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10月19日早上，著名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János Kornai）教授去世，享年94歲。噩耗傳來，在國內外經濟學界引起很大震動。我的第一反應是：「如果諾貝爾獎評選沒有歧視，他早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許成鋼教授在《比較》2016年第4期發表的文章《我的導師科爾奈》一文中提到，他在哈佛大學另外一位導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里克-馬斯金多次提名科爾奈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候選人。錢穎一教授認為「科爾奈的思想和研究深刻地改變了全球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認識，尤其是從根本上影響了一代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者。」
我草根出身，1978年考上大學，在原華南熱帶作物學院（現海南大學）攻讀植物保護專業，後來因為對經濟學產生強烈興趣，轉讀農業經濟學，畢業以後留校任教。1985年考入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攻讀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在曼徹斯特大學經濟學院，我接受了三年半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可是碩士和博士論文都專注研究中國的糧食生產問題，那是因為我從小的人生經歷的緣故。我是典型的「東西方結合」的研究思路，但是很少接觸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系統性理論。直到1989年，作為博士後研究員，進入牛津大學參加唐納德-黑伊（張維迎教授的博士導師）研究團隊，開始接觸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董輔礽教授（已故）、吳敬璉教授、美國加州大學的巴利-諾頓教授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波蘭裔斯坦特利斯-格木爾卡教授，才能夠系統地了解科爾奈的理論和國有企業改革。
科爾奈教授公開出版的學術著作有許多語言版本，包括中文版本。他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軟約束」理論及相關學術觀點得到東西方經濟學者的廣泛認可和應用。例如，國有企業同時肩負著獲取商業利潤和滿足政府政策需要的雙重使命，在計劃經濟時代，產品定價、生產、流通都受到政府計劃的嚴格管控，使得有些企業為了完成生產任務，不得不產生巨大虧損。這種計劃、價格和市場扭曲，如果得不到及時糾正，企業虧損就會不斷積累，達到一定程度以後就會出現「技術性」破產。同時，因為各種扭曲存在，政府對企業的監督和激勵，往往達不到理想效果。當局部問題蔓延到這個經濟系統時，整體經濟表現就會很糟糕。
科爾奈教授早在他年輕的時候就發表了《經濟管理中的過度集中》（1957年），針對當時匈牙利計劃經濟中所出現的一些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形成了他自己一套計劃經濟理論。他後來發表的《短缺經濟學》一文，提出因為經濟系統發展的複雜性與計劃手段的局限性，很難形成所謂理想的「一般均衡」和資源配置效果。供需兩側不能達成均衡，往往是因為需求的剛性和供給的低效率而造成的。在我留學英國前後，我們學習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理論，卻沒有很好學習短缺經濟學理論，研讀科爾奈的著作以後，終於找到了答案。
科爾奈出生在一個傳統的社會主義國家，33歲獲匈牙利卡爾•馬克思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他讀博士期間，就能發表震撼東西方經濟學界的理論和見解，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有獨特的自我判斷力和對當時社會經濟現象的洞察能力。他後來去過英國和美國等多所著名大學工作，特別是在哈佛大學擔任教授期間培養了許多中國的青年學者，他們後來把科爾奈的著作翻譯成中文，傳播他的理論及思想，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對外開放、發揮政府與市場「兩隻手」的作用，產生了深刻的影響。2002年，在他75歲的時候，從哈佛大學退休，定居在他的祖國匈牙利的首都布達佩斯(Budapest)，美麗的多瑙河把布達（Buda）和佩斯(Pest)分割在兩旁，那是一個充滿歐洲浪漫主義色彩的國際大都市。我去過布達佩斯兩次，對奧匈帝國的歷史和西西公主的動人故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也難怪科爾奈到了晚年依然選擇回到這個美麗城市度過了他的餘生。
回憶還把我拉回到了牛津大學的那段歲月。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在唐納德-黑伊帶領下，我們在牛津大學的研究團隊於1994年發表了《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及績效》的專著，該專著長達400多頁，近30萬字，由著名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書的數據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董輔礽教授研究團隊調查的400家國有企業1981-88年的面板資料庫。這本書受科爾奈「軟約束」理論的影響深刻，但是，我們還是在他原有的理論基礎上，擴展了我們對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系統性思考。我們認為，國有企業存在的「軟約束」和「低效率」問題，可以通過激勵機制改革，包括獎金制度、廠長經理負責制、產品價格市場化等措施，大幅度提高國有企業績效。我們反對因為短期機制性所造成的低效率而徹底否定國有企業的理論觀點。
在之後中國數十年的對內改革、對外開放中，中國經濟表現連續40多年優於許多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與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持續縮小。中國國有企業也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演進過程中，不斷發展壯大，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驗證了我們那個時候對科爾奈理論創新性拓展的正確性。中國的經濟實踐充分說明，科爾奈的短缺經濟學和軟約束理論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非常好的借鑑作用，但是，中國的經濟實踐及社會發展，也大大拓展了科爾奈計劃經濟理論的邊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體系。實踐證明，「短缺」和「軟約束」問題，都是機制問題，不是制度問題。不管是狹義的資本主義，還是廣義的社會主義，合理的機制安排，科學的激勵措施，符合本國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現實的制度，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優制度。
（作者系城市化與區域創新極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重慶大學社會科學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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