形象就是如此，那麼，「豈非天哉」就很難與大聖人受大命掛得上鉤了。這樣，「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就可以理解為司馬遷對漢高帝的挖苦諷刺，說他當上皇帝完全不是憑藉其道德才能，而是碰上了好運氣的結果。司馬遷還敘述漢高帝病重時的一段對話:「醫入見，高祖問醫。醫曰:『病可治。』於是高祖謾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病，賜金五十斤罷之。」這就又借漢高帝自己的嘴道出，他得天下不是憑藉人力，不是憑藉自己的道德才能，而是靠了運氣(天命)。
當我理解到這個程度的時候，我感到司馬遷真是一個罵人不帶髒字的文學高手。這樣的理解，大概可以說是見到了《史記》所展現的第二個層面，也就是問題的背面。
又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反覆閱讀《史記》之餘，覺得司馬遷用「天命」解釋歷史時並非為了諷刺挖苦某個歷史人物。例如，《魏世家贊》:「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
唐代歷史學家劉知幾在《史通·雜說上》中批評司馬遷此說時說:「夫論成敗者，固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劉知幾的話說得對，不過他沒有看出司馬遷更深一層的意思。按《史記·六國年表序》也曾說:「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強也，然卒並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為什麼說秦「蓋若天所助」呢?只要細看《六國年表》就可以知道，六國為了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間戰鬥不休，而結果不是實現了六國的利益，而是在客觀上為秦滅六國掃清了道路。正如孟子(《孟子·萬章上》)所云:「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六國互斗，本來是為各自的利益，沒有人是為了秦的統一才這樣做的，而結果卻招致秦滅六國。這就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天命。
秦滅六國以後，不再封建諸侯，本來是為了鞏固帝國的統治，而客觀後果是為後來者掃清了道路。正如司馬遷所云:「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鋤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秦廢封建，本來是為了自己統治的利益，而結果在客觀上卻為漢的興起掃清了道路。這也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天命。「豈非天哉，豈非天哉」也正是接著上面所引的這一段話而來，所以這裡的天命就是指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發展趨勢。
原來司馬遷所講的「豈非天哉」，本來的意思是要說明，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有時並非人的主觀所能決定或意料。劉知幾的認識未能及此，所以就批評他要離開人事而談天命。殊不知司馬遷講的都是人事，只不過這種人事的後果是人的主觀所始料不及的;而這種始料不及的現象正好像是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的，所以也就可以稱之為「天命」或「天」了。
上文說到「豈非天哉」可以作為劉邦得天下靠運氣來解釋，那麼這一份好運為什麼偏偏落到了劉邦的頭上呢?對於這一點，司馬遷未作解說，大概也不便解說。這裡只能談談個人的理解了。
劉邦之所以能交上這一份好運，還得從時代特點與他個人特點的關係的角度來考慮。綜觀中國古史，戰國秦漢之際正值歷史巨變時期，先秦的舊貴族在這個時代大潮中先後紛紛落馬，他們的舊貴族習氣適應不了新時代;在劉邦身上簡直看不出任何舊貴族習氣的影子，也許可以說他的流氓習氣就是他能制勝的條件——別人做不出來的事他都能做得出來，他毫無顧慮。
如果從這個角度看，司馬遷所講的那些像是諷刺挖苦劉邦的話，那不就是說明他最沒有貴族習氣嗎?我們不妨把司馬遷的那些話當作是對劉邦的諷刺挖苦，同時也不妨把那些話看作正是對劉邦之所以為「大聖」受「天命」的解釋，只要我們不抱著腐儒之見理解「大聖」，而從時代精神來看問題，似乎這也不是不可以的。清代學者趙翼在其《廿二史札記》里寫了「漢初布衣將相之局」一條，很有意思。他也是以「豈非天哉」來作為其文章的結語的。我的管見也可以說是受了趙翼的啟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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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學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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