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所有的偉大成就，資本主義、科學、法治與民主，均可歸結為消費這一點，此外別無深意。
——尼爾·弗格森
文 / 吳曉波
1961年，當失意的霍布斯鮑姆著手創作《革命的年代》的時候，尼爾·弗格森距離出生還有3年。而當《極端的年代》發表之時，後者已成為歐洲歷史學界最引人注目的「小王子」。
很多人說：歷史是無法假設的。
但弗格森不這樣認為，他的第一本書就是關於「歷史的假設」：如果英國大革命沒有奧利弗·克倫威爾，結局將是什麼？如果希特勒在1940年5月成功入侵英國，將會怎樣？如果甘迺迪沒有被暗殺，美國的政治將走向何方？如果1989年的蘇聯沒有戈巴契夫，解體還會發生嗎？
在《未曾發生的歷史》中，弗格森和幾位青年歷史學者對9個重大歷史時刻進行了腦洞大開的反歷史假設。
他們不是第一次做這個遊戲的人，史蒂芬·茨威格在《人類群星閃耀時》中就曾假設，在滑鐵盧戰役中，如果埃曼努爾·格魯希元帥在「一秒鐘」內做出向拿破崙·波拿巴靠攏的決定，歐洲歷史會被改寫。
相比於文學家茨威格，受過嚴格歷史學訓練的弗格森和他的年輕朋友們的推演，顯然更加嚴謹和引人遐想。
尼爾·弗格森畢業於牛津大學，儘管到2019年他才55歲，卻已經著作等身。與書齋型歷史學家不同的是，弗格森似乎是為媒體而生的，他風度翩翩、精力充沛、文筆雄健、能言善辯，涉獵的領域橫跨歷史、金融、政治和古人類學，是一位罕見的通識類天才。
讓弗格森暴得大名的是他出版於1999年的四卷本《羅斯柴爾德家族》。
羅斯柴爾德是近代歐洲最神秘的金融家族，一個廣為人知的傳說是，1815年，滑鐵盧戰役期間，羅氏比市場早一天得知了拿破崙失敗的消息，大肆做多英國國債，從中攫取暴利。在經濟學課堂上，這成為信息不對稱理論的最佳案例。
從19世紀中期開始，羅斯柴爾德家族就成了一個神話，他們的事跡成為銀行史的第一篇章，蕭邦為他們譜過曲，巴爾扎克和海涅為他們寫過書，他們的笑話出現在《猶太人幽默集》中。更有傳說，羅氏家族是全球金融圈最大的幕後操盤手，他們甚至控制了美聯儲，坐擁50萬億美元資產。
在弗格森二十幾歲時，他獲准進入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私人檔案庫，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他查閱數萬封原始信件，完成了對這一家族的歷史性敘述。
他披露的史料顛覆了之前的很多猜測，羅氏當然不是美聯儲的控制人，他們的家族資產其實不足100億歐元，甚至在1815年的那場豪賭中，「可能由於兄弟幾個在滑鐵盧戰役前後的一系列估算，他們蒙受了損失而不是獲得了利潤」。
在這部作品中，弗格森顯示了他細密的資料整理能力和極具穿透性的洞察力。在長達250年的家族史探尋中，弗格森描述了金錢在歐洲大地行走、肆虐和演變的全部過程。
如果說《羅斯柴爾德家族》是一部厚重而艱澀的家族傳記的話，那麼，在後來的幾年裡，精力旺盛的弗格森幹了一件讓他的名字進入千家萬戶的事情：他為BBC撰寫並製作了五部非常成功的電視紀錄片：《帝國》《美國巨人》《世界戰爭》《貨幣崛起》和《文明》，它們同時以圖書的形式發行，成為毋庸置疑的超級暢銷書。
在弗格森之前，無論是經濟學家還是歷史學家，從來沒有一位學者向大眾講清楚過「到底貨幣是怎麼一回事」。
在《貨幣崛起》一書中，弗格森帶著讀者進行了一次穿越時間的旅行，從古羅馬銀幣，到成為第一批銀行家的義大利放高利貸者，從五千年前流通的泥土「貨幣」，到今天銀行外匯顯示屏上閃爍的數字，弗格森用「貨幣戰爭」這個新名詞，重新詮釋了人類的進步史。
作為一位英國學者，永遠無法繞開一個敏感而無奈的主題：英國與美國。尼爾·弗格森用《帝國》和《巨人》兩本書完成了他的答卷。
據他的計算，人類數千年歷史上，出現過不超過70個帝國。他的祖國英國是第一個全球化意義上的帝國——用英國歷史學家J.R.希利爵士的話說就是，「英國人心不在焉地建成了他們的帝國」。
從1850年代到1930年代，英國不僅輸出了商品、人和資本，更把社會和政治體制甚至語言輸出到地球的很多角落，這是血腥的，同時是卓有成效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在促進商品、資本、勞動力自由流動方面比大英帝國做得更多。
與英國主動、積極地發展自己的帝國模式不同，弗格森論證說，美國恰恰是那個一度最有條件成為帝國，卻始終不願意戴上「皇冠」的國家。小布希總統就曾談到：「美國從來不是帝國。我們可能是歷史上唯一一個可以有機會成為帝國而拒絕成為帝國的大國。」
弗格森的觀點不同，他認為：「事實上，美國就是一個帝國，而且從來就是一個帝國。」
我認為世界需要一個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國，而美國就是這個工作的最佳候選人。美國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國的角色……雖然美國已經成為一個帝國，但是美國人自身卻缺乏帝國主義的意識和頭腦。我很遺憾地說，威脅會來自內部實力的真空狀態——美國本身所缺乏的強權政治意志。
尼爾·弗格森的《巨人：美國大帝國的代價》出版於2005年。兩年後，華爾街次貸危機爆發，繼而引爆全球經濟危機，他的「美國帝國論」被華盛頓的鷹派人士全盤搬去，用作擴張美國勢力的理論依據。弗格森也在這期間移居美國，受聘成為哈佛大學歷史系的教授。
尼爾·弗格森的學術身份很難被定義，他是一個歷史學家、經濟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活躍的政治評論家。弗格森創造了一個新英語名詞：「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詞被《紐約時報》評為2009年度流行語。
弗格森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是在2005年，其後五年間，他密集來了五次，其中最長的一次逗留了三周。他去過上海、北京、重慶、長沙和合肥，最令人意外的是，他還專程去了一趟延安。
正是行走在塵土飛揚的中國大街上，弗格森說：「我突然意識到，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聲。」
這一觀察，可以說是當今中生代西方精英階層的某種共識，形成時間，就應該在2008年奧運會到2010年之間。
曾出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的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表達過與弗格森十分近似的歷史性觀點：
人們往回看這段歷史，冷戰的結束，在美國、歐洲發生的情況，以及伊斯蘭世界的爭鬥，都只是第二等事件，第一等事件是，亞洲的崛起，中國的復興。
「中美國」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概念，它蘊含著共生，同時意味著內在的緊張關係，它不僅是經濟的，更是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2012年，尼爾·弗格森的《文明》一書在中國出版，他在序言中設問：「中美之間是否會像1950年代的韓戰時期那樣再度交惡？」
這位在20多歲時總愛做「反歷史假設」的歷史學家說：「這點並非沒有可能。」
每一個國家所懸掛的地圖都不一樣，無一例外的是，他們都把自己的土地設計在地球的中央位置，在更多的意義上，這是民族心理的需要。在歷史學上，同樣出現了這一景象。
本篇作者 | 吳曉波 | 當值編輯 | 張子龍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