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墓葬文化——透過考古的視角看古人的火葬文化

小生趣談歷史 發佈 2019-12-23T16:36:30+00:00

火葬,是目前我國人民普遍遵循的死後儀式。在火葬推行之前,我國大部分地區所奉行的仍是「入土為安」的土葬傳統觀念。在我國古代漫長的文明長河中,土葬也一直是我國人民所奉行的主要葬式,直到佛教進入以後,佛教的火葬等觀念才逐漸被部分人群所接受。

火葬,是目前我國人民普遍遵循的死後儀式。在火葬推行之前,我國大部分地區所奉行的仍是「入土為安」的土葬傳統觀念。在我國古代漫長的文明長河中,土葬也一直是我國人民所奉行的主要葬式,直到佛教進入以後,佛教的火葬等觀念才逐漸被部分人群所接受。

但是在我國先秦時期,有那麼幾群人,去世後採用火葬的喪葬形式,即在屍骨被火化後直接放入陶罐安葬。相關的文獻古籍也存在零星的描述。《墨子×節葬下》記載:「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說明在先秦時期義渠國人民是以長輩死後火葬為孝順的體現的。

《荀子×大略》記載:「氐、羌之民,其虜也,不憂其繫纍,而憂其不焚也。」 這段記載也表明氐羌的民眾死後是必須要火葬的,如果不進行火葬,他們死後是無法得到平靜的。通過這些零星的文獻描述,我們可以發現文獻中記載的火葬的人群主要以羌人為主。

那麼,火葬罐是否與羌人有關?是什麼樣等級的人群會使用火葬?火葬是否代表了某種文化內涵或人群信仰?下面讓我們一起看看下文火葬罐的討論。

一、火葬罐的發現

1945年夏鼐先生在臨洮寺窪山發現寺窪文化第一個火葬罐,該火葬罐為屍骨經過焚燒後放入陶罐內埋葬的形式。夏鼐先生論證其與羌族存在一定的聯繫。[1]此後,寺窪文化火葬墓在臨洮寺窪山、臨潭磨溝等地皆有發現。(所列出的地點皆為經過科學發掘,且數量較大的寺窪文化墓地。數量較為零星,且不典型的皆未列入。)具體情況如下:

1947年,裴文中在寺窪山發掘1座寺窪文化墓葬,為二次擾亂葬。[2]其中1座為骨灰罐式火葬墓,余均為二次葬或直肢葬等。

2008-2012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等單位在臨潭磨溝發掘墓葬1000餘座。其中包含一定數量的寺窪文化墓葬。[3]寺窪文化墓葬中火葬墓發現10餘座,余均為二次擾亂葬與直肢葬等。[4]

通過以上的基本發現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火葬並不是寺窪文化的主要葬式,其人群葬式主要為直肢葬與二次擾亂葬,火葬墓僅在個別墓地有零星的發現。並且此類火葬罐並不位於墓地的中心位置,許多火葬罐主要被安葬在墓地的邊緣,多位於西北、東南等邊緣地帶。

由此可見,寺窪文化所出現的火葬罐的喪葬形式並不是寺窪人群所主要使用並接受的喪葬形式,在該族群中屬於非常特殊和異類的存在。那麼,使用火葬的人群究竟是什麼人?與寺窪人群的關係是如何?讓我們一起來看看下面的討論。

二、使用火葬的人群與交流

李錦山先生曾認為,火葬人群主要是長老、巫師等人群。且火葬意義包含有詛咒或通達天神的意義。[5]但在甘青地區存在一種叫卡約文化的人群,在該人群中發過現一座被泥土包裹燒紅的屍體,明顯包含著某種詛咒的色彩。這樣的火葬形式是否符合長老與巫師的地位?

這恐怕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換一種角度來看,長老與巫師一般皆作為與上天溝通的中介,除了他們,誰還會有詛咒的功能?因此,火葬屬於巫師或長老階層,且包含通達天神與詛咒的意義。誠然,這還需要以後諸多證據的補充與論證。但火葬墓數量少,分布廣,以及多位於墓地邊緣的特點,我們可以看到火葬墓絕不同與其它墓葬,應該包含有重要的特殊意義。

我們觀察火葬墓,還發現一個重要的細節。即寺窪文化的火葬罐存在用石板蓋住罐口,放入火葬罐的土坑內用石板進行壘砌。這樣的墓葬構築方法暗示出火葬罐與石板墓可能存在一定的聯繫。通常來看,石板壘砌墓室是外貝加爾南部、貝加爾湖沿岸、蒙古國中部和東部地區比較流行的墓室形式,在我國主要分布在從東北到西南的半月形地帶。[6]

這表明寺窪文化火葬墓的部分構築形式與草原文化可能存在某種聯繫。此外,在中亞地區的安德羅諾沃文化區內,發現諸多火葬罐形式的火葬。該區域火葬的主要形式為將人骨在墓外火葬後,然後用水和牛奶洗凈,撿取骨灰和大塊骨頭放入陶罐,然後將骨灰罐埋入墓內。[7]

石板墓與火葬罐以及火葬墓的石板特徵的相似性,表明寺窪火葬罐有可能是受到了中亞與北方草原文化的雙重影響。另一方面,草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主要流行拜火教思想。拜火教思想的核心即聖壇、石頭與火。

關於石頭、火等元素,我們發現甘青地區馬家窯文化宗日墓地存在的數個包含有燒過石頭的和陶片的石圓圈以及卡約文化的大華中莊墓地中發現的數個祭祀石圓圈,內包含燒過的石頭與陶片等與草原地區部分相似的現象。

這些現象也將火葬的現象指向了某個方向,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點模糊的啟發。既然可能存在此類聯繫,那麼關與火的崇拜,是什麼樣的思想?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三、火祭與天神

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發現寺窪文化受到了拜火教的影響和草原文化的其他影響。那麼,寺窪文化火葬罐所蘊含的意義到底是什麼?《太平御覽·四夷部》記載:「莊子曰:羌人死,燔而揚其灰。[8]此外,黎族在除夕和端午進行筊杯卜(是求平安和問病的一種占卜。)時要要燒香燒金銀紙祭祖公鬼。[9]

仫佬族將農曆七月十四定為鬼節,當晚在祭祀祖先後,要去郊野焚香、燒紙錢與冥衣,撒鬼飯布施無主孤魂,以免他們害人。[10]

羌族神話《燃比娃盜火》中講述了人間本身沒有火,燃比娃將火盜入人間,兩塊白石相互碰撞,便產生了火花。[11]羌族當有族人死亡時,會供奉祭品。死者大多都火葬,每個寨子裡有火葬場,骨灰被虔誠地埋葬。[12]

此外,印度的那加族人,人死後要殺雞祭奠,然後抬出去火化。火葬後將未燒完的頭骨帶回村裡裝進陶罐。在村邊路上連放三年,在此期間全村聚會吃飯,都要給死者送酒送飯。他們認為在三年過後,死者的靈魂就可以在陰間自食其力,不需要再送飯。[13]這些資料都表明人群具有一定的神鬼觀念,進行火葬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保佑自身平安和防止惡鬼害人。

此外,拜火教經典《阿維斯陀經》提及該教基本教義是善惡二元論,善與惡是世界的兩大本原。善本原是真誠、善良、純潔、智慧和創造的體現,是光明與生命的源泉;惡本原則是虛偽、邪惡、污穢、愚昧和破壞的代表,是黑暗和死亡的根源。[14]

該教存在火壇,有專門的祭祀去進行侍奉。薩珊王朝阿爾達希二世時期在其銀幣上刻有「奧馬茲德的崇拜者,神聖的阿爾達希,萬王之王」的銘文,背面有襖教祭壇。到了胡思老一世時期,銀幣背面圖案變為中央是祭壇,還有聖火、星、月、祭司。[15]

這些都表明拜火教對火的重視以及存在聖火等宗教設施。據古麗多來提先生研究,近代柯爾克孜族人受到了古拜火教的影響。[16]柯爾克孜族人崇拜火,認為火是太陽在地上的象徵,而認為木中有火不把木作為坐器。[17]由此可見,火是少數民族崇拜的對象,是守護他們平安的神靈。

四、 結語

通過先秦時期西北地區的一個火葬罐的例子,我們引出了火葬使用的人群、信仰與習俗。

即使用火葬的人群主要為巫師、長老等具有特殊作用的人群,火葬也主要代表了一種對火的崇拜和對自身的一種福佑。與此同時,我們也從火葬看到了在據我們2000多年前的中國大地上,我們的先民與域外的族群可能已經開始了多種的交流。

最後,通過上文的諸多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先秦時期西北地區的火葬,不僅僅的喪葬習俗的特殊化,也是從2000年多年前不同族群與民族和平共處,相互交流的一種物質化的體現!

參考文獻

[1] 夏鼐:《臨洮寺窪山發掘記》,《考古學報》1949年第4期。

[2] 裴文中:《甘肅史前考古報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3]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甘肅臨渾磨溝齊家文化墓地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10期。

[4] 毛瑞林:《臨潭磨溝遺址齊家文化墓地》,《大眾考古》2013年第5期。

[5] 李錦山:《論宗日火葬墓及其相關問題》,《考古》2002年第11期。

[6] 童恩正:《試論我國從東北至西南的邊地半月形文化傳播帶》,《文物與考古論文集—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文物出版社,1987年。

[7] Elena E.Kuz,mina.The Origin of the Indo-Iranians.LEIDEN.BOSTON,2007:339.

[8] (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四夷部-卷七百九十四》,中華書局,1960年。

[9] 王學萍:《中國黎族》,民族出版社,2004年。

[10] 羅樹新、路義旭:《中國仫佬族》,寧夏人民出版社,2012年。

[11] 陳蜀玉:《羌族文化》,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2015年。

[12]〔英〕陶然士(Rev.T.Torrance)著,陳斯惠譯:《羌族的歷史、習俗和宗教—中國西部的土著民族》,成都美國聖經會,1920年。

[13] 王樹英:《印度文化與民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119頁。

[14] 元文琪:《阿維斯塔神話與瑣羅亞斯德教哲理》,《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第4期。

[15] 夏鼐:《中國最近發現的波斯薩珊朝銀幣》,《考古學報》1957年第2期。

[16] 古麗多來提:《<瑪納斯>中的喪葬習俗與拜火教遺風》,《喀什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

[17] 別列克·索勒托諾耶夫:《赤色吉爾吉斯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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