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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藝術與全球經濟》(Art and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中，舊金山大學(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教授約翰·扎羅貝爾(John Zarobell)探討了「藝術世界如何在過去一代人的時間裡發展成為全球經濟，以及這對藝術家、交易商、策展人、文化管理者、教育工作者和公眾意味著什麼」。扎羅貝爾還探索了全球藝術市場中不公開的方面，他稱之為「邊緣藝術市場」。在接下來的摘錄中，他解釋了非正規經濟（幾乎所有行業都有其一席之地）如何與藝術市場檯面上的行為發生交叉，形成了一些人所說的「灰色市場」。
1973年，基思·哈特（Keith Hart）首次使用「非正規經濟」（informal economy）一詞來描述發展中國家中某些「新發明」的經濟方式，以便在幾乎沒有「常規」就業機會的世界中生存。從那時起，這個詞就被用來形容那些在全球經濟中沒有穩定經濟基礎的人，為了生計而進行的自下而上的努力。
「非正規經濟」常用來指未經記錄，未徵稅，不受監管，遊走在法律邊緣的交易。這也被稱為「灰色市場」，但與非法的「黑市」有明顯的區分。
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09年的一份報告稱，全球一半的員工受僱於非正規部門，預計到2020年，這一數字將升至三分之二。但是，這份統計可能忽略了經濟中正規領域和非正規領域的交叉部分——因為不可能將這兩個領域完全分開。
在評估全球藝術品市場的規模和性質時，非正規經濟正成為越來越重要的一個部分。考慮到目前投資藝術品的高凈值人士所採用的離岸金融機制，往往就連檯面上的藝術品經銷商們都很難確定通過藝術品而轉移的資金是否「乾淨」。藝術家也是一個不受限制的勞動力資源的完美典範，很多藝術家在沒有正式合同和納稅的情況下委託、甚至賣掉藝術品，遊走在法律邊緣。
藝術世界的非正規角落
當談起藝術市場時，大多數業內人士通常會首先考慮紐約、倫敦或香港的國際拍賣行、畫廊或經紀人，但固然沒錯，卻不是藝術品市場的全貌。例如，克萊爾·麥克安德魯（Clare McAndrew）在2019年《巴塞爾市場報告》中認為，已統計的藝術品市場規模與實際市場規模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這種差距既包括獨立藝術家自主銷售，或在小型藝博會上得到的收入，也有中國大芬村等生產古典大師和印象派繪畫的繪畫複製品的工廠的一份。人們很容易認為，這類活動對藝術品主流市場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問題仍然存在：這部分藝術經濟的規模有多大?是7%還是44% ?
黑白經濟的融合是藝術品市場日益重要的問題，卻很少有評論者關注這個問題。據報導稱，在2011年，塞尚《玩紙牌的人》以2.5億美元的價格私下出售給卡達王室，這筆交易是否需要繳納銷售稅？如果是，向哪個國家/地區繳？這幅畫是賣方直接寄給買方的，還是通過自由港交易的？經紀人得到的佣金是多少？是否有中間人從與各方的聯繫中獲利？如果是，他們是否為此收入繳納所得稅，還是將其轉移給離岸公司或信託公司？
沒有人會在公開場合回答這些問題，所以公眾永遠不會知道。但關鍵是，全球藝術品市場受到的監管很少，因此即使在這種「合法」銷售的情況下，也無法評估這些交易的非正規部分的規模。考慮到離岸金融機制的存在，有足夠的方法來規避國家監管，以至於許多正規交易似乎都有一條非正規的尾巴。
向來對揭露隱秘很感興趣的記者(和學者)，往往傾向於暗示這類交易之所以隱秘操作，正因為它存在違法的可能性。但是非正規經濟與非法經濟不同，就像沒有個人或企業願意牽涉到黑市交易，或是與來源不明的藝術品扯上關係。
藝術品銷售者要遵守一定的規範和行為準則。然而，藝術市場的交易是在一個監管寬容和容易套利的網絡中進行的。因此，貨幣和金融服務的非正規市場，是與藝術市場攜手並進的。
藝術界的「禮物經濟」
在藝術世界中，很少有比「禮物經濟」更明顯的非正規經濟案例，在某些情況下，禮物經濟更像是一種貪污經濟。
通過贈送藝術品，不僅可以影響一些區域甚至國際拍賣市場的價格，還能達到某些藝術之外的目的。社會學家奧拉夫•韋爾修斯(Olav Velthuis)就認為：在市場環境中，禮物交換鞏固了社會關係，而這些「社會關係具有工具性的經濟價值，(正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所聲稱的)提高了(而不是妨礙)效率」。在討論藝術家、交易商和收藏家之間的關係時，韋爾修斯指出，紐約和阿姆斯特丹的當代藝術市場可以通過多種方式更有效地為自己服務，而不是成為向最高出價者開放的自由市場。
筆者認為，藝術品市場並不是自由的，而是一個經過改造的市場，信息和交易的分布不均勻，給內部人士帶來優勢。換句話說，僅僅通過相信一個新興藝術家或支持一個客戶，經銷商就可以在他們所處的特定市場領域內為客戶提供生意上的便利。
作為一名社會學家，韋爾修斯認為社會關係是當代藝術市場的核心，而禮物經濟則是這一發展的核心。在禮物經濟中，交換的商業性質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通過慷慨而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係」。
禮物經濟在不同文化中的運作方式有所不同，包括俄羅斯，中國和巴西等，這些國家/地區都有送禮的傳統。
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調查稱，俄羅斯在申辦2018年世界盃主辦權時，曾向兩名有投票權的國際足聯委員贈送了兩幅藝術品作為禮物。據CNN報導，一幅畢卡索的畫作被送給了歐洲足球協會的米歇爾·普拉蒂尼，但他否認了這一說法。
而在另一起相關案件中，國際足聯的另一名投票成員米歇爾·德胡格(Michel d』hooghe)承認收受了一幅風景畫，但因為嫌這幅畫「醜陋」，並且沒有價值，而投了反對票。
還有報導稱，送給普拉蒂尼的畢卡索作品是俄羅斯冬宮博物館的藏品，如果事實果真如此，這將是藝術界不可想像的醜聞。儘管此報導目前無法證實（也許永遠不會得到證實），但它說明了禮物經濟如何轉變為賄賂經濟。
《紐約時報》2009年曾刊登過有關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報導，這給整個藝術品市場帶來了更多的複雜性和更大的系統性風險。報導稱，「（中國藝術品）市場...已成為腐敗的溫床，因為企業高管通過藝術品來賄賂官員們」。而這些賄賂還有一套特殊的方法：「在某些情況下，官員會將藝術品送至拍賣會，想要行賄的商人以高價買下這件藝術品，相當於變相行賄。這種「雅賄」行為，說明了如何通過藝術品拍賣市場進行「洗錢」。
「炒」的價格
但是，送禮和賄賂經濟還不算是中國藝術品灰色市場的全貌。價格操縱同樣是非正規經濟中十分猖獗的一塊。在中國，在世的藝術家直接通過拍賣行出售其作品，完全跳過了經銷商體系，並直接抬高中國當代藝術品的整體價格，這比美國和歐洲普遍得多。
在某種程度上，當代藝術品的經銷商也會使用拍賣行來穩定所代理藝術家的價格。如果有人將某個畫廊所代表的藝術家的作品進行拍賣，但卻無人問津，或是會以低於經銷商的心裡價位成交，那麼經銷商通常會在心理價位附近自己出手買入該作品，為其保駕護航。
這種做法在近一個多世紀以來被廣泛使用，但是中國拍賣市場的特點是「收藏家和投資者，也許是擁有特定藝術家大量作品的藝術投資基金坐莊。他們通過競拍一件作品，來炒作該藝術家的價值體系，然後出貨得利。
在過去的十年中，許多中國藝術家進入了全球拍賣榜的前十之列。齊白石、張大千、趙無極等藝術家的名字與畢卡索、沃霍爾等藝術家一同成為全球最暢銷的標的，其中明顯存在炒作的痕跡。鑒於過去十年來當代藝術價格的整體飆漲，像這樣的非正規價格操縱似乎也成了這個市場的一部分。
藝術家和非正規經濟
藝術家同樣在非正規經濟中生存了很長一段時間，因為很多情況下，藝術家可以避開稅務的管制。比如，藝術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將畫賣給藏家，或是在小型藝博會上直接出售自己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們不自主報稅，稅務部門很少會向他們收稅。
還有一種情況是，如果畫廊主或策展人給一位新興藝術家舉辦了一個展覽，那麼藝術家通常會向主辦者贈送一些藝術品作為回報，而這種禮物可能不會出現在任何稅單上。韋爾修斯將這些禮物描述為鞏固藝術世界的社會關係的禮物。
這種無法衡量價值的贈與行為發生在藝術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僅藝術家，還有策展人和非營利性機構等很多市場環境有時都在提供免費工作，因為他們想要得到認可並希望登上更大的舞台。有時甚至他們自己也不願意將自己的工作貨幣化。他們的行為提供了無法量化的盈餘，而他們得到的回報也不是那種可以在稅單上申報的東西。然而，每個人都要生存，這些「免費」的行為背後，往往會轉化為更大的市場利益，並維繫著藝術市場這台機器的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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