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西漢建立之初，政局不穩、民生凋敝，新建的西漢政權面臨著重構政權合法性的艱巨任務。

劉邦通過神化統治者、重建禮樂制度、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構建了獨特的君權神授理論模式。武帝時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學說，建立了獨特的君權神授理論。西漢初年的這些實踐探索和理論發展，是對西漢之前的君權神授理論的總結和進一步發揮，在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方面，以獨特的方式重構了西漢王朝的政權合法性，並對後世的政治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先秦時期的君權神授理論

君權神授是古代君主專制制度下的一種重要政治理論，認為君主的權力是神賦予的，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君主代表神在人間行使權力、管理人民。

這種理論在世界古代影響巨大，古埃及法老自稱是天神的兒子，並深得太陽神的庇佑;中世紀的歐洲，君權神授理論展現得更為明顯，歐洲各國君主皆與羅馬教皇合作，使臣民相信其統治國家的權力來自於上帝;日本天皇把日本神話里的天照大神奉為始祖，通過宣揚君權神授理論，表明君主統治國家、臣民的合法性不容侵犯。

政權合法性的問題，在中國古代也被十分重視。孔子曾說治理一個國家首要的是正名，否則，就會出現問題。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如果不能解決好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會產生嚴重的不良後果。早期君主通常從「天」「神」那裡尋找答案，即宣揚君權神授理論。商朝的伊尹曾說：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在討伐商的戰鬥檄文《泰誓》《牧誓》中，周武王多次表示自己推翻商朝的原因是：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

西周時期，攝政的周公也明確表述了國家建立的合法性: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在夏商周時期的政治家看來，商朝、周朝之所以能夠取代前朝建立統治，究其原因就是獲得了天心、天命」，在天的指引和庇佑下，新建政權獲得了統治國家和人民的合法性。甚至周王還直接自稱天子，即作為天的兒子，代表天來統治國家和人民。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是對這一理念的生動寫照。

無論商朝的伊尹，還是西周的武王，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過程中，都極其重視自己行為的合法性，特彆強調他們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承載著天心、天命。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君權神授理論不同，中國古代的君權神授理論在強調「神授」的同時，也十分注重德的主觀能動作用，強調天與人的互動關係。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於一德;非商求於下民，惟民歸於一德。」

伊尹在給商王太甲傳授治國理念時，就強調了「德」與「天命」之間的關係:對於君主所擁有的天命，先秦儒家的論述最具代表性。

孔子曾言:「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孟子也曾講:「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對於他們的觀點，《中庸》有較為系統的闡釋:

「舜其大孝也，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古大德必有其位，必有其祿，必有其壽……故大德者必受命。」

在排斥儒家學說、實行法家治國思想的秦朝，也同樣重視天命，傳國玉璽上刻有「受命於天，既壽永昌」的字樣，表達了秦朝統治者認為皇帝統治國家的合法性來源於天。由德而獲得天命，進而獲得政權的合法性，構成了一個既重視人事又重視天命的一種獨特的君權神授理論。

在這個理論中，德不僅是統治者所具有的個人意義上的品德，更是一個政權擁有天命所歸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原因和最突出的表現，它構成了人民對君主所擁有的國家統治權威的普遍認同。

同時，它又清晰地表明，天命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君主的所作所為而發生轉移。這種特殊的君權神授理論，在解釋政權合法性的同時，也對統治者進行了一定程度的約束，特別是告誡統治者，如果不能敬天保民，就很容易喪失天命，喪失天的庇佑導致敗亡。孟子說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就是對這一思想的精彩闡釋。

二、西漢王朝構建政權合法性的必要性

在一個政權建立的過程中武力等硬實力是最重要的，政權合法性等軟實力顯得相對有些軟弱，但並不意味著樹立統治者權威、構建政權合法性等軟實力方面的工作不重要。西漢初年，對劉邦來說，由於在創業過程中爭取人心的需要和西漢建立之後穩固統治秩序的需要，構建西漢政權合法性的問題非常重要且迫切。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統一了六國，結束了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國並列的局面，建立了強大的秦王朝。然而，僅僅過了15年，秦朝統治者就由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的絕對權威變成了階下囚。劉邦從一個不能治產業的無賴，借著秦末農民起義的浪潮，經過推翻秦王朝統治的兩年戰爭和五年的楚漢之爭，建立起了新興的漢王朝，一介布衣由此成為了大一統的漢王朝的皇帝。

面對這一翻天覆地的變化，劉邦有必要向戰國以來依然存在的各國貴族和普通的士人、老百姓解釋清楚這些問題:為何身為無賴的他，能夠最終成為君臨天下的天子?為什麼其他人不能有取而代之的想法和行動?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則會為漢王朝的安定埋下巨大隱患。確實，在西漢初年由於政權的合法性問題，導致了一系列的謀反、叛亂事件。

據《史記》記載，在劉邦時期的叛亂就有臨江王歡為項羽叛漢、燕王臧荼反代地、項氏之將利幾反、韓王信謀反太原、趙相國陳豨反代地、淮陰侯韓信謀反關中、梁王彭越謀反、淮南王黥布反、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與陰謀九起叛亂。

這些叛亂，對漢王朝政權的穩定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甚至劉邦本人也在討伐黥布時被流矢所傷。這些謀反、叛亂雖然具體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反映出對劉邦即皇帝位的反抗。在他們看來，項氏世世為楚將，有著很大的威望和號召力，在一定程度上，他們是接受項羽當政的。當時社會上對劉邦則極盡嘲諷，對劉邦的印象大多的是貪於財色、好美姬，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劉邦還有諸如喝酒欠錢不給、白吃宴席、喜歡罵人等污點。

在當時，社會上影響較大的法家、儒家、墨家等學派理想中的國家統治者形象都與劉邦的形象相差甚遠。

儒家主張用王道的力量來感化百姓，國家的領袖應當是社會的道德領袖;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子認為聖人之治國最重要的一點是勢，即作為統治者的威勢;墨家則堅持選天下之可賢者，立以為天子。而劉邦的形象與當時社會主流思想所認為的皇帝形象是格格不入的。這就產生了一個現實的問題:由身為布衣無賴的劉邦來當皇帝，而不是傳統的士、聖人或君子來當皇帝，就很難讓人產生敬畏。

同時，劉邦對於自己當皇帝這件事，在潛意識裡也表現得很不自信。未央宮建成時，劉邦對劉太公說:

「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

可見，被人指稱為無賴的陰影一直深深刻印在劉邦心中。在討論自己為何能當上皇帝時，劉邦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餘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

即他能當皇帝，不是因為自己品德高尚或者能力很強，而是因為有人傑能為他所用。這就解釋了為何無賴布衣能夠當皇帝，而世世為楚將的重瞳子項羽不能的原因。怎樣才能讓天下人認可，並鎮服海內?這是劉邦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

三、劉邦對君權神授理念的實踐

為解決國家政權合法性和國家統一的問題，劉邦在繼承秦朝制度的基礎上，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構。這種重構既反映在政治制度上，也反映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層面。劉邦所做的重要一環，就是踐行君權神授理論。他通過種種包裝，努力告訴世人他能夠當皇帝存在著天命所歸的必然性。

1、神化劉邦的出身首先，神化自己的血緣。對於自己的出生，劉邦編造了一個神話故事:

其先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

在這段記載中，劉邦是其母劉媼與神仙夢遇的結果。這種記載在中國遠古的神話傳說中早已存在，如商朝始祖簡狄吞神鳥之卵而生契;周朝始祖姜嫄踐巨人跡而生后稷。劉邦借鑑中國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附會自己也身含神、蛟龍的血脈，從而神化了自己的出身。

其次，神化自己的身體構造。《史記》記載:

「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即劉邦長相中有「龍顏」，而且左邊大腿上有黑壓壓的黑痣。雖然劉邦為人無賴，但是身體上的花樣很多，這些都被解釋為劉邦出身不凡的表現，說明他天生就必將大富大貴。

再次，劉邦對自己的行為也進行了神化。這在《史記》中也多有描述。如：

「醉臥，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怪之。高祖每酤留飲，酒讎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責。」

呂后與兩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哺之。老父相呂后曰:

「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亦皆貴。秦始皇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因東遊以厭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隱於芒、碭山澤岩石之閒。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

可見，劉邦幾乎不放過任何一個神化自己的機會。通過一步一步地神化自己，劉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

劉邦在其創業之際和當皇帝之後，大肆宣揚自己的不凡之處和種種神跡，解釋了自己能夠當皇帝的原因，也為其建立的西漢王朝確立了基本的合法性。劉邦的這種做法，也為後來新建王朝確立自己的合法性提供了借鑑，並被歷朝歷代因襲。

2、 彰顯天子的無上權威

儘管秦始皇通過各種措施強化了皇帝的獨尊地位，但是對皇帝權威的質疑還依然存在。

秦始皇游會稽時，項羽看見了曾講:「彼可取而代也。」

陳勝吳廣大澤鄉起義時，也高呼:「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史記》中對劉邦也有一段極為精彩的描述:

「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群臣，置酒未央前殿。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群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可見，西漢初年君臣之間的互動缺乏應有的嚴肅性。因此，劉邦努力神化自己的同時，也十分重視禮樂制度的建設，特別是通過禮樂制度中的各種行為規範來體現對天子地位的尊崇，從而進一步鞏固自己作為皇帝的權威，強化西漢王朝政權的合法性。

劉邦在借鑑前代禮樂制度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禮樂制度。西漢初年，鑒於秦朝法令的嚴苛，為了簡單方便，劉邦統統不用。禮樂制度的荒廢導致朝堂上一片混亂，讓劉邦感到煩惱，後來他任用儒者叔孫通重建了規範君臣關係的禮樂制度。

「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喧譁失禮者」。

叔孫通的禮樂制度實行以後，見識了禮樂制度的厲害之處後，劉邦由衷地感嘆道:

「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叔孫通的禮樂制度對劉邦的父親劉太公也不例外。劉邦剛做皇帝時，對劉太公五日一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後來就有人提建議:

「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

後來劉太公見劉邦需要擁篲，迎門卻行。劉太公這個行為極大地震懾了其他大臣，讓大臣們思考、掂量與劉邦之間的行為規範，即使是皇帝的父親，見了天子也是要遵守君臣之間的行為規範。為了顯示天」權威，劉邦還大治宮殿。在定都長安之後，丞相蕭何開始營作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蕭何給劉邦解釋為何營造這樣宏偉的宮闕時指出:

「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宮室。且夫天子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

住在雄偉的宮殿中，能給人以莊嚴、偉岸的形象，從而重塑皇帝作為天子的無上權威。劉邦通過重建禮樂制度、大建宮殿，進一步確立了君權神授氛圍下皇帝的權威，進一步營造了西漢王朝君權神授的神秘主義色彩。

3、營造對天子之德的認同

在採取措施神化自己、強化自己權威的同時，劉邦及其繼承者還採取了一系列的行動，來營造「天子」之德，塑造自己作為天之子的仁慈與博愛形象。

一是厚葬項羽。對於自己曾經的競爭者項羽，勝利後的劉邦是持輕蔑態度的。在議論項羽為何在「楚漢之爭」中失敗時，劉邦曾言:

「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為我禽也。」

大臣也附和說項羽有嫉賢妒能等各種不良品行。項羽作為一個剛愎自用的武夫形象就這樣被牢固地定格起來。雖然，對競爭者的詆毀和抹黑是解釋自身取得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手段，但是劉邦在項羽死後還是予以了厚葬。

「以魯公禮葬項王谷城，為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皆不誅。乃封項伯為射陽候」

這些舉措，極大提升了劉邦的個人形象，特別是作為天子應該具有的寬容、憐憫與仁慈的形象。

二是實行無為而治。劉邦當皇帝後，立即廢除秦朝的嚴刑峻法和苛捐雜稅，採取輕徭薄賦的政策，讓人民的生產、生活回歸正常。其後，在呂后、文帝、景帝時期皆以黃老「無為」之學作為施政理念，實行無為之治，社會生產得以迅速恢復。西漢初年的無為之治，既是統治者穩定社會秩序、增加社會生產的需要，也是彰顯天子之德的需要。

「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之……朕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

這種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的思想認識，表達了因天降異象、或者百姓生活出現困難，都可以解釋為天子統治工作的失誤，從而導致天怒而降下災禍，以警示天子。也可以理解為通過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實現天下大治，視民如子也是天子之德的重要體現。

四、武帝時期君權神授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在前代君權神授理論的基礎上，漢代思想家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為基礎，以陰陽五行論為基本框架，同時吸收了黃老等諸子的思想，對君權神授理論進行了進一步闡釋和發揮，從而建立了一套系統的以「天人感應」學說為基本內容的君權神授理論。

一方面，董仲舒從理論上對君權的神授性質進行了肯定。先秦諸子都把道作為宇宙本論中最根本的主宰。董仲舒在吸取了儒家、道家諸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天是宇宙人間的最高主宰，萬物非天不生。所謂王者配天，謂其道，君主行政必須符合天指定的規律。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

在董仲舒思想體系里，對君主作為天子的身份進行了確認:君主受天命進行統治，百姓應當無條件服從君主的統治。據此，君主作為天在人間的代表，高居萬民之上，目的就是借天的權威來神化君權的統治。

另一方面，君權又受到天的制約。天能干預人間的事務，人間的事務也會感應給上天。如果君主無道，沒有治理好國家，就是逆天，就會受到天的警告。天以降下災禍的形式來譴責君主和對君主進行威脅。如果君主對天的警告熟視無睹、不思悔改，就會出現更大災禍，甚而剝奪天所賦予統治者的天命，導致敗亡。

通過這種「天人感應」的方式，實現天和人之間彼此交流感應、和諧統一的狀態。這就從一定程度上對先秦時期的君主由德而獲得天命，進而獲得統治合法權的理論作了進一步發揮，對天與人之間的互動作了理論上的系統總結。

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得到了漢武帝的極大讚賞。每當天降災禍或者國家統治出現問題時，統治者都會深感憂慮，認為是上天在通過這種方式警示和懲罰自己逆天的統治。董仲舒對君權神授理論的進一步發揮，既確認了君權的神授性質，同時也規定了君權所受到的制約，是對之前的君權神授理論的總結、發展和升華。

君權神授理論在漢武帝時期的進一步發展，從側面對政治的人文屬性給予了肯定，即朝代更迭、事務運行並不全靠天的意志，人間的行為也會影響天，也是決定天命的重要內容。

結語

劉邦作為一介布衣，戰勝強大的敵人，建立了強大的西漢王朝，他的一系列通過踐行君權神授理論來構建政權合法性的措施，在鞏固新生政權、營造穩定的社會秩序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西漢初年，由於劉邦及其繼承者的推動，並經過董仲舒的理論探索，君權神授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君權神授理論在西漢初年的實踐和發展，也被後來歷代統治者所借鑑和沿襲，對中國後來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推動國家「大一統」認同和維護國家穩定、文化傳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同時它也是造成君主集權、專斷愈演愈烈的一個重要因素，特別是到了明清以後它對社會發展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越來越明顯地展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