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兩個聖人，文聖人孔子，武聖人關羽。在老百姓眼裡，文聖人有些高不可攀，而對武聖人則稔熟得多。這要歸功於小說《三國演義》和遍布寰中的幾萬座關帝廟，三英戰呂布，溫酒斬華雄，千里走單騎，兵敗走麥城等故事，在中國差不多是婦孺皆知、老少樂道的。關羽在國人中的普及程度遠在孔子之上。
其實，關羽生前死後歷經了不同的旅程，在生前是一場悲劇，在死後是一場接連不斷的鬧劇。集悲劇和鬧劇於一身，實為關羽之不幸。而在某種意義說，興許也是國人之不幸。
關羽生前的悲劇，表現在他對義兄劉備的愚忠，以及由於驕傲自大的性格弱點，為一介書生、黃口小兒的陸遜所蒙蔽，被幾頂高帽子弄得昏頭漲腦，致使荊州失守，父子被俘、身首異處，且他的頭顱與身軀一在當陽、一在洛陽。作為一員蜀中大將，關羽實際上是個失敗者。而他死後的形象，起初也是一個陰森的厲鬼，只因他慘死敵手，有太多的怨憤、怒氣。
可是，到關羽死後300多年的隋朝，佛教天台宗的開山之祖智者大師，獨具法眼，點化關羽，使關羽由厲鬼而一躍成了皈依佛門的護法神。關羽的鬧劇緊鑼密鼓地拉開了大幕。
中唐時期，關羽踏進朝廷廟堂，與張飛、周瑜一起，作為中國第一位武聖人姜尚(即在渭水邊用直鉤子釣魚的姜太公)的從祀，享用皇家的香火。這時候的他，與相傳孔子所寫的儒家經典《春秋》結緣，手裡多了這本書，夜讀《春秋》、文武兼備的關羽新形象出爐了。他儼然成了皇家正統和風雅儒將的代表。
嘆惜好景不常，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因自己是策動兵變上台、不屑於皇家正統，所以竟把關羽、張飛逐出姜太公的武聖廟。但是，從公元1104年宋徽宗趙佶敕封關羽為崇寧真君之後，關羽就發達起來，高踞於神壇之上。徽宗先後三次追封，最後一次的封號是「義勇武安王」。此時金兵南下，汴梁告急，徽宗加封關羽是想撈根救命稻草，關羽的「義勇」激勵宋軍忠勇救主!明初朱元璋也曾貶斥關羽，而到了武宗正德年間，關羽重回廟祀，並讓宋朝忠臣岳飛、陸秀夫從祀。萬曆時又數度晉封，關羽升至帝位。到明末，乾脆由關羽取代姜太公，做了中國的第二任武聖人，與文聖人孔子一起，充當儒家倫理文化，即仁義禮智信美德的形象代表。
生前為漢壽亭侯的關羽，死後官運亨通，由王而帝，至神至聖，無以復加矣。他與孔子一樣，是權勢者的聖人，是被皇帝和官府捧紅的。權勢者對關羽的不斷造神，無非把他當作政治的文化的工具來利用罷了。只要權勢者有某種需要，就給關羽抹上不同的油彩，上演各種鬧劇。開國皇帝大抵出身草莽，要反前朝的正統，故對代表正統的武聖人不感興趣；而當政權運作幾代，後繼的皇帝們又要打正統牌，就往往與時俱進地找上關羽，要為之立傳豎碑，晉爵加封了。關羽就這樣地被他們玩弄於股掌，豈非莫大的悲哀!
不過，與孔夫子的同民眾不大相干大相逕庭，關羽的民間基礎牢固之極。「關公廟貌遍天下，五州無處不焚香」，便是關羽神化之後的社會寫實。自清朝中葉始，關羽成為眾多行業的祖師和保護神：因關羽年輕時販賣過豆腐，逐為豆腐業之祖師；又相傳關羽早年曾以打鐵為業，即成了鐵匠的業祖；做燈籠香燭生意的，抓住關羽秉燭讀《春秋》；而關羽所持的青龍偃月刀，又讓他做了理髮、屠宰、刀剪等行業的神祗。一些民間幫會，也紛紛奉關羽為神主。相沿至今，不少民眾在居所設關帝神位，又把他當財神爺來頂禮膜拜。關羽死後，與民眾的生活發生如此緊密聯繫和情感寄託，一方面歸結於《三國演義》的廣泛流播，另一方面歸功於宋、明後統治者不斷升溫的造神運動。如果說權貴們的造神，是欲用關羽自肥、自利的話，那麼老百姓的傍神，就顯示了他們現實生活的無奈與無助。實際上，關羽活著的時候連自己的腦袋都保不住，他死了以後又怎能去保百姓的平安、護百業的興旺!在神化關羽的鬧劇背後，所反映的不過是國人的某些精神慰籍而已。
據說全世界三大宗教名下的教徒多達十七八億。其中，佛教徒2億，伊斯蘭教徒5億，基督教徒10億。中國的教徒有多少，我不清楚。但似能肯定，國人的世俗化時間早，歷史長，土生土長的只有一個道教，其餘宗教均是泊來品。國人中少有真正的宗教信徒，多的是傍神、吃教者。他們所想的、所做的，大抵在沾神靈的光，托宗教的福，給自己撈些好處，或竟為一種生存方式。可我擔心，一個熱衷於造神、拜神、傍神的民族，總不免蒙昧、愚頑的災禍，定會演出各種「史無前例」的悲劇和鬧劇。殷鑑不遠，請勿健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