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魷魚遊戲》講述了456名深陷巨額債務和經濟絕望的失意普通人，突然接到神秘邀請，去孤島參加一場生存遊戲，通過玩一系列兒童遊戲，贏得456億韓元（約合2.47億人民幣）現金獎的故事。 （資料圖/圖）
《魷魚遊戲》是韓國最新的文化輸出產品，也是韓國歷史上對外輸出最成功的影視作品之一。這部網劇自2021年9月17日在網飛（Netflix）上線以來，迅速火遍全球，成為網飛目前在全美收視第一的網劇，在網飛流媒體服務覆蓋的地區里，《魷魚遊戲》最高占據了83個地區的熱度第一，正在成為網飛歷史上收視率最高的網劇之一。它的巨大成功，甚至帶動了韓國甜食糖餅做法的走紅。
《魷魚遊戲》是一部反烏托邦、大逃殺式的驚悚懸疑劇，它講述了456名深陷巨額債務和經濟絕望的失意普通人，突然接到神秘邀請，去孤島參加一場生存遊戲，通過玩一系列兒童遊戲，贏得456億韓元（約合2.47億人民幣）現金獎的故事。
劇中的兒童遊戲，都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流行於韓國乃至整個東亞地區的傳統遊戲，包括「一二三 木頭人」「椪糖」「拔河」「打彈珠」「玻璃橋」和「魷魚遊戲」，對於成人世界的參與者來說，這些卻是六輪殘忍的致命遊戲，沒有嚴格遵守遊戲規則、並在遊戲規定時間內完成的參與者，會直接被蒙面人槍擊致死，只有倖存者才能分到456億韓元。倖存者越少，每人分到的金額越高。
導演兼編劇黃東赫接受採訪時談及採用兒童遊戲這個設定，「看《大逃殺》和《欺詐遊戲》漫畫書時我就會浮想聯翩，要是自己去參加這些比賽會怎麼做？得到的結論就是那些遊戲的規則都太複雜了，我構思《魷魚遊戲》時，一上來就想好了全都要用小孩子的遊戲。」兒童遊戲沒有理解門檻也沒有代入門檻，社交媒體以及短視頻平台在《魷魚遊戲》爆紅後鋪天蓋地出現的拆糖餅挑戰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這一點。
「正是那種看不到希望的成年人冒著生命危險參加一場兒童遊戲的諷刺感吸引了人們的注意。」黃東赫說。充滿童真、夢幻的遊戲世界和充滿殺戮、血腥的暴力世界，兩個看似矛盾、有著極大反差的平行世界，在這個神秘孤島上融合，製造了強烈的視覺衝擊，成為該劇收視火爆的重要原因之一。這讓人很容易聯想到另一個經典的「大逃殺」系列《飢餓遊戲》：世界被戰爭摧毀，新的家園待建，24名男女選手參加「飢餓遊戲」，他們不僅要在遊戲中與各種野獸對抗，還必須要殺死其他選手，最後一名倖存者可以獲得巨額獎金。暴力基調、憤世嫉俗的情節、生存大逃殺，向來是抓住觀眾的成功模式。
但《魷魚遊戲》能在全球範圍內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原因遠不只是這些。黃東赫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故事和人物的問題都非常個人化，但也反映了韓國社會的問題和現實」。
李政宰飾演成奇勳賭博成癮，沒有能力給女兒買生日禮物，也沒有能力支付年邁母親的醫療費。 （資料圖/圖）
「土勺」的快速致富遊戲
《魷魚遊戲》是黃東赫2008年開始寫的劇本，456名遊戲參與者，尤其是剩下來的數十名參與者，代表了韓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反映了方方面面的焦慮——李政宰飾演的男主角、四十多歲的成奇勳是一個賭博成癮的人，他沒有能力給女兒買一份像樣的生日禮物，也沒有能力支付年邁母親的醫療費；他的鄰居是韓國頂尖大學首爾國立大學的高材生，卻因處理客戶資金不當被通緝；為數不多的一位女性是脫北者，她急需用錢幫助母親逃離朝鮮、照顧幼小的弟弟。劇中還折射出韓國人對飛漲的房價、日益激烈對競爭的擔憂，蛋糕越來越小，人越來越內卷，每個人卻要從不斷縮小的蛋糕中分一杯羹。
韓國曾經在經濟上創造過「漢江奇蹟」，是亞洲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但隨著經濟的成熟，貧富差距也在日益加劇。近年來，韓國年輕人中間流行一種「勺子階級論」，即根據繼承父母遺產多少，每個人被分為「金勺」「銀勺」「銅勺」「土勺」等不同階級。家庭財產低於5000萬韓元（27萬人民幣）或年收入低於2000萬韓元（10萬人民幣）的就被稱為「土勺」，這個階層韓國年輕人自稱「三棄一代」，即放棄戀愛、放棄結婚、放棄生育，承擔不起婚禮和買婚房的開銷，養孩子還需要準備巨額的教育費，成為他們放棄的主要原因。這些「土勺」年輕人痴迷於快速致富的方法，比如加密貨幣和彩票，這也讓韓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虛擬貨幣交易市場之一。
《魷魚遊戲》中有一段極具諷刺意味的場景，就是在第一輪「一二三木頭人」遊戲後，參與者在「失敗即死亡」的巨大震撼之下，決意退出遊戲。組織者給了他們民主投票的機會，只要票數過半，他們就同意終止遊戲，獎金全數分發給在遊戲中死者的家屬。一票之差下，遊戲終止了。但回到現實世界，經歷現實的一番毒打之後，這些參與者又紛紛回到了神秘島，繼續遊戲。
受新冠疫情影響，韓國年輕失業者也在激增。一位叫丘永賢的普通職員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就像電視劇中的獎金一樣，加密貨幣給了「人們在一秒鐘內改變自己生活的機會」，賺錢困難是韓國人如此痴迷於快速賺錢的原因之一，而他之前的供職公司在疫情期間倒閉了。「如果現實生活中有』魷魚遊戲』，我在想不知會有多少人參加。」丘永賢說。
一部反映韓國社會現實的故事為什麼能在全球獲得廣泛共鳴？影評人周黎明在評論文章中提到，它「兼顧了高級和通俗」；韓國文化評論家Duk-hyun Jung在接受ABC新聞採訪時談到，「《魷魚遊戲》成功地平衡了錯綜複雜的文化差異和全球問題。」《紐約時報》認為，「它利用了韓國對社會不平等和機會減少的深刻感受，贏得了全球觀眾，它也激發了美國、西歐和其他地方的人們所熟悉的一種感覺，即隨著財富差距擴大，房價上漲至超出可承受水平，名義上富裕國家的繁榮變得越來越難實現。」
隨著韓國社會貧富差距加劇，出身底層的年輕人開始痴迷快速致富的方法。 （資料圖/圖）
模仿到創新的「韓流」之路
《魷魚遊戲》並不是韓國影視劇唯一「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事實上，「韓流」的影響力早已在全球得到證明。
2019年，奉俊昊導演執導的電影《寄生蟲》，擊敗了《小丑》《1917》《好萊塢往事》《喬喬喬的異想世界》，摘得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大獎，奉俊昊還同時獲得最佳導演，與他一起角逐最佳導演獎項的，是薩姆·門德斯、馬丁·斯科塞斯、昆汀·塔倫蒂洛等歐美知名導演；2018年，李滄東導演憑藉藝術片《燃燒》，讓韓國首次捧走了坎城電影節最佳影片「金棕櫚」大獎；2016年，延相昊的《釜山行》、朴贊郁的《小姐》、羅洪振的《哭聲》，都在海外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雙豐收。
學者孫晴總結，韓國影視劇似乎找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即美劇/好萊塢類型片+東方家庭倫理情感敘事的創新之路。比如《釜山行》，套用了好萊塢經典的喪屍片類型，但從演員到故事設定，都烙上了濃濃的韓國味；《小姐》則是運用東方任務、情感對西方故事（改編自英國作家薩拉·沃特斯的小說《荊棘之城》）進行成功改寫；《寄生蟲》和《魷魚遊戲》，都用看似荒誕、極致的手筆，尖銳刺穿了韓國社會、乃至全球普適的痛點。
韓國影視劇也經歷過一味醉心於模仿好萊塢的初級階段，但效果不佳，屢屢在市場表現低迷。直到1999年，姜帝圭導演執導的韓國大片《生死諜變》，情況開始發生改變。《生死諜變》投資高達23億韓元，起用韓石圭、崔珉植、宋康昊等韓國一線明星，以朝鮮半島南北分裂為題材，好萊塢風格+民族主義情緒，兩者疊加，全國觀影人數達到620萬次，刷新了1997年《鐵達尼號》在韓國市場創下的最高觀影人數紀錄197萬次。
奉俊昊2006年執導的《漢江怪物》，除了借鑑好萊塢優秀敘事，內容上不再局限於渲染民族主義情緒，更多表現一種符合大眾基本倫理和人之常情的價值觀。與此同時，韓國藝術電影、獨立電影也蓬勃發展起來，作品類型越來越多元化。
這一切的背後，與韓國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1972年，韓國藝術文化倫理委員會對電影劇本的修改、打回比例達到58%，到了1975年，更是有80%的劇本需要進行修改和刪減。20世紀70年代的韓國電影跌入谷底。
1984年12月31日，《電影法》第五次修訂為標誌，韓國電影政策開始發生根本性轉變，政策基調由政府主導的保護與管制逐漸轉變為民間主導的開放與振興。
進入1990年代，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韓國政府日益意識到電影的經濟價值。在金泳三總統的科技諮詢委員會上，有研究者匯報了1993年史匹柏導演執導的《侏羅紀公園》，其在韓國的票房收入相當於150萬台韓國現代汽車的出口貿易收入。這份報告之後，文化產業所造就的神話對韓國電影政策帶來了決定性影響。
很快，韓國通過了《電影振興法》，引入分級制度。2003年，韓國湧現出一批好片，包括奉俊昊的《殺人回憶》、李在容的《醜聞：朝鮮男女相悅之事》、金知雲的《薔花，紅蓮》和朴贊郁的《老男孩》，它們是作者主義與好萊塢高概念電影模式的成功結合，被韓國影評界稱為「優質電影」。所謂「優質電影」，就是「製作費控制在平均線內，注重敘事而非視覺效果，選用合適的演員，對韓國電影製作最薄弱的環節，即美術、音效、後期製作等進行大量投資」。
此後，韓國歷任總統對韓國影視劇的發展都持積極正向的態度。金大中政府確立全面振興電影產業化發展；盧武鉉執政期間，韓國文化觀光部提出了多樣性電影的概念，制定了對其製作、投資、流通、版權市場等全方位扶持的政策，並特別強調了確保多樣性電影正常上映，扶持70家藝術電影專映館、20家合作藝術影院和30家地方文藝會館等非常設影院，構築藝術電影的流通發行網絡。其時，韓國政府投資215億韓元，減免藝術影院的國產電影義務上映天數，或者返還電影票中5%用於上繳的文藝振興基金的稅金的方式；李明博政府積極支持內容產業向海外市場擴張，繼續加大對獨立電影、藝術電影的扶持，2012年，韓國電影結束了持續數十年的負增長，投資收益率2013年達到14.1%。2013年，朴槿惠上台，提倡電影經濟與文化的全面繁榮。
隨著新興媒介出現，韓國影視開闢傳播的新途徑，運用網絡作為傳播渠道，更是加速了繁榮。沒有人會忽視《魷魚遊戲》爆紅背後的網飛。網飛是全球最早幾家將數據算法應用到劇情點設計以及剪輯思維中的公司之一，在算法思維指導下創作出強產品性作品這一工業化創作模式已經趨於成熟。在算法的指引下，網飛對於劇情點的安排要求十分嚴格。高頻率的情節點集中在劇集的前半部分來吸引觀眾，保證用戶的觀看時長。《魷魚遊戲》無疑也為網飛劇集增加了一個現象級成功案例。
南方周末記者 李邑蘭 南方周末實習生 楊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