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在《「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中，我寫下這麼一段話：「百年中國，有獨立的大學理念，而且能夠真正付諸實施的，不敢說僅此一家，但蔡元培無疑是最出色的。這是因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識，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識者，不一定有其時——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長北大時之揮灑自如。」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總統黎元洪簽署任命狀。
不過，國人之談論蔡元培（1868-1940），多強調其積極進取，而不太涉及其消極退避。其實，陰陽合一，進退有據，乃教育家蔡元培及其執掌下的北京大學在北洋政府時期得以生存發展的關鍵。談論這個話題，不妨從蔡元培的不斷辭職說起。
遙領北大
八次辭職與兩次歐遊
1917年7月1日，張勳攆走黎元洪，把12歲的溥儀抬出來宣布復辟。兩天後，蔡元培發布辭職書。7月20日「得北京大學職教員公函，請回校」，三天後回校復職。
1918年5月21日，因學生對《中日防敵軍事協定》多所懷疑，發起抗爭，蔡元培再三勸阻無效，向總統發送辭呈，各學長一同辭職。同月23日，因總統挽留及北大學生認錯，蔡元培等復職。
1919年5月9日，救出被捕學生後，蔡元培當即離京，留下漢代《風俗通》「殺君馬者道旁兒」等，讓世人猜謎去。此後，學生抗議、教育總長同情、總統挽留，蔡元培則稱病故鄉，一直到9月20日方才回校復職。此次四個半月的出走，多方博弈，牽涉面甚廣，最具代表性，也最有策略意義。
1919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學以上各校教職員要求以現金髮薪罷課，蔡元培與各大專校長一起辭職。1920年1月8日，因抗議無效，蔡與各大專校長再次辭職。1月12日，政府答應所有要求，教職員聯合會遂發表回復職務宣言。
1917年夏，北京大學文科英文學門第一次畢業合影，前排中坐者為蔡元培。
1922年8月17日，因政府欠薪且侮辱校長，蔡元培領銜，與北京各國立學校校長一同發辭職通電。9月11日，教育經費依舊無著落，蔡刊發與北大脫離關係啟事。9月21日，政府撥給兩個月費用，答應月底前再給半個月，校長們於是復職。
1922年10月19日，北大少數學生反對徵收講義費，肆意喧鬧，蔡元培憤而辭職，總務長蔣夢麟、庶務部主任沈士遠、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以及眾多教授也發表啟事：「隨同蔡校長辭職，即日離校。」學生們沒想到蔡校長如此強硬，驚駭之餘，趕緊認錯。10月24日，蔡發致北大辭職教職員信，要求恢復原狀。
1923年1月17日，為抗議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蔡元培向總統府提出辭職，且立即離京。北大及北京各校師生於是開展驅彭留蔡運動，一直堅持到9月4日彭去職，12月27日蔣夢麟代理北大校長，此次動盪才告結束。可此前的7月20日，蔡元培已啟程赴歐，且一去不再回北大。
1926年3月18日，蔣夢麟致電蔡元培，告知北大學生慘死三人，重傷十餘人，蔡元培對北京政府徹底絕望，6月28日致電國務院及教育部，請辭北京大學校長職。北大同仁及學生一如既往，極力挽留，教育部也去電慰留。但這回蔡元培打定主意，不再回北大。校史上說蔡元培的北大校長任期，一直到1927年7月，但那只是「遙領」，即密切關注，而非真正履職。
北京大學文科國文門第四次畢業攝影，前排左起：朱希祖、錢玄同、蔡元培、陳獨秀、黃侃。
此事還餘波蕩漾，1927年8月起，北大經歷了兩年反合併、抗改名的鬥爭。重獲新生後，北大師生強烈要求蔡元培返校任校長。1929年9月初，蔡給北大師生覆信，表示願意重回北大，只是需9個月後才能到職。但隨後因國民政府取消了校長遙領制度，蔡元培只好再次請辭。1930年12月4日，國民政府發布命令，同意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辭職，並任命蔣夢麟為北大校長。
這就說到蔡元培之於北大，其實長期處於遙領狀態。1919年四個半月的出走，是五四運動的餘波，多為學界關注。1920年11月24日至1921年9月14日的歐美考察，說出來的是調查歐美大學情況、訪求教員、籌建擴充北大圖書館，但據蔡元培《自寫年譜》，背後原因是張作霖、曹錕對蔡元培這北大校長很不滿，「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情況」。至於為抗議教育總長彭允彝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而辭職，1923年7月20日開始赴歐研究，1926年2月3日回到上海，但並沒回北大，而是滯留東南一帶，從事政治及學術活動。這麼算下來，蔡元培執掌北大這十年半（1917年1月至1927年7月），真正在校時間只有一半。
不斷辭職
保持理想的特殊形式
作為長期執掌中國最高學府的蔡元培，其不斷辭職，給北洋政府很大壓力，讓其內火中燒而又有苦難言，還不得不再三表示挽留。新派人士為此抗爭叫好，舊派人物則不這麼看。
林紓去世前一年編定《畏廬文鈔》（1926年刻本），除選自《畏廬文集》《畏廬續集》《畏廬三集》者外，便是此置於卷首的撰於1923年春的《續辨奸論》。此文沒有直接點名，但仔細玩味，其針對的應該是北大校長蔡元培。「魚朝恩之判國子，尚知《周易》，彼乃宦者之不如；賈似道以去要君，尚有文采，彼乃椎魯而不學。」這兩個都不算僻典，林紓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大概都能讀懂。
1920年3月14日，蔡元培（左二）與胡適、李大釗、蔣夢麟在北京西山臥佛寺。
以判國子監（國子監最高長官）來影射北京大學校長，這很容易理解；而更貼切的「今典」是1922年年底及1923年年初，蔡元培一直與北京政府抗爭，1923年1月17日更是為抗議教育總長彭允彝憤而辭職，並立即離京。此事引起很大風波，報紙連篇累牘報導，可謂路人皆知。林紓可以不同意蔡元培的政治立場，但嘲笑他沒有學問，說其辭職是為了加官晉爵，這明顯不入流。因為，按照那個時代的倫理道德及學術標準，這位前清翰林、留學德國多年、曾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的北大校長，無論如何是值得尊敬的。（參見陳平原《古文傳授的現代命運——教育史上的林紓》，《文學評論》2016年第1期）
對於蔡校長的不斷辭職，同屬新文化人，北大教授胡適與陳獨秀的態度有很大差異。1923年1月21日，胡適在《努力周報》第38期上發表《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稱此舉「確然可以促進全國國民的反省，確然可以電化我們久已麻木不仁的感覺力」。三天後，也就是1月24日，陳獨秀在《嚮導》第17期上發表《評蔡校長宣言》，對其辭職表示不以為然，理由是：「打倒惡濁政治，必須徹頭徹尾採用積極苦戰惡鬥方法，斷然不可取消極的高尚潔己態度。」2月4日的《努力周報》第40期上，胡適刊發《蔡元培是消極嗎》，針對陳獨秀的批評，為蔡先生的以辭職為抗議辯護。胡、陳的分歧，在於辭職這種抗議手段的有效性，而不在蔡元培的動機。世人即便不認同蔡先生的政治立場，也很少像林紓那樣，認為其不斷辭職是為了加官晉爵。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圖為院長蔡元培（前排左三）與同仁合影。
蔡元培的政治立場及個人趣味，在其辭職說明中，有很明確的表述。五四運動爆發，蔡校長為抗議政府鎮壓愛國學生而辭職。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中，蔡先生稱：「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參見高平叔《蔡元培年譜長編》中冊第215-216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這篇激憤的宣言，因堂弟蔡元康的阻止，沒有公開發表，但可見他對於官場的厭惡深入骨髓。這裡既有政治立場，也含教育理念，還包括喜歡研究學問、討厭繁文縟節的性格特徵。類似的表述，在日後幾次辭職書或演說中，都可以看到。除了政治污濁，經費短缺，蔡校長還再三提及個人趣味：「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道一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每天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實在苦痛極了」（《關於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這種書生本色，是其多次脫離政壇，赴歐留學或研究的內在動機。
1933年2月17日，蔡元培（右）與魯迅、英國作家蕭伯納合影。
蔡元培的辭職，不全然是針對政府，也有關涉學校內部治理的。1922年學生因不願交講義費而聚眾抗議，歷來溫文儒雅的蔡校長，居然在紅樓門口揮舞拳頭，怒目大聲說「我跟你們決鬥」，並隨後帶領全校重要教職員集體辭職。在同年10月25日北大全體師生會議上，蔡元培解釋他這次為何要「小題大做」：「二千幾百人中，偶然有幾個神經異常的人，不算奇怪，但是最少數人有這種異常的計畫，為什麼竟有一部分的人肯盲從？為什麼其他大多數的人都像隔岸觀火？事前既不加糾正，臨時又毫無制裁；數千人的社會，其中分子，彼此不相關切如此；將來土崩瓦解的狀況，可以預推了。」這裡的假設是大學生「知識比常人高，應該有自製的力量」，能獨立判斷，不受外界蠱惑（參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272-275頁）。斥責「幾個神經異常的人」，表面上是抱怨大學生缺乏自制力，其實是希望藉此整頓「五四」後變得松垮的校園秩序。
蔣夢麟日後在《西潮》第十五章「北京大學和學生運動」中，談及蔡元培對學生運動的態度，既希望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又十分擔憂日後的校園秩序：「至於北京大學，他認為今後將不易維持紀律，因為學生們很可能為勝利而陶醉。他們既然嘗到權力的滋味，以後他們的慾望恐怕難以滿足了」（蔣夢麟《西潮》第127頁，香港：世界書局，1971年）。以此擔憂，反觀1922年的「小題大做」，就是為了給北大學生敲警鐘——不能濫用鬧學潮的權利。
兼容並包
永遠的北大校長
作為北京大學「永遠的校長」，蔡元培之值得不斷追懷，在於其一舉奠定了這所大學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國，出現過無數英雄豪傑，但要講對於北大的深刻影響，至今沒有可與蔡校長比肩者。時至今日，蔡元培之出長北大，幾乎成為一個「神話」——個人的學識才情與時代的要求竟如此配合默契，千載難求，不可復得。
談論蔡元培的成功，其實，還有一點不能忽視，那便是時代的需求。蔡元培長校北大的十年，恰好是清廷已被推翻，民國根基尚未穩固，亂鬨鬨你方唱罷我登場的時候。軍閥混戰，教育經費無著，令大學校長極為頭痛。但事情也有另一面，那便是處此新舊轉化之際，沒有不可逾越的邊界，也沒有不可挑戰的權威，乃「嘗試」各種新制度的最佳時刻（參見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
晚年蔡元培
比如，1917年秋北大評議會的設立，便是蔡元培的一大創舉。過去的北大，校長大權獨攬，教授們只能被動服從；蔡元培立意改變這一現狀，不再是校長一個人說了算，而是創設作為全校最高立法機構與最高權力機構的評議會，除校長與各科學長之外，各科教授自選各本、預科教授二人為評議員，一切重要校政及規章，須交評議會審議通過方能付諸實施。這一制度設計，最初是為了壓縮校長權力，發揮教授治校的積極性；可到了危機時刻，另一個功能凸顯，那就是即便校長不在，學校也能正常運轉。
1923年1月21日蔡元培決意辭職，為此發表《關於不合作宣言》，其中特別提及當初為防止校長個人去留而影響整個學校的命運，特意在校中設立評議會等各種機構，「完全倚幾位教授為中堅，絕不至因校長問題發生什麼危險了」（《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13頁）。前面提及蔡元培執掌北大十年，有一半時間不在北京，屬於遙領狀態，但學校仍能正常運轉，與這一基於教授治校理念發展而成的制度設計有關。
蔡元培之所以能長期遙領北大校長，除了制度設計，還與蔣夢麟這一可靠且合適的代理人有關。1919年7月，五四運動及校長辭職風波尚未完全消歇，蔡元培決定暫不回北大，而是委派自己早年學生（紹興中西學堂）、日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研究哲學與教育學、1917年3月獲博士學位後回國、1919年初被聘為北大教育系教授的蔣夢麟作為私人代表，回北大主持校務。而且，蔡元培1920年出國考察，1923年赴歐研究，都是蔣代理北大校長。在主持北大校務期間，蔣夢麟發表眾多演說及文章，大都強調北大須加強管理，不能濫用自由高調與罷課手段。
蔡元培與第二任妻子黃仲玉及子女
1923年12月，正代理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特為校慶撰寫《北大之精神》，稱北大特點有二：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而與之密切相關的，便是兩個明顯的缺點：「能容則擇寬而紀律弛。思想自由，則個性發達而群治弛。」有鑒於此，必須在「相當範圍以內，整飭紀律，發展群治，以補本校之不足」（《過渡時代之思想與教育》第473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張「整飭紀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學生們所不愛聽的。可如果沒有蔣夢麟的「黑臉」，單靠蔡元培校長的「紅臉」，這大學是無法維持下去的。某種意義上，職業教育家蔣夢麟的「務實」，是蔡校長得以「高蹈」的前提。
大學最終如何發展，取決於各方力量的博弈，並不完全體現校長的意志。基於此判斷，我認可蔣夢麟的工作，二十年前的斷言，今天看來依舊有效：「歷任北大校長中，名氣最大的當屬蔡元培。對於老北大基本品格的奠定，蔡氏確實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可在歷史學家筆下，蔡氏的意義被無限誇大，以至無意中壓抑了其它同樣功不可沒的校長。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蔡氏的早年學生蔣夢麟。」（陳平原《老北大的故事》第4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這段話，被日後很多談論蔣夢麟的文章所引用。
但閱讀這段話，最好與我對蔡元培的一再表彰相對照，方不致出現大的誤差。蔣夢麟並不具備蔡先生那樣的崇高威望，也沒有「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無論他如何努力，都只能是一名優秀的大學管理者，而不可能像蔡先生那樣成為現代中國「大學精神」的象徵。這就說到了帶自嘲性質的蔡元培是北大的「功臣」、而自己只能是北大的「功狗」的論述（參見蔣夢麟《憶孟真》，1950年12月30日《中央日報》，後收入傳記文學出版1967年版《新潮》）。既然那麼能幹，為何世人普遍認定，兢兢業業的蔣夢麟，其歷史地位不及蔡元培？關鍵是對大學精神的理解、闡揚與堅守。蔡先生所提倡的「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乃大政方針，影響極為深遠。至於蔣夢麟，辦事能力極強，人格操守也沒有問題，不愧是教育名家。但若站得更高點，則會發現他太守規矩，缺乏那種開天闢地的氣魄——當然，也沒有那種機遇。（參見陳平原《作為大學校長的蔣夢麟》，《書城》2015年第7期）
蔡元培誕生一百二十周年紀念郵票
蔡元培每回針對現實政治的辭職，都是驚天動地的事件，北大師生馬上發通告挽留，全國學界隨即多有呼應，很快釀成了大大小小的風潮，政府即便很不情願，也必須出面表示慰留。也有不懂其中奧妙的，如1920年1月18日，風潮已經過去了，代理教育部部務的傅岳棻竟然在國務會議上提出應接受蔡元培辭職。那本是各大專校長的統一行動，如今槍打出頭鳥，專門針對北大校長蔡元培。聞悉此訊，北大學生強烈抗議，北京小學以上教職員聯合會展開質詢。1月23日，國務總理只好出面解釋，稱當時雖有此議題，但「茲事關係頗大，故已擱起」。在政局動盪、學潮頻繁、大眾傳媒十分活躍的年代，守土有責的官員們都懂得，接受蔡元培作為一種政治抗議姿態的辭職，那是很危險的。
某種意義上，蔡元培代表了現代中國大學的理想性，蔣夢麟則代表了現代中國大學的現實性，二者須互相參照，方能準確閱讀與闡釋。北洋軍閥時期，蔡元培可以藉助自己的名望、社會輿論的壓力，以及南方政治和軍事力量的牽制，某種程度上保持了北大的獨立。北伐成功，國民黨統一中國，開始推行「黨化教育」，教育界的情況於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不只是「教育獨立」的口號被禁止，連大學課程的設置也都必須接受審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自由表達政見的文化空間也岌岌可危（參見陳平原《「兼容並包」的大學理念——蔡元培與老北大》）。
可以想像，1930年起正式出長北大十五年的蔣夢麟，不可能像蔡元培那樣為堅持自己的學術理念，動輒掛冠而去。將不斷辭職作為一種政治抗爭手段，那只能屬於蔡元培，蔣夢麟及其他民國年間的大學校長，都沒有這個本錢。撰文 | 陳平原 來源：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