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難得一摯友:陳寅恪與傅斯年的友誼

生猛歷史 發佈 2020-01-31T07:47:03+00:00

1950年12月,在廣州的陳寅恪聽到這個消息後,寫下一首「望海詩」: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

文/狟先森

1950年11月20日,傅斯年接受完被稱為「郭大炮」的台灣參議院代表郭國基的質詢後,猝死於高血壓。就這樣,因痛罵孔祥熙、宋子文之流贏得「傅大炮」之聲譽的傅斯年,被另一架大炮轟了下去。

1950年12月,在廣州的陳寅恪聽到這個消息後,寫下一首「望海詩」:

不生不死最堪傷,猶說扶餘海外王。

同入興亡煩惱夢,霜紅一枕已滄桑。

「不生不死」表達了他在得知傅的死訊後的感傷,進而用典故表達因時事機緣相隔兩地的感嘆。

這首韻味深長的詩,成了兩人20多年友誼的句號。

01 在柏林奠定友誼基礎

1923年,傅斯年從倫敦大學轉到柏林大學,恰恰以前在北大的同學、陳寅恪的弟弟陳登恪也在柏林就讀。傅斯年和陳寅恪的友誼大機率始於弟弟陳登恪的介紹。

這段柏林結識的歲月,二人的友誼多體現在學術旨趣以及陳寅恪對傅斯年治學方向的影響上。1924年,到德國訪問的趙元任妻子楊步偉講他們兩個人是「寧國府大門前的一對石獅子」,互相砥礪、拚命讀書。

也許是相處久了,以前專心於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物理學的傅斯年竟然轉向到陳寅恪喜歡的比較語言學上了。比如,兩個人留下的筆記本中都記載了相同教授的課程;在這個時候,傅斯年開始大量搜集和購買「東方學」的書籍,這恰恰又是陳寅恪的興趣所在。

陳寅恪和傅斯年二人的柏林歲月,也許是可以天天見面,且把精力用在了讀書上,兩人留下的書信文字很少,但將近三年的時光,或主觀或客觀兩個人產生了相同的學術興趣,這也奠定二人友誼未來20年友誼的基礎。陳和傅兩個人的相惜之情,在1927年陳寅恪贈傅斯年的一首詩反映出來:

「今生事業餘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那種對傅斯年的將成一番事業的期許之情,可真真表露無疑了。

02 瑣碎書信見真情

傅斯年在北伐勝利後,欣喜回國。懷著把「東方學」的傳統帶回到中國來的願望,創辦了「史語所」。雖然陳寅恪這時候已經在清華就職,但柏林歲月讓傅斯年深知陳寅恪為人為學均是一流,因此不惜打破自己立下的「研究所人員不得兼任他職」的規矩,將其網羅到史語所,應邀出任史語所歷史組主任。

抗戰爆發後,史語所遷往昆明。在這亂世之中,一件小事可以看到兩位讀書人的相惜的友情。日本飛機時不時會來襲擊昆明,每當空襲警報拉響時,同住一幢樓房的人們本能的往外跑。但一樓的傅斯年卻拖著肥胖的身體往三樓沖,護著視力差的陳寅恪下樓。

陳寅恪寫給友人的信中,傅斯年占大頭,就連相交也很好的陳垣也趕不上。在抗戰期間,陳寅恪便給傅斯年寫了四五十封信,這些信得內容很瑣碎,大多是向傅斯年吐槽或者講述自己生活窮困的,比如:

「弟所患為窮病,須服補品,非有錢不能愈。」

「薪金不足以敷日用,且身病家口多,過儉則死亡也。」

「所謂『饑寒』之『寒』,其滋味今領略到矣。」

讀書人也是人。況且像陳寅恪這樣,回國後在清華任教,過著較好生活的人,面對戰時的顛沛、混亂、物價奇高、醫療條件有限等種種問題,吐槽、抱怨在所難免。

但讀書人又不是普通人,骨子裡的氣節又讓他們不輕易吐露自己種種不幸,除非是自己至親至近的人,才可訴苦一番。可見對於陳寅恪而言,傅斯年不僅是上司,也是難得的、傾訴柴米油鹽的摯友,這樣的傾訴不僅不會失「面兒」,而且能獲得精神上的依慰。

03 最後幾年矛盾交織的友誼

「天才總是成群來」成群的天才們的友誼總是或前或後出現一些矛盾和問題。就連陳、傅兩人的友誼也出現過不大不小的矛盾。

當陳寅恪虎口脫險,終於攜家帶口從香港回到桂林後,陳寅恪終於不想再折騰了。於是接受廣西大學的邀請,在廣西教書。傅斯年聽到這個消息後,心裡非常生氣,一邊講史語所規定研究人員不能在外教書,一邊說「同仁渴願兄來此處。」但是對於剛剛在桂林安頓好的陳寅恪來講,在四川李莊的「此處」實在太遠了。陳只想在安定之餘,寫寫文稿。

面對傅斯年對他「拖延」的不滿。陳寅恪也毫不客氣的講自己就是有點想拖延「弟取拖延主義,理由甚簡單,非得安眠飽食,不能作文。現弟在桂林西大,生活能勉強維持不至極苦之時,乃利用之。」明明白白地講了自己就是,所以像求穩定、不去四川。

1946年春,陳、傅兩人的書信往來基本停頓。這些往來的書信勾勒了兩位讀書人的亂世中的友情,始於陳寅恪的對生活的「抱怨」,終於傅斯年對陳寅恪的「抱怨」。

但是這些「矛盾」分裂了兩人之間的友誼嗎?似乎並沒有。

1948年12月,傅斯年發起搶救北平學人到南京的計劃。陳寅恪一家也在其中。可見傅斯年並沒有因為以前的種種矛盾同陳決裂,依然將其看做為人、為學上不可多得的摯友。


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柏林相識歲月里,兩個人逐漸形成了相同的學術興趣,這為他們一輩子的友誼埋下了伏筆。

04 未能圓滿的友誼

1949年元月到10月,在台灣的傅斯年一直電促在廣州嶺南大學的陳寅恪來台,可陳寅恪還是沒有成行。也許在這段友誼中,陳寅恪對傅斯年的影響大於後者對前者的影響吧。傅斯年沒能影響陳寅恪對學術、人格的看法,這也許是陳寅恪打算不成行的原因之一。

1949年以後,兩人隔海相望。這又好像是在玩笑般地印證了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縱使兩人的友誼中有過矛盾,但在民國成群「天才」中,卻真是難得有陳、傅這一對摯友。


參考資料:

(1) 王汎森:《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的個體生命》,北京:三聯書店,

2017年版。

(2) 王晴佳:《陳寅恪、傅斯年之關係及其他—以台灣中研院所見檔案為中心》,

《學術研究》,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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