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的致郁因素很複雜，其中「原生家庭」被討論最多。/視覺中國
璐璐面前只有一個選項——再次休學。
高三那年，她被確診抑鬱症，進入了治療、好轉、復發的循環。由於情緒低落，且每周都要見心理醫生，她落下了不少課程，第一年高考落榜了，第二年靠吃藥撐著才考上了大學。
本科專業與醫學有關，冥冥之中，她想自救，但效果不盡如人意。大一隻讀了一個學期，她就申請了休學，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後，她鼓起勇氣重讀大一。現在，她感覺又讀不下去了。
璐璐不敢告訴父母再次休學的意願，即使心理醫生明確建議她回家休養。相比站在天台邊緣往下望的恐懼，她更怕媽媽的責怪，「她每次都只會說，不舒服就去吃藥，別整天休學，你23歲了，再休下去就沒書讀了」。
璐璐是當今抑鬱症低齡化現象的縮影，「少年不識愁滋味」不適用在這群青少年身上。發布於2021年3月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我國青少年抑鬱檢出率為24.6%，其中重度抑鬱的檢出率為7.4%。
青少年的致郁因素很複雜，其中「原生家庭」被討論最多。畢竟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受家長影響最大。
網上，青少年對家長的「討伐」越發激烈——在知乎搜索「父母」，前3個關聯條目是「父母 抑鬱」「父母 控制」和「父母可以忽視你到什麼程度」；豆瓣小組「父母皆禍害」被雪藏前，成員數超12萬；微博話題「原生家庭對子女的影響」吸引7億次閱讀、近34萬條討論。
穀雨數據整理2萬條微博評論後發現，網友們對父母的情感偏負面。/穀雨數據
北京兒童精神科醫生林紅說：「孩子病了，往往是家病了。」
「不舒服就去吃藥，
別一個勁瞎鬧」
璐璐每次見心理醫生，媽媽都會一起去，然後取代女兒的「主講」位置、表達自己的看法。璐璐覺得媽媽在逃避，「她在暗示我變成這樣子不關她事，純粹我自己脆弱」。
大學的心理老師了解情況後，對璐璐說，她媽媽的做法有點像PUA。璐璐心想，這也不是第一次了。
2020年底，璐璐在上課期間病發了，出現幻覺、暈厥的情況，也聽不清別人在講什麼。她打電話回家訴苦，媽媽一聽就炸了：「難得你的室友們這麼好，你卻只想著休學！」
璐璐與室友們相處和諧，主要因為她扮演了「善良人」的角色——主動晾了整個宿舍的衣服；買公用的洗衣液時，從不要求平攤費用；病發時，即使是在大半夜，也會跑到宿舍外的走廊上坐著，以求不打擾別人。
但媽媽沒問過這些，她從璐璐小時候開始，就用「我是在為你做打算」的邏輯，跟璐璐對話。
璐璐讀小學時，鄰居家的孩子會拉小提琴，媽媽得知後，也給她報了個小提琴班。璐璐說她一點都不喜歡，但媽媽說「你以後會懂的」。
讀初中時，璐璐被一個男同學長期騷擾。對方持續性地發「土味騷話」簡訊給她，被拉黑後，又換個號碼繼續發。璐璐有些害怕，但不知該如何處理，她向媽媽求助「那個誰誰性騷擾我」，媽媽卻說：「別學了個詞就亂用，誰知道他是不是在暗戀你。」
璐璐的抑鬱表現中，有一定的恐男比例，她覺得與騷擾事件有關。跟媽媽再次提起這件事時，得到的回答卻是「你怎麼不告訴我，好讓我幫你」。
家長都想為孩子好的，但有些方式錯了。/《小歡喜》劇照
2020年底那次病發後，璐璐發了一場高燒。可能是燒糊塗了，她無意識地抓起一把藥往嘴裡塞，慶幸被及時送醫，洗胃後就沒什麼大礙了。
經歷這次折騰，媽媽似乎意識到事態嚴重、同意了女兒再次休學，但條件是「不能一直休下去、一旦好轉就要重新上學」。
璐璐回嘴：「我比誰都想上課、想拿到畢業證，那樣能讓我看起來稍微正常些。」
到底是誰最先向她灌輸「你不正常」觀念的？璐璐覺得似乎也是媽媽。
某次面診期間，心理醫生對璐璐說：「你三句不離『我媽』，無論是宣洩還是正常表達觀點，『我媽說』已經成了你的口頭禪，思想中自我的一部分幾乎沒有了。」
璐璐當即愣住了。後來經過思考，她總結道：「這就是我媽對我最大的影響——強勢地控制我，又用『為我好』語氣道德綁架我。這讓我內心陷入拉鋸，最後變成自己傷害自己。」
「在恨與不恨之間搖擺，自我被撕裂了。」/《小歡喜》劇照
孩子抑鬱與原生家庭的關聯，比我們想像中大。
2014年，《華爾街日報》面向976個家庭做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長期生活在吼叫教育里的孩子，更容易出現行為問題和抑鬱傾向；2020年，穀雨數據在整理近2萬條相關評論後，發現抑鬱症網友提及父母時，最頻繁用到的詞是「罵」和「貶低」。
諱疾忌醫
前段時間，璐璐試圖理清每一次病發的導火索。除了社交落差，剩下就是媽媽的態度，「不斷迴避、拒絕承認」。
相比得知自己病了的消息，病痛被忽視、甚至被扭曲為「矯情」，更讓人火冒三丈，何況抑鬱症患者本來就很容易被刺激到。
諱疾忌醫，流傳千年的貶義成語，卻成為當下許多中式家庭的「日常做法」。
抑鬱症即便好轉了，也會復發，誘因可能是患者難以融入社會、情感容易受挫等等。
林紅到北京任職兒童精神科醫生前，在德國待過一段時間。德國有專門為抑鬱症患者服務的社工，比如代勞到社區醫院配藥、幫助他們重新熟悉社交模式；法律上有一條叫「家庭訪問」（Home Visit）的類目，要求心理醫生定期上門拜訪，且監護人必須接待。
回國後，林紅曾與國內學者聊起這種做法。學者表示，他們早就嘗試過回訪，但往往連家門都敲不開。
在21世紀的第20個年頭，抑鬱症在中國家長心中依舊如「瘟神」一般。他們總有很多方法，去「證明」孩子沒生病。至於「再度病發」？絕對不可能。
「抑鬱？你就是在為不上學找藉口！」/視覺中國
除了不承認，家長還會胡亂找別的誘因。2019年，世衛組織將「遊戲成癮」列入精神疾病範疇後，北京安定醫院成立了成癮門診，盛利霞是裡面的一位醫生。
每天都有很多青少年，被家長拖著來找她面診，確診的比例卻很低。去年她遇到一個男孩，每天晚上都會刷手機、看短視頻到深夜，一度出現自殘行為。他媽媽哭訴，是手機害了自己的兒子。
盛利霞在診斷後發現，男孩患有抑鬱症，大半夜玩手機，是因為失眠難受、要找精神寄託。她將男孩轉到了相關科室，「遊戲成癮主要依賴心理治療和行為訓練，而抑鬱症還需要吃藥，這是不同的概念」。
也有人將抑鬱症狀，理解為青春期的叛逆行為。/視覺中國
當然，並非所有家長都是故意的，他們中的一部分，因為無知，所以漠然。
2020年10月，上海一女孩在聊天群里稱，自己在家服下了大量安眠藥。警察接到網友報警後，趕到女孩家中，卻被其父母拒之門外。他們堅稱「女兒只是去睡了」。在警察的強烈要求下，父母打開了女兒的房門，發現她已經目光呆滯。
直至女兒脫離生命危險，父母都不知道她神經衰弱已久。
據今年發表於《柳葉刀》的一篇論文，中國學者黃悅勤在2013-2015年間調查發現，我國抑鬱症患者群體中，僅4.7%的人主動尋求心理專科治療。就診率低，歸根結底，是抑鬱症的普及率低——很多上了年紀的家長，根本沒把孩子的抑鬱症狀當一回事。
當診斷結果不可逆時，就有家長開始抹黑抑鬱症，導致孩子產生病恥感、情緒更低落。
連身為成年人的中國演員熱依扎，談及自己因抑鬱症被曲解的經歷時，也會難受，「前些日子有人覺得我很丟人、覺得我犯病的狀態讓他們無語」。
抗壓能力相對差的青少年，更容易想歪。休學後，璐璐依舊逃不過媽媽的責罵。她反問心理醫生：「爸媽要是不生我，是不是會過得更好？我是不是不該存在？」
年紀越大的人，病恥感越重。從另一方面想，病恥感也是家長「灌輸」給孩子的吧。/穀雨數據
失控
北京兒童精神衛生專家曹慶久，講過一種現象：
有團隊以我國5個省（北京、遼寧、江蘇、四川、湖南）為樣本，調查後發現，經濟發達地區的青少年抑鬱症患病率，高於經濟發展地區。
國外的情況也相同。2007年，美國心理學家瑪德琳（Madeline Levine）採訪2700名矽谷地區高中生後發現，有80%的人表示自己處於中高度焦慮狀態。矽谷是美國的「富人區」，生活在這裡的家庭，收入以中高水平為主。
意味著，常被家長掛在嘴邊的「你們的生活條件這麼好、要啥有啥，怎麼可能得抑鬱症」，不成立了。
但青少年心理健康與物質生活，依舊存在關係。瑪德琳認為，老一輩的人經歷過艱苦生活後，更希望在富足的年代中，讓孩子為自己彌補年輕時的遺憾，「他們想用孩子的成就，填補自己失去的自我」。
被要求做不想做的事情——怎麼也做不好、自己找不到原因——爸媽責怪——怎麼啥事情都不受我控制？/視覺中國
這種願景落到現實，就變成了超強控制欲與命令式相處模式，比如我們經常在生活中聽到的句子：
「你都X歲了，為什麼還背不完《唐詩三百首》？」「你的成績為什麼下滑了這麼多？」「你為什麼就是學不好物理？」……
孩子往往也不知道原因。畢竟，背不完唐詩，可能因為他還沒找到方法；某次成績下滑，可能因為考試前一晚沒睡好；學不好物理，這可能與理科天賦有關，家長們應該實事求是，而不是一味責罵……否則，很小的問題被家長放大後，便容易給孩子造成「心理失控」——
不知道為什麼會做錯，但每次做錯又會被罵，從而驚慌與無助。
失控感與壓力掛鈎。特別是來自家庭內部的壓力，是離孩子最近、最容易被忽視的壓力。家長一句望子成龍的話，落到孩子身上，就變成了一座山。
長此以往，孩子們便抑鬱了。
「這些是我真正想要的嗎？」/《小歡喜》劇照
如今，璐璐與媽媽的關係仍未緩解。她的朋友私底下吐槽，叫阿姨也去看看心理醫生吧。
在我看來，不只璐璐的媽媽要看。
結尾沿用開頭的那句話：「孩子病了，往往是家病了。」
（文中璐璐為化名）
參考資料
[1] 孩子得了抑鬱症|冰點周刊
[2] 那些得了抑鬱症的孩子背後，往往是一個生病的家庭|人物
[3] 孩子抑鬱很常見|健康時報
[4] 兒童抑鬱症：我們為何總是忽視孩子的痛苦？|三聯生活周刊
[5] 青少年抑鬱症狀檢出率15％，背後是怎樣的中國式父母|穀雨數據
[6] 北京安定醫院網絡成癮門診開診： 確診為遊戲成癮比例低|南方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