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識字
在三國學界，蜀漢內部矛盾論由來已久，大體指的是蜀漢荊州、益州、東州三個派系爭鬥嚴重，其中荊州派聯合東州派一起打壓本土益州派，以維持自身統治。這一觀點近年來尤為流行，不少公號、期刊乃至學術論文都以此為準對蜀漢政治做過評判，得出的結論也大致相同——蜀漢內鬥嚴重，蜀漢是一個「窩裡斗」政權。
這種觀點確有部分道理，但同時也存在較大的誤差。因為，就《三國志》及裴注史料所呈現的蜀漢局面看，其所謂的「內部矛盾」，顯然被當代人嚴重誇大。
一、益州人不被重用？
這種誇大首先體現在益州人的地位上。
在不少人看來，由於「豫州入蜀，荊楚人貴」，以諸葛亮為首的荊州人占據了蜀漢政權的主導地位，而益州本土人則倍受打壓、不被重用，官職不居顯位。
但實際上，這種說法並不屬實。
從《三國志》及各種史料的記載來看，不管是在劉備入川還是諸葛亮治蜀時期，蜀漢政權實施的用人政策都是廣納賢才，大力招攬包括益州本土人在內的四方有志之士，完全不存在刻意打壓本土勢力的行為。
據不完全統計，蜀漢建國四十餘年的時間裡，青史留名的官員大概有400人，其中荊州人士不足百人，而益州籍的官員大概有150人，很明顯在整個蜀漢集團內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除了大數據分析，具體到個人，則更能反映益州人士不僅沒被輕視，反倒被劉備和諸葛亮兩位創業不易的當家人極盡拉攏和團結。比如：
劉巴，字子初，原為荊州零陵人，因出身名門而瞧不起兵革子劉備，出口侮辱劉備後，特意從荊州跑到益州為劉璋效力，期間還曾力勸劉璋不要邀請劉備入蜀，可見對劉備怨念之深。劉備攻破成都後，帳下人想替他出氣想殺了劉巴，結果劉備慌忙下令：有害巴者，誅其三族。並拜劉巴為左將軍，後來官至尚書令
黃權，劉璋帳下蜀中大將，也曾竭力勸阻劉璋邀請劉備入蜀，但劉備入主成都後不僅沒怪罪他，反倒被拜為偏將軍，後來官至鎮北將軍，成了劉備軍事上的一大幫手。
李邈，益州廣漢人，為蜀中名士，對劉備強占益州的行為非常不滿，曾當面嘲諷劉備背信棄義，但劉備還是任命他為典農校尉，後來轉任太子家令。
其他人，諸如犍為人楊洪為蜀郡太守，犍為人張翼為車騎將軍，犍為人費詩為牂牁郡太守，梓潼人李福為巴西太守、尚書僕射，廣漢人秦宓為大司農，成都人張裔為巴郡太守，巴郡人張嶷為蕩寇將軍，巴西人王平為鎮北大將軍、都督漢中、統領蜀漢最精銳部隊無當飛軍，巴西人馬忠為鎮南大將軍、庲降都督，一度「平尚書事」……這些都是處於蜀漢權力中樞的益州人士，其比例和重要性遠遠超過了大家眼中的特權集團「荊楚人士」。
所以，某些學者只憑一句「豫州入蜀，荊楚人貴」而不做具體分析便得出益州人士在蜀漢政權中遭受打壓的結論，其實犯了先入為主的錯誤。真正的情況是，益州人正是蜀漢政權的中堅力量，而且被劉備和諸葛亮等最高領導人重視和重用。
二、益州人敵視蜀漢政權？
在蜀漢建國初期，確實存在部分益州人敵視蜀漢政權的現象。
前面提到的廣漢人李邈，他作為蜀中名士，曾當面嘲諷劉備強占益州：「（劉璋）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為不宜也。」蜀郡人張裕在劉備得蜀後，憑藉自身影響力，四處散步「劉氏祚盡」的消極消息。秦宓、費詩、來敏等人也都表達過不滿。
但這都只是一時的憤慨。
從根本上看，他們的不滿只是作為一名劉璋舊臣，出於道義對劉備背信棄義做法的譴責，而非發自內心地敵視整個蜀漢政權。
事實上，當劉備聽從諸葛亮對整個益州人士群體採取懷柔政策之後，除了個別特例（張裕）外，絕大多數益州人士都投入蜀漢政權的懷抱，並為後來蜀漢事業的進一步建立作出了極大的貢獻。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與曹操在漢中會戰的最艱難時刻，蜀漢軍力不支，劉備發急信回成都請求支援。諸葛亮收到信後，詢問楊洪如何回應，楊洪果斷回答：「男子當戰，女子當運」，支持諸葛亮盡發蜀地兵士為國征戰。最終劉備成功奪下漢中。
章武元年（221年），劉備為關羽敗亡之事東征吳國，曾經尤為敵視劉備的蜀中大將黃權主動請戰，希望為大軍先鋒試探敵軍虛實。劉備沒有答應，後來漢軍戰敗，黃權被斷歸路而被迫北投魏國，但他卻上演了一番真實版「身在曹營心在漢」。
有傳聞說劉備不幸在夷陵之戰中陣亡，魏國君臣彈冠相慶，而黃權面無喜色。又有謠傳說黃權因為投敵導致家人被劉備殺害，黃權卻說他與劉備君臣相知，劉備絕對會善待其家人，後來被驗證果真如此。
章武二年（222年），劉備因夷陵大敗溯江而走，蜀中大將程畿斷後。吳軍追殺而至，有人勸他棄大船乘輕舟而逃，他斷然拒絕：「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危哉！」與吳軍搏鬥，英勇戰死。後來楊戲作《季漢輔臣贊》，稱其「立節明君」。
除此幾人外，最典型的當屬益州大學士秦宓。他原本是對蜀漢政權懷有偏見的代表人物，但經過諸葛亮的真誠相待後，他的態度發生了巨大改變，從敵視到發自內心的認同並擁護蜀漢政權。在後來那場三國史上最聞名的一場辯論賽上，秦宓非常明確地表達了他的態度。
那時正是漢、吳重修於好之時。東吳名士張溫出使蜀漢，諸葛亮與百官設宴相待，而秦宓姍姍來遲。張溫認為秦宓有失禮節，便有意刁難，因此發起了這場辯論：
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
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溫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
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
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
這些對話看似只是對於「天」的無害爭論，但實際上卻是對東（吳國）和西（蜀漢）誰為正統政權的犀利交鋒。張溫自詡飽學之士企圖發難秦宓，結果沒討到半點便宜。他隨即提出了一個更直接的問題：
溫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溫曰：「何姓？」
宓曰：「姓劉。」
溫曰：「何以知之？」
秦宓朗聲回答：「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
最終張溫敗下陣來。
由此可見，不管是楊洪、黃權、程畿還是秦宓，他們都代表了益州人士中高層人物對蜀漢政權的認同和擁護。而所謂益州本土人士始終排斥、敵視蜀漢政權的觀點，只不過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反面教材，不足為實。
三、真正的內鬥是什麼？
蜀漢政權內部從來都沒有發生過荊、益兩派內鬥的史實，而東州人也只不過是劉焉時期有「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曰東州兵」，而沒有任何史料記載過這些東州兵在後來蜀漢政權時期有過任何的成派行為
最可笑的是，出身於荊州南陽並且208年才入蜀的李嚴，居然被某些人當作「東州派」的領頭人物，實在荒謬至極。
三個集團內鬥的事實不存在，但蜀漢政權確實有過其他的內鬥。
比如，託孤大臣諸葛亮與李嚴，魏延與楊儀以及後來姜維與諸葛瞻、黃皓等，這都是切切實實發生過的事實。然而，這種內鬥並非是造成蜀漢最先滅亡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實是一種更深層次的精神上的「內鬥」——興復漢室的理想主義與偏安一隅的現實主義的衝突。
這一切可以從一名叫譙周的蜀漢老臣的轉變說起。
在蜀漢政權建立之初，作為巴西人的譙周，同大多數益州本土人一樣，都在劉備與諸葛亮的懷柔政策下對蜀漢事業懷有極高的熱情。劉備稱帝時，譙周與大批益州人士苦心孤詣地為劉備提供祥瑞和箴言等天命依據為其造勢。
諸葛亮病逝於北伐前線時，也是譙周不顧一切地在禁喪令之前趕到五丈原奔喪：亮卒於敵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對諸葛亮的崇敬與真摯躍然紙上。
但到了蜀漢後期，譙周卻一反前態，不僅作《仇國論》批駁蜀漢政權苟延殘喘，最後還親自勸說劉禪降魏，成了後人眼中敵視蜀漢政權的代表人物。
為何譙周從一個蜀漢政權的擁護者變成了後來徹底的敵視派，期間到底發生了，讓他的態度有了如此大的轉變？
其實發生改變的並非譙周，而是蜀漢政權自身。
我們知道，在劉備與諸葛亮時代，蜀漢政權的目標非常明確，那便是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為此從劉備入蜀之始，發動漢中會戰為繼，包括諸葛亮五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和「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的政治綱領。
這些富有激情的口號，使益州人士前仆後繼地為之奮鬥，因而才有黃權請作先鋒、程畿捨命護天子、楊洪「男戰女運」的慷慨和秦宓「天命在劉」的篤定，以及譙周本人帶頭為劉備稱帝造勢和不顧一切奔赴前線弔唁諸葛亮的真誠……
然而諸葛亮去世之後，蜀漢政權很快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劉禪親政後，在位上貪圖享樂，寵信黃皓、陳袛等奸佞；蔣琬主政時，雖然實行了「偏軍西入」的數次北伐，但規模已遠遠不足諸葛亮時期；費禕成為蜀漢大將軍後，更是以「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的理由徹底放棄了對魏作戰；姜維掌政後，儘管他繼承了諸葛遺志重新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目標提上日程，但礙於水平有限，多次北伐均徒耗了國力而沒能取得實質性戰果……
可見，諸葛亮去世後的蜀漢，已經從尚可與中原魏國爭鋒的正統政權，逐漸淪為事實上偏安一隅的割據勢力。換句話說，當初益州士人們對劉備、諸葛亮時代蜀漢政權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的理想，徹底落空了。
而蜀漢政治理想信念與現實社會發生了嚴重脫節之後，以譙周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對蜀漢政權是否為正統產生了深深的懷疑。從《上諫後主疏》到《仇國論》，從試圖勸諫天子重振先帝遺志未果，到對蜀漢政權徹底死心，譙周的心路歷程在《三國志》中展現得極為清晰。
一個國家精神信念的崩塌，永遠比任何派系鬥爭危害來得更為深刻。到263年鄧艾大軍兵臨成都之時，這位曾經如此愛戴蜀漢的老臣的勸降，便成了壓倒蜀漢帝國的最後一顆稻草。
參考文獻
【1】陳壽：《三國志》
【2】王魂：《論荊州士人在蜀漢政權中的地位》
【3】張東：《功過分明議譙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