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抑鬱障礙是導致殘疾的第二大原因，已經成為了嚴重的公共健康問題。然而，由於一直缺乏全國性的大型科普，我國抑鬱障礙人群的社會分布和特徵一直不明確，也間接影響了社會心理健康的發展。
隨著對中國心理健康調查（CMHS）數據的深入分析，我國抑鬱症的分布呈現出清晰的人口學特徵，並證明與一系列的社會因素緊密關聯。
CMHS是我國的全國性精神疾病調查研究，歷時3年，共覆蓋了31個省份的157個調查點，研究樣本遍布全國1256個社區和村莊，共納入32552名被調查者。研究的範圍之廣在國內尚屬首次。
根據標準，研究人員將抑鬱障礙分為三種類型：重性抑鬱障礙（程度最重）、心境惡劣（抑鬱程度比前者輕）、抑鬱障礙NOS（即無法診斷為前兩者的抑鬱障礙）。
研究人員首先對這三種類型進行總體分析，結果發現，女性任何一種抑鬱障礙的患病率都高於男性，其終生患病率是男性的1.44倍。在分居、喪偶或離婚人群中，抑鬱障礙的患病率明顯更高，是同居或已婚人群的1.87倍。
另外，研究人員還發現，擁有工作似乎可以降低抑鬱障礙的發生，因為失業、退休人群和家庭主婦的終生抑鬱障礙患病率均高於職業人群，分別是2.38倍、2.21倍和1.51倍。從這點來看，工作對抑鬱障礙的保護作用要大於其壓力帶來的負面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普遍認為抑鬱障礙的發生與學歷和城鄉差異可能相關，但研究結果顯示，綜合分析來看，學歷和城鄉的區別並不會導致抑鬱障礙總患病率的不同。
農村等欠發達地區一直被認為是抑鬱的高發區，這項研究卻並未發現這一現象，可能與這些年來我國城市化帶來的大量進城農民工有關，因為他們是抑鬱障礙的高危人群。
接下來，研究人員分別對三種抑鬱障礙進行了單獨研究。他們發現，與18~34歲的年輕人相比，年長者患重性抑鬱障礙和心境惡劣的比例更高，大約是年輕人的2倍。同樣，低學歷人群的重性抑鬱障礙和心境惡劣患病率也更高。
然而，抑鬱障礙NOS的人群分布卻相反：年長者、低學歷者的抑鬱障礙NOS患病率均更低。無業者的抑鬱障礙NOS患病率也低於從業者。
另外，青春期是抑鬱障礙初發的高峰。重性抑鬱障礙和抑鬱障礙NOS的初發年紀都在14歲左右，心境惡劣則大約在18歲時初發。這個年齡段恰是升學壓力驟升的時期，而此階段身心發育進入關鍵期，這都提示我們應該加強對中學生的心理監測和干預。
除此之外，這項研究對抑鬱障礙和其他精神疾病的關聯進行了統計。在長期患抑鬱障礙人群里，有41.1％的人同時還患有至少一種其他類型的精神障礙，其中最多見的是焦慮症，占到了29.8％，其次是物質使用障礙（13.1％）和衝動控制障礙（7.7％）。
這個結果與之前的研究報導相一致，說明了抑鬱和焦慮具有很緊密的聯繫，治療抑鬱障礙時也需要進行焦慮管理。值得欣慰的是，與美國相比，我國抑鬱障礙患者並發物質使用障礙或衝動控制障礙的比例較低，這可能是由兩國的社會文化差異所致。
然而，在這些患者中，只有不足10％的人獲得了心理健康服務。重性抑鬱障礙和心境惡劣患者更傾向於尋求專業心理服務機構的幫助，而抑鬱障礙NOS患者則更傾向於尋求中醫治療。
他們中獲得了充分治療的人群比例更低。在尋求了心理治療的重性抑鬱障礙患者中，只有9.2％的人被認為是得到了充分的治療，這一比例在心境惡劣患者中則只有2.4％。總體來看，全國只有0.5％的抑鬱患者得到了足夠的治療。
從地域來看，東部地區的患者治療率最高，達到了8.4％，其次是西部地區（6.7％），中部地區治療率只有5.7％。城鄉差異也很明顯，城市的治療率達到8.9％，顯著高於農村地區的5.1％。因此，增強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心理健康服務是緩解我國抑鬱障礙現狀的關鍵。
在壓力山大的現代社會，精神衛生已經成為了重要的醫學命題。然而僅僅進行大規模調查只是第一步，如何消除國人對精神疾病諱莫如深的觀念，普及精神衛生知識，提高民眾的自查能力是更加艱巨的任務。抑鬱症不是惡魔，也應該在陽光下被我們正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