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為承認而掙扎：社會科學研究發表的現狀和未來
作者：項飆，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院教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來源：《澳門理工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4期「總編視角」欄目；匯智澳門；濠江論史
微信平台編輯：周悅
作者簡介：項飆，英國牛津大學人類學院教授；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社會人類學研究所所長。
[提 要]「為承認而鬥爭」是黑格爾的一個重要哲學命題，強調個體間的互相承認是社會穩定的基礎。現代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實現黑格爾式的承認的理想領域：學者們通過平等、開放的交流，通過對彼此工作的承認，共同提高對世界和對自身的理解。但是現實中，研究活動越來越成為對「阿爾都塞式的承認」的追求，即獲得體制和權威的承認。在後一種承認取代前一種承認的過程中，學者個體扮演了什麼角色，學者又可以做什麼？目前的學術實踐強化了學者的個體化、孤立化、和學者與學者之間對立式的等級關係。任何實踐都是具體實踐，改變現狀需要學者們的廣泛推進，包括從自己做起、改變學術實踐的方式。
[關鍵詞]社會科學研究 學術發表 評價體系 學術建設
https://journal.ipm.edu.mo/images/journal_c/2021_4//017fb-202104113-.pdf
一、學術發表與三種承認
這篇文章的題目是對黑格爾的「為承認而鬥爭」命題的挪用。黑格爾的這一命題來自費希特。費希特強調，人們建立自我意識的前提，是對別人的承認。「承認」意味著接受他者以他者自己的方式的存在。只有認可了他者作為平等的存在，自我的存在才能夠被「喚起」。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在更經驗的層面上論述了人們如何承認他人、確立自我意識的過程。他設想這是一個充滿衝突的過程，但是達成彼此間的互相承認又是結束人和人之間爭鬥的唯一保證。互相承認是建立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秩序的基礎。這一想法對後來的政治哲學，特別是1990年代以來全球關於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義的討論，有奠基性的影響。冷戰之後，「承認的政治」成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主題。「承認的政治」強調，對少數人群（婦女、移民、少數族裔和不同性取向者），主流社會不應該僅僅按主流的標準來包容、認可和幫助他們，而是要按少數人群自己存在的方式去尊重他們的存在。政治是一個不斷為促進相互承認而鬥爭的過程。[1]
現代的學術研究，應該是實現黑格爾式的承認的理想領域。在學術共同體中，學者們平等、開放、循環往復的交流。我們通過了解其他學者的獨特的想法，發現我們自己的獨特和進一步深化的路徑。換句話說，我們通過認得別人，進而認得自己、認得多樣的思考方式，最終更好地認得世界。在建立這個互相承認的過程中，寫作和發表是必要的手段。寫作使得我們的想法更加清晰，發表讓學者們在更大的範圍內互相承認。
但是，今天的大多數中青年學者，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可能都沒有這樣的關於學術發表的體驗。現在的學術發表，是為了另外一種承認，即來自體制權威的認可。發表，不是為了陳述自己有限但是獨到的見解，而是要向體制證明自己可以達到主流的要求，有模仿他人的能力。發表不是為了參與辯論、分析實際問題，而是為了保證自己在學術體制內的生存，為了維護這個體系。
這樣的承認，或許可以稱之為「阿爾都塞式的承認」。阿爾都塞提醒我們，承認是體系規訓個體的手段。[2]薩特和福柯等思想家進一步揭示了阿爾都塞式的承認背後的微妙機制。薩特認為，我們被承認的時候也就是被限制的時候。當我們被承認為是一個「合格學者」時，「合格學者」這個事先規定好了的角色也就限制了我們的行動和認知。福柯則指出，現代社會中的權力並不限制個人的自由，而是形塑覺得是自由的、得到承認的個體主體。對個體的承認，乃是現代「統治術」（governmentality）得以實施的前提。只有當一個人受到了體系的承認，他才成為現代權力體系的對象，才進入到現代權力關係中來。
「阿爾都塞式的承認」的後果是嚴重的，甚至影響到學者的身心健康。為承認而掙扎，背叛了二戰後全世界社會科學界的學術共識。二戰後，社會科學家們認為社會研究的目的是為了人的解放，讓人們擺脫現行結構的制約而發揮他們的能動性。[3]學術勞動首先是學者們能動性和創造性的體現。而現在的研究工作成為統治學者的力量。寫作和發表成為任務壓力，學者感到厭倦甚至痛恨。但是為了生計、為了維持體面的社會地位而咬牙堅持。學者們不覺得自己在發揮創造力，而是相反，要刻意遏制自由和發揮，以儘快盡多地按要求出「成果」。發表不是思考探索的自然結果，而是在思考探索之前就鎖定的目標；思考的過程不是從材料里尋常新的想法，而是把材料組合成可以發表的樣式。學者不能向別人甚至不能向自己說明，這工作究竟有什麼意義。學術工作成為典型的「異化」勞動。
學術工作的異化問題，已經受到了廣泛關注。國內學界的反思集中在對現行評價體制的批評上，特別是「行政主導」、「過度量化」、「以刊評文」、[4]追求排名等做法。以教育部和社會科學院為代表的管理部門也反覆強調改革的必要。比如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林主編的「法治藍皮書」《中國法治發展報告 No.9（2011）》指出：「各種學術不端行為恰恰發生在論文發表環節。」[5]但是目前的討論，在以下三個方面似乎可以進一步展開：
（一）現有的批評和改革建議，仍然以西方成熟學術體系為參照，以和發達國家的接軌為出路。但是問題是，我們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在很大程度是在移植了西方學術管理經驗之後而出現的。更重要的是，學術工作的異化在西方也日益惡化，在某種程度上比華語世界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目前的討論視評價體系為所有問題的癥結，中國教育部2020年12月關於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也指出了評價體系中的種種問題。[6]但是，希望通過對體制的休克式療法解決所有問題，似不現實。假設我們在一夜之間取消現行的評價體系，學術研究會有大的改進嗎？很少學者會對此有樂觀的回答。
（三）學界的共識是，合適的替代性評價體系不可能在短期內建立。那麼，學者個人只能在抱怨中等待嗎？我們有沒有可能找到小的突破口？要改變導向、要「破」體系上的問題，必須要有具體行動上的「立」。
本文希望強調，學者個人在目前狀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也意味著我們在改變現狀中可以發揮作用。如果沒有學者個體的積極參與，體制不可能持續。所以，在分析學術發表的現狀時，我們需要引入在黑格爾式的和阿爾都塞式之外的第三種承認觀，即「巴特勒（Judith Butler）式的承認」。巴特勒強調了個人表演（performitivity）在追求承認中的重要性。巴特勒論證，世界上沒有客觀的、穩定的所謂「女性」和「男性」的區別，但是人們在意識中有「女性」、「男性」應該是什麼樣的意象，大家按照這個想像的標準，不斷去表演。通過表演，個人向別人、也向自己驗證自己是符合性別角色的，從而獲得承認。表演是稍瞬即逝的，所以要永遠不斷地表演；表演和標準總是有差距，所以表演者需要不斷反思和改進；表演不是機械的重複，每次表演中都有創新、有出軌的危險。為什麼虛無縹緲的性別意象會有那麼大的力量？因為我們每個人每時每刻在表演，這些無數的表演都在強化性別意識。巴特勒解構了「性別」這個範疇，但是更指出了人們如何在建構特定的秩序。既然社會秩序離不開個體的參與，這也意味著，通過自覺自省，我們是可以一點一滴地改變現實的。[7]像斯科特（James Scott）在《弱者的武器》裡說的那樣，要改變體系，我們不一定去正面攻擊它，只要我們不積極追求它的承認，它演戲時我們不去看，這樣的簡單「不理」就可以對體系形成巨大和持續的挑戰。
本文的重點不在學術評價體系，而是關注學術發表的集體行為邏輯，和促成這一邏輯的個體心態和策略。文章的目的不是再一次描述和批判學術制度，而是希望釐清學者心中的焦慮和矛盾，從而激發改進現實的動力、探討從我們自己做起的具體路徑。在下文，我將首先論述，當發表異化為追求承認的手段，它帶來了新的對學術分工的看法和學者的自我認知。然後，我提出四點可以從我們自己做起的建議。我的這些思考，首先來自於作為一個研究者和書寫者的掙扎經歷。同時作為研究生導師、發表評審人、職業升等評議人，以及12家學刊編輯委員會成員（2020年，包括10家國際的，2家中國的），也讓我從不同角度觀察到國內外社會科學研究的種種現狀。
二、從「寬—細」的等級到「高—低」的等級
當前的社會科學至少面臨著三組矛盾現象。1）二十一世紀的傳播和交流變得空前便利，但是作為傳播的一部分的學術發表卻變得越來越困難。發表成為高校年輕教師的重大工作壓力。2）期刊的電子化、論文資料庫的推出，研究者可以根據具體題目進行精確的文獻檢索，這大大弱化了期刊作為一個實體平台的功能。很少學者會系統地跟進某個學刊上的文章。但是，學刊的地位越來越高。在特定的學刊上發表卻變得越來越重要。3）社會科學研究分工日益細化，題目越來越專，一個小組的專家就完全可以充分地評價某項研究的意義，但是非要在可見度高、綜合性的學刊上的發表，才算是獲得了正式的認可。在中國，72.3%的「CSSCI來源期刊」上的發表物跨越了10個（含）以上的學科。[8]這些學刊顯然不能成為專業化研究的有效交流平台，而是展示成果的「窗口」。[9]
導致這些矛盾現象的原因是明顯的：學刊不再是同仁之間分享研究、互相學習的俱樂部，而是要對學者分出三六九等的淘汰賽。讀者、編者和作者之間，不是自己人的關係。越是綜合、越是可見度高、越是不能做細緻交流的學刊，變得越重要，因為它們是擺顯的劇場，不是切磋技藝的工坊。
為了交流的發表是要促進平等的辯論，為了承認的發表是要進行等級的分化。這並不意味著一切縱向分化都是不合理的。在理想的工作狀態下，我們也會對研究成果進行自覺不自覺地分等：有的工作是凝聚了更多勞動、做出了更大貢獻的，有的研究做出了局部性的補充，價值相對有限的。但是我們需要區別兩種等級，即「寬—細」的等級和「高—低」的等級。現在的問題是後一種等級取代了前一種。
所謂「寬—細」的等級，是指：高的高，是因為高的比低的更寬。高的涵蓋了低的，低的為高的提供了基礎。我們認為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經濟系統的論述、福柯對權力的分析、哈貝馬斯對公共性的設想「高」，是因為它們涵蓋了一系列重要問題，把這些問題之間的關係呈現出來，給我們的思考提供了寬廣的框架。具體的研究在宏大理論之「下」，是因為其涵蓋面有限，專注於大框架中的某一側面。但是具體研究的涵蓋面和抽象程度的「低」，不意味著其價值就低。如果沒有這些具體研究為基礎，宏大理論就淪為大而不當的誇誇其談。具體的研究，正因為它被寬大理論涵蓋，可以從內部對大的框架提出挑戰。這樣，高和低的關係不可分割的，高級不是作為對低級的對立而存在的。這個「寬—細」的等級關係，和Skinner 對中國地區市場系統的描繪也頗為相似。在Skinner筆下，市場是一層套一層的：鄉鎮上面有區域，區域上面有全國。一個大的區域市場比一個鄉鎮的集市要「高」，但是區域市場和鄉鎮集市是互相依賴的，沒有人否認處於「低」位的鄉村市場的價值。[10]
我對這個「寬—細」等級的描述，顯然是受杜蒙對所謂「等級人」的詮釋的影響。[11]杜蒙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在討論等級制時帶入了整體觀。他認為，在印度教里，高種姓和低種姓互相區別又互相聯繫，從而構成整體。高和低是作為整體的不同部分而存在的。杜蒙認為，種姓制度和西方現代的差別，不在於平等與不平等，而在於是從個人出發，還是從社會整體出發。西方的出發點是個人，所以個體間的平等才成為一個基本價值，個體間的不平等成為一個關鍵問題。印度的出發點是社會整體，不把整體還原成獨立、平等的個體；個體間差異被認為是天然的，個體間的不平等不是關鍵，關鍵是社會整體是否和諧。杜蒙的解釋顯然帶有東方主義的色彩。[12]但是他關於從整體論的角度看分化，對我們構想合理的學術生態中的高低上下是有借鑑意義的。
在現代，整體觀框架下的高低，變成了分立式的上下。這兩種高低上下的關係，也可以用印度社會的例子來說明。Mysore Srinivas提出了印度社會1950年代之後「西化」和「梵化」並進的態勢。一方面，印度在經濟建設、物質設備、政治制度和意識上擁抱現代化，包括強調人人平等，但是另一方面，大家又「梵學化」，婆羅門的生活方式成為大家模仿追逐的對象。低種姓接受了平等主義的思想，但是他們不是要廢除種姓制度，而是要變成和高級種姓一樣。[13]彼此不再是涵蓋和被涵蓋的關係。種姓關係變成了基於個體化的、對立的不平等。這一趨勢在我自己1990年代末對南部印度的調查中更加明顯。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種姓間的經濟差距進一步擴大，更激發了低種姓模仿高種姓生活方式的欲望。嫁妝制度是一個關鍵。嫁妝原來是高種姓群體的風俗，但是在1990年代之後低種姓也嚴格執行。而底層沒有實力支付高額嫁妝，模仿和攀比給他們造成了巨大心理壓力。
今天的學術界似乎是一個全球化了的當代種姓制度。它不僅高下分明，而且高下對立。高的存在，是為了和低區分，而不是低的另一種呈現。低是殘疾版的高，沒有自己的價值。大家追求同一個模式，同一個標準。不管有沒有條件都模仿「高端」樣式。剛剛做了兩個月調查的碩士生，也要和哈貝馬斯、本雅明、韋伯、福柯「對話」。反過來，思想生態上的單一化更加強化了等級的單線特徵。年輕學者不全神貫注從自己所掌握的細節中看出問題，而孜孜以求如何給有限材料迅速戴上流行的帽子。
三、我們怎麼辦？
國內外的諸多論者都寄希望於加強「專業主義」——即通過學術的自主自律——來擺脫現在的困境[14]。但是，在亞洲，學術專業化正是為承認而掙扎的背景。在中國大陸，「發表至上」、「非升即走」等做法，都是權威學者，特別是有留洋背景的學者，主動發起和積極推進的，都是為了促進專業化。而且，在學術高度專業和自主的英、美、澳大利亞、加拿大諸國，學術體制危機重重。在那裡，大學中的管理層迅速擴大、教授治校正在落空。專業化使學術研究在形式上「自主」（如本專業的事情只有本專業的人說了算），同時也使之變得孤立而脆弱，即過窄的專業化研究脫離廣泛的社會實踐，學者不能形成自己的立場，不能和更大的社會力量聯合，日常工作變得功利化，沒有能力抵制其他力量的左右，在行政化的壓力下只能在抱怨中服從。[15]所謂「學術共同體」，現在更像是狹隘封閉的專業利益群體。
專業主義提供的空間是有限的。我們需要重新把學術研究當作一項社會實踐對待。學術研究直接關係到學者和社會的關係、學者和學者的關係、學者的長期戰略和日常策略。任何實踐都是具體的實踐。我們也許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一）建立「一起展開」的小群體
對阿爾都塞式的承認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同事之間實質性的思想交流。一位青年學者告訴我，系裡的同事發表一篇文章，其他同事們在微信圈裡逐一鮮花和鼓掌，「排列整齊，完成一個儀式」。這個儀式背後，有多少是對這項研究的興趣？有多少是真心的祝福？有多少是對自己發表太少太慢雜誌排名太低的焦慮？我們有幾次能在走廊里聽見同事這樣聊天：「有個問題糾纏我兩個月了，一直找不出線索來……」；「你上個禮拜說的那個疑惑里，其實有一個值得細化的假設……」；「你前天晚上的那個問題，一下子把我思路打通了！」
援用哈貝馬斯的話，在當今的學術實踐中，「系統」（體制）統治了「日常」（即可以用自然語言進行交流、辯論，從而形成意義、決策和行動的領域）。如何重構思想的「日常」？[16]我們也許可以嘗試建立自己的小圈子。小圈子裡的人不一定是學者，更不一定是同專業同方向的。建立小圈子的唯一標準是願意思考和「聊得來」。所謂「聊得來」，就是能夠進入彼此的思維過程。一個旁人聽起來不可思議的觀點，對於進入了這個思維過程的聽眾它是有生命的：有它的源起，有它的演化路徑，有它潛在的走向。進入了你的思維過程的人，就可以和你一起呵護、引導這個想法。
社會科學研究是一個有機展開的過程。一個項目究竟需要多少時間、能夠達到什麼結果，很難事先計劃。但是這樣的展開不完全是一個自發過程，它需要持續高度投入的努力。有時候需要重複展開，即不斷回到原點，讓一個想法的胚胎按另一種方式發育。這需要群體的支持。小群體應該是我們一起展開的圈子。在共同的展開中，我們也就彼此承認。
（二）拿心說話，不以言斷人
學界對現行學術評價體制的一個慣常的批評是「只看作品不看人」。[17]這可能是指，評價體系不注意個體的差異性、不給學者自主。但是在為了承認的掙扎中，我們也看到一個明顯的相反的趨勢，即學術工作的人格化：發表是為了證明自己是個合格的研究者。對研究工作的評價變成對人的評價。評價結果直接聯繫到研究者的工作狀態、收入、人際關係和自我認知。這種學術評價的人格化的影響相當深遠。甚至當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想的也不僅僅是如何了解最新的研究成果、思想動態，而是自覺不自覺地對作者進行判斷，和自己作比較——就像一個為流量焦慮的網紅在看另一個直播網紅那樣。
人類學家Strathern在批評1980年代以來英國大學的「審計文化」時，強調審計文化把金融邏輯和道德邏輯聯繫在了一起。[18]審計文化固然代表了金融的邏輯，但是它同時帶來新的道德觀和個人責任感。在這種價值觀之下，不追求發表、不滿足審計評價要求的學者，不僅被認為無能，而且被認為是不負責任，是失職甚至「失格」。為了承認的掙扎也帶來了更微妙也更深刻的偏狹的個人化。研究者在工作中時刻虎視眈眈：這是「我」的材料、這是「我」的觀點；同事和同事之間成了互相提防的關係。研究者要證明「我」是合格的、而究竟世界為什麼需要我的研究則是次要的考慮。
我們需要對自我重新定位。研究者個體是不斷變化的，沒有固定的屬性（「合格」還是「不合格」、「好」還是「壞」）。每個研究成果都是我們思考展開中的一個片段。這個成果是真實的自我的體現，但是不等於自我。這就像藝術家的創作。藝術作品是藝術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我們不能根據這個作品對藝術家進行評價——因為她的生命中還有很多不可分割的部分。同時，當藝術品誕生後，藝術品又會反過來影響藝術家對自己對世界對藝術的理解。創造性是創作者的關鍵屬性，但是創造性不是完全內在於創作者的。創造性是分散的、互動的，即創造的靈感總是來自多個渠道，創造結果的呈現，特別是社會對創造成果的感知，都是多樣的、在和其他主體的互動中而實現的。[19]因此不同的創作者之間，創作者和受眾之間，都是重迭的，你—我之間的區分是相對的。所謂「我」的成果，無非是我對眾多思考者一同展開過程的某一重迭片刻的捕捉。
（三）小步慢走，創新是風格而不是目標
「學術的價值在於創新」，這個流傳甚廣的說法似是而非。所謂「科學只有第一沒有第二」，是對人類科學探索的狹隘的誤解。如果有人能夠用古老的理論把現實情況講清楚，同時賦予舊的理論以新的含義，這樣的工作就有突破性的價值。相反，缺乏針對性的所謂新說法、新概念，往往給有效思考造成障礙。假裝創新，累己害人。小步慢走，放下創新壓力，儘量用日常語言把自己能夠說清楚的問題說清楚，這就可以做出重要的貢獻。創新是一種風格，一種衝動：希望超越穩定的知識、認知方式和表達方式。在小步慢走中，一舉一動——比如在對材料的整理上、在寫作方式上、在合作方式上——都可以創新。創新可以給研究實踐帶來活力，帶來多樣的研究方法方式，但是創新本身不是目的，紮實的貢獻才是目的。
（四）嘗試新的發表和交流方式
社會科學研究面臨著挑戰，但是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在中國，20世紀末以來大規模高校擴招，為社會科學研究培養了一大批新的聽眾。雖然他們的大多數不是專業研究人員，但是他們對現實社會問題的關心、對社會問題分析的鑑別能力，不低於專業研究人員。社交媒體的發展，為我們發表研究成果帶來全新的渠道。新聞界、藝術界和公益界熱切希望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有啟發的分析。而社會生活本身的迅速變化，也意味著研究者需要和研究對象、讀者保持緊密的聯繫，以跟進最新動態和大眾心中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新的發表方式，也就成了新的發現問題、收集信息、深化分析的方式。這可以使我們的研究和社會實踐聯繫更加緊密有機，同時也會促進實質意義上的專業化。大眾要求學者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做出系統的分析，他們不會容忍學者躲在專業名詞背後，用複雜的表達重複常識。
注釋：
[1]Axel Honneth,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The Moral Grammar of Social Conflicts,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2]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n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p. 127-188.
[3]Jürgen Habermas, 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 Trans. Jeremy Shapiro,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4]李劍鳴：《自律的學術共同體與合理的學術評價》，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第4期。
[5]轉引自朱劍：《重建學術評價機制的邏輯起點——從「核心期刊」、「來源期刊」排行榜談起》，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1期。
[6]教育部：《關於破除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唯論文」不良導向的若干意見》，教社科〔2020〕3號。
[7]Judith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8]袁培國：《中文文科期刊影響因子評價作用之反思》，南京：《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
[9]關於學刊的交流功能和展示功能的關係，參見原祖傑：《交流與對話：學術期刊一個被忽視的基本功能》，澳門：《澳門理工學報》，2016年第2期。朱劍認為，學刊成為「窗口」，是和中國的大學和科學院出版單位學刊的體制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參見朱劍：《徘徊於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個兩難選擇》，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
[10]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Ann Arbor: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83.
[11]Louis Dumont, Homo Hierarchicus: The Caste System and its Implications,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72.
[12]人類學家對杜蒙已經多有批評，比如：Arjun Appadurai, Putting Hierarchy in Its Place,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 No. 1, 1988; Nicholas Dirks,Castes of Mind: Colonialism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Indi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Mysore Srinivas,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Ind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14]參見《「學術評價機制創新」專題筆談》，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15]關於大學和研究體制如何「去政治化」，一切都變成行政效率的問題，參見Marilyn Strathern ed. Audit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 Ethics and the Academy, London: Routledge, 2000。
[16] 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Vol. I: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 T. McCarthy (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17]許紀霖：《回歸學術共同體的內在價值尺度》，北京：《清華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
[18]Marilyn Strathern ed., Audit Cultures: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Accountability, Ethics and the Academy, pp. 1-18.關於新自由主義如何導致計算型的、強調個人責任的價值觀，已經有廣泛的討論，比如：Cris Shore & Susan Wright: Audit Culture Revisited Rankings, Ratings, and the Reassembling of Society,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56, No. 3, 2015。
[19] 關於創造性是分散、互動特徵，參見Alfred Gell,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聲明：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公眾號立場
數字經濟智庫
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
為了更好的服務數字中國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建設，加強數字經濟建設過程中的理論交流、實踐交流。來自中國數字經濟以及「一帶一路」建設領域的專家學者們成立了數字經濟智庫，為數字中國的建設添磚加瓦。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擔任名譽院長，知名青年學者黃日涵、儲殷等領銜。政治學與國際關係論壇是數字經濟智庫旗下的專門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