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頭藝人:我在霓虹燈下演奏人生

fans news 發佈 2021-10-04T08:09:53+00:00

在踏上這塊異鄉土之前每周五到周日,老劉下班後都會來廣場步行街吹口琴,從下午五點一直待到晚上十點,他坐著自己搬來的小凳,看著霞光在高樓廣廈間消退,霓虹在車水馬龍中漸明。從這個十字路口再往前走,花壇階梯邊擺著音箱,兩個歌手配合伴奏唱著時下的流行歌曲,輪流彈吉他和敲鼓。

在踏上這塊異鄉土之前

每周五到周日,老劉下班後都會來廣場步行街吹口琴,從下午五點一直待到晚上十點,他坐著自己搬來的小凳,看著霞光在高樓廣廈間消退,霓虹在車水馬龍中漸明。

從這個十字路口再往前走,花壇階梯邊擺著音箱,兩個歌手配合伴奏唱著時下的流行歌曲,輪流彈吉他和敲鼓。他們的身邊漸漸圍起了人。

穿著橘紅色外套,扎著低馬尾的小伙子叫林一霆,今年27歲。另一個小伙子叫高鈞賢,29歲。兩人是同鄉,都來自雲南麗江,親如兄弟。

十年前,他們離開麗江,來到北京。

麗江人能歌善舞,高鈞賢從小就對音樂耳濡目染。2015年,高鈞賢從幼師學校畢業,成為了一名老師,四年後辭掉老師工作,開了一家與教育相關的公司。之後為什麼又放棄固定工作,成為自由職業的街頭歌手?高鈞賢自己一時也說不明白,陷入沉思。良久,他回答:「就是喜歡嘛,覺得那種生活沒意義,就是喜歡,沒有別的。什麼是突然就有的想法?它是一直就有的。我想去某地演出,達到這個目的之後才會考慮過另外一種生活。」

依靠自學和身邊玩兒音樂的人的指導,他自學了吉他,開始做起了街頭歌手。

一會兒,蔣僑也來到了廣場,他擺起音響,拉小提琴。蔣僑在河北廊坊某家公司做網管,周五到周日這三天從廊坊過來,晚上睡在租住的房子裡。

蔣僑從六歲開始跟著母親學二胡,因為想演奏流行歌曲,近兩三年才轉為拉小提琴。「二胡面兒比較窄,只能拉民族的或者極少的曲目。」

他自稱自己是「走野路子」出來的,「技術上我應該確實比不上科班出來的,但是對音樂來說,天賦和專業訓練等技術是一方面,是一個外殼。但是閱歷,或者說內心受過的敲打,也很關鍵。你看那些藝術家,大多是受過挫折,才能寫出名曲。」

蔣僑覺得自己生活並不順利,「我覺得我從小到大遭遇了很多不如意。」高中畢業後,他上了一所專科學校,畢業後就職的單位並不適合自己,但又無法放棄工作。「內心還是覺得很壓抑,也很痛苦。」

老劉提到蔣僑說,「他音響挺大,他一來,我和那邊唱歌的幾位就得挪到離他遠一點的地方,不過他技術挺好的,比我好,他是專業拉小提琴的,我是業餘的。」老劉笑得有些不好意思。

老劉今年54歲,安徽阜陽人,2019年來到北京。「『大頭娃娃』你們知道嗎?就是那個奶粉事件,不就和阜陽有關嗎?也是臭名昭著啊。」說起自己的家鄉他笑了起來。「不過奶粉可不是我們那兒的奶粉。」

「來北京之前我去的地方多啦。」老劉早些年是做室內家裝材料生意的,曾先後在湖南岳陽、株洲、長沙等地周轉,現在是一家機械車床廠的加工工人。

「我不是專業幹這個的。」1994年,老劉高中畢業,開始看著口琴說明書自學口琴。那時候老劉還喜歡唱歌和吹笛子,「結果吹笛子的功夫下去了,口琴上來了。」老劉憨厚地摸了摸後腦勺。此後結婚生子,事務繁多,吹口琴這件事也斷斷續續,並未堅持。

「後來,家裡出了點狀況,我又把它『撿』起來了。」

最開始,當街吹口琴讓老劉感到不好意思,怕遭人冷眼。但嘗試後讓他感覺賣藝比賣口琴掙得更多,便不賣口琴了,街頭吹口琴就這樣固定下來。

攜著音樂的北漂生活

五年前,老劉的妻子患了結腸癌,2019年,老劉帶著她來到北京治療,在花了三十多萬治療費用後,家裡積蓄所剩無幾,還欠了別人錢。無奈之下,老劉只好去工廠給別人做工。

偶然,老劉在網上看到口琴批發價格低廉,而自己又會吹口琴,推銷有利,便想通過販賣口琴賺取差價。「但是在北京老是被城管追、拘留。」老劉因為街頭販賣口琴,曾被雙井派出所拘留五天。工廠的同事在知曉此事後,對老劉說:「哎喲,你口琴吹那麼好,幹嘛買口琴呢,乾脆賣藝得了。」

老劉吹口琴,最開始是為了掙外快給妻子治病。「但是我現在年齡也大了,要找一種寄託。」

高鈞賢和林一霆出來演奏的時間不定。林一霆直接而坦誠地說,「哪能天天出來啊,來回地鐵那麼貴。」高鈞賢表示贊同,半開玩笑地說:「對,沒錢就出來。」

在北京,高鈞賢沒有家人,他曾交往過一個女朋友,但對方在知道他一心想搞音樂後便與他分道揚鑣。

而林一霆已經結婚了,他和妻子經人介紹見面後相識,在這之後她常常去他唱歌的地方,兩人熟識後相戀。「有句話叫愛情是盲目的,所以她當時選擇了我,但是沒有後悔啊。」

林一霆對高鈞賢的「終身大事」一直憂心忡忡,開玩笑地詢問我身邊有沒有合適的人可以介紹給高鈞賢。而相對拘謹的高鈞賢總是拍拍他說,「行了行了,說正經的呢。」

「你們做這一行,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有啊,就是沒錢嘛。」高鈞賢笑完後頓了頓,又換了一副認真的神色,「其實也不是,我們在北京也會找工作。像我是打鼓的,有人找到我,工資給到一萬三,讓我去當音樂老師。」

但是他不想去,雖然辛苦,但更愛這樣自由自在的生活。

林一霆又忍不住插嘴:「何止是辛苦?是相當辛苦!」高鈞賢轉頭看了同伴一眼,點頭卻語氣定定,「樂在其中嘛。」

他們出來唱歌的時候大概能收入100塊左右,「不出來就一毛錢都沒有。」

城管基本不干涉他們的演唱,「因為關係好嘛。」高鈞賢又開了個玩笑,然後說,「不是,是因為這條街是步行街,人本身就挺多的。」

蔣僑則表示在廣場門口還是會被巡邏的城管要求離開,所以除了廣場,他還會去附近一家餐廳門口表演。「我給餐廳帶來了好多生意呢,餐廳的老闆還希望我一直在店門口表演。」

蔣僑演奏的多是中國的流行歌曲,他不喜歡西洋經典音樂,「找不著感覺。」

很多人喜歡聽他拉小提琴,一天下來,路人投給他的零錢最多時能裝兩個琴盒。

現在,靠吹口琴賣藝,老劉平時每天能夠掙100塊錢左右,供給房租。「多的時候也有給大票的,能掙六七百。少的時候只有幾十塊。」

老劉的妻子一年前因病去世了,他們的兩個孩子,大女兒在安徽上大學,兒子在老家念初二。老劉則一人北漂。平時聯繫主要靠微信或者QQ,偶爾通電話。

六月收麥子的時候,老劉會回家和孩子見上一面。

簡單而樸實的夢想

很多人約高鈞賢和林一霆商演,但兩人覺得報酬太低。高鈞賢說,「我覺得我們的『技術』,已經超過他們給的範圍之上了。」

林一霆笑嘻嘻湊過來反問高鈞賢,「這麼自大?」

「不是自大。」高鈞賢明知對方是開玩笑,仍然認真回答。

現在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過渡期,雖然之後的路並不清晰,「但肯定走演藝這塊兒,有自己辦演出的想法。」

而蔣僑的自我認知是,「做個阿炳就行了,我也不指望掙多少錢,不是說它不重要,但是還有更重要的。」在他看來,自己這樣的演奏方式勝於室內教授小提琴課的音樂老師。

「我在這兒拉琴,好多小孩兒看了跟自己爸媽說要學琴呢,不知將來有多大受益啊。」甚至有成人請他授課,但被他以不能勝任而推辭。

「我往這兒一站,那些小孩兒說自己要學琴,我覺得我的目的就達到了,甭管我拉得咋樣。」蔣僑覺得自己提高了大家的音樂素質,感到很高興。

談到之後的打算,老劉說,「我就打算把兩個孩子先培養出來,再講別的。」

老劉還會繼續吹口琴下去,「我還要學,還要練,你看。」老劉說著把曲譜拿起來,是宮崎駿動畫電影《千與千尋》裡的插曲。

「今天是我第一次練這個,年輕人給我推薦的。還有什麼《天空之城》、《貓的報恩》。」

「說實在的,我不喜歡那個東西,可能有代溝吧。」老劉笑得爽朗,「我喜歡我們那個年代的民樂,像《喜洋洋》、《步步高》、《揚鞭催馬送糧忙》啦,這些以前的老歌曲。」談到這些,老劉的眼睛映著暮色漸起中的燈火,顯得格外閃爍。「還有《映山紅》啦,《在那桃花盛開的地方啦》,《金色狂舞》啦,這些都是中國的傳統歌曲。像外國的,《土耳其進行曲》和《卡農》都挺不錯的……」

老劉對自己喜歡的曲目如數家珍,他的眼睛映著對面商廈的霓虹燈,在夜空下顯得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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