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
上回我們說到，面對陳誠率領的國民黨中央軍大舉開進山西，形勢驟然間急轉直下。
眼見晉綏軍和中央軍對紅軍已然要形成南北夾擊之勢，毛澤東果斷作出決定：西渡黃河，退回陝北。
其實所謂紅軍運動戰的核心要領，無外乎就是這樣一句話：「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
《毛選》第一卷里對這一要領有過精闢的論述：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隻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麼厲害罷了。對於我們，走路的時間通常多於作戰的時間，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為著「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為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裡。——《毛選第一卷，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回師陝北以後，毛澤東迅速發表了一個抗日通電，這則通電非常高明，裡面這樣說到：「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頭，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進行抗日戰爭，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
一個高明的軍事家往往都具備這樣的特點，即將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不利因素，在某種條件下轉化為有利因素，從而全方位的調動起一切積極性。
中央軍與晉綏軍對紅軍的南北夾擊，是既有條件下的不利因素，但是這種不利因素，一旦放到政治宣傳之中，那麼又可以發揮其有利的一面，這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能力。
回到陝北的紅軍此時所面臨的局勢雖依舊嚴峻，但就東征之前卻已經有所緩和了，原因是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在南面的統一戰線已經趨於穩固，這兩位將軍雖然一邊應付著蔣介石的剿共命令，但是另一面卻是消極對待蔣介石之「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而同時，隨著抗日潮流的發展，蔣介石統治的內部矛盾也在發展，紅軍回師陝北尚不足一月，廣東實力派軍閥陳濟棠和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為了反對蔣介石對地方勢力的吞併，聯手發動了反蔣軍事政變，以抗日為號召發兵湖南，史稱」兩廣事變」。
這樣一來，蔣又不得不暫時騰出手來應付兩廣的威脅，這就給紅軍繼續以游擊戰和運動戰擴展根據地、補充戰爭資源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鑑於形勢的變化，毛澤東作出這樣的分析：現在反日反法西斯的運動如暴風驟雨般地發展，工農商學兵各界都要抗日救亡。他們不願當亡國奴，要反抗，要鬥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總的任務，就是要建立全國人民的統一戰線，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具體的政治任務，目前就是建立西北國防政府。口號是爭取直接對日作戰，以紅軍作先鋒……。在山西的立足，從目前我們的力量來看，還有困難，或是不可能的，但是東邊的路，是將來必走的，是長時期內戰略進攻的方向。
至此，東征之役告一段落。
而對於下一步紅軍朝哪個方向出擊，則成了軍事戰線上的一個新問題，毛澤東說：要在陝南、甘肅、陝北、寧夏四擇其一，因為方向在一個時期內只能一個。他從政治、經濟、軍事方面都作了比較，最終確定可先進軍甘肅。
原因並不複雜：甘肅東連著陝北，又與寧夏接壤，而且將來不管向西還是向北，想要打通蘇聯援助的通道，都必須首先經過甘肅。因此，甘肅是向西、向北的必由之路，而且其邊界可與陝北、寧夏邊界聯合起來，組成一個陝甘寧邊區。
正是在這一計劃之下擴展和建立起來的陝甘寧邊區，就是後來我們非常熟悉的以延安為中心的後方指揮樞紐。
根據這一軍事計劃，由彭德懷任司令員和政委，組成西方野戰軍，在西面甘肅，以及陝北、甘肅、寧夏邊界地區展開了游擊戰和運動戰。
西方野戰軍連續作戰兩個月，到8月1日結束，開始進行休整。這次戰役過程不長，也沒有遇到較大阻力，進展十分順利，期間消滅敵人、俘虜旅長以下兩千餘人槍，戰馬五百餘匹，開闢了橫寬二百多公里的新區，使陝甘根據地發展成陝甘寧根據地，擴大了紅軍，組建了兩個騎兵團，發展了地方武裝，徵集了大批資財。
這樣一來，便為隨後迎接二、四方面軍北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此時，毛澤東的一個高瞻遠矚的提議，為後來紅軍的大發展和大擴張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個提議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軍事上的，而是教育上的。
就在紅軍東征剛剛回到陝北，毛澤東便開始提議要開辦紅軍政治軍事學校，他說到：「要弄好西北局面和全國大局面，沒有大批幹部是不行的，現在不解決這個問題，將來會犯罪。」
此話一出，當時眾人似乎都覺得有些危言聳聽，此時東征雖然取得了一些戰術上的勝利，但是紅軍卻並沒有擺脫四方圍剿的局面，生存依舊存在著極大的困難，何來將來大發展一說？何來全國局面一說？
眼下二、四方面軍還在北上途中，其前途猶未可知，而陝北的根據地此時也非常難以擴張，只不過是在邊界上以游擊戰和運動戰維持生存，更多人此時對前途的希望則主要寄托在打通獲得蘇聯援助的通道，以此加強和鞏固陝北根據地，以及補充必要軍事物資期望之上，雖說幹部教育從來都是一個需要未雨綢繆的問題，但是眼下嚴峻地形勢，把這個問題提到「將來會犯罪」的嚴重高度，似乎是有些杞人憂天了。
但是歷史很快就會證明，籌建紅軍大學這個計劃非但已十分緊迫，而且要不了多久就會成為紅軍是否可以取得大規模發展的一個極其關鍵的決策。
我們常人或許很難擁有如此戰略意識和超前眼光，但是對於毛主席是如何看待前途和當下的辯證關係的思考中，或者能獲得很大的益處。
他就這個問題是這樣說的：「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我們有責任引導同志們看得遠。」
長遠和當下之間的關係必須兼顧，這是大多數人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其中卻極少的人知道，長遠和當下，今天和明天，除了需要兼顧之外，還有一個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關係。
這就好像唯物主義者堅持物質的第一性，意識的第二性一個道理。
先立足長遠，再著眼當下，堅持長遠的第一性，當下的第二性，才能使長遠利益得到切實地保證，才能使得當下的每一步都更好的服務於長遠。
由此，道路雖然一開始走得艱難些，但是往往越走越寬，越走越立於主動。
而反過來就完全不同了，先立足當下，再思考長遠，就極易走向實用主義和應付主義。
當然，這兩者的區別有時候是很難區分的，因為他們都不同程度的強調當下和長遠的兼顧。
但是如果把兩者的決策上升到路線選擇，或者把它們放到更長遠一些的歷史長河裡去看，則往往有極大差別。
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工業化建設、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路徑中，這一點更是體現得淋漓盡致。
二、
斯諾初到延安
話說，正當彭總率領西方野戰軍擴大根據地的時候，一位外國朋友，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於七月初，冒著極大的危險進入陝甘寧革命根據地進行實地採訪。
歷來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的宣傳里，始終圍繞著「共匪」的性質進行渲染，但是隨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的宣傳，隨著他們抗日救國口號的公布，這支位於陝北邊區一個狹小地域內的抗日力量，越來越受到各新聞界、知識界、文化界的關注。
任何一個稍微了解政治的知識分子，都可以從共產黨的綱領和口號中看出來，這絕不是單純的所謂「匪」所能展現出來的特點。
懷著種種疑惑和好奇，這位記者沿途輾轉後終於來到了延安，並見到了所謂「共匪」的領袖——毛澤東。
毛澤東的形象給了斯諾以很大的震撼和觸動，他不久之後便寫下了他初見毛澤東時的印象：
「在我看來，毛澤東是一個令人極感興趣而複雜的人。他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甚至在說到自己的時候和蘇維埃的缺點的時候他也笑得很厲害——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他說話平易，生活簡樸，有些人可能以為他有點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質樸的奇怪品質同銳利的機智和老練的世故結合了起來。
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這一點——大概是不錯的。然而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他博覽群書，對哲學和歷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講和寫作的才能，記憶力異乎常人，專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尋常，個人習慣和外表落拓不羈，但是對於工作卻事無巨細都一絲不苟，他精力過人，不知疲倦，是一個頗有天才的軍事和政治戰略家。許多日本人都認為他是中國現有的最有才幹的戰略家，這是令人很感到興趣的事。
毛澤東的生活和一般紅軍戰士沒有什麼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的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捲鋪蓋，幾件隨身衣服——包括兩套布制服。
我第二次看見他是傍晚的時候，毛澤東光著頭在街上走，一邊和兩個年輕的農民交談著話，一邊認真地在做手勢。我起先認不出是他，後來等到別人指出才知道。南京雖然懸賞二十五萬元要他的首級，可是他卻毫不介意地和旁邊的行人在一起走。
毛澤東在我的印象里是一個有相當深邃情感的人，我記得有一二次當他講到已死的同志或回憶到少年時代湖南由於饑荒引起的大米暴動中發生死人事件的時候，他的眼睛是濕潤的。
他似乎一點也沒有自大狂的徵象，但個人自尊心極強，他的態度使人感到他有著在必要的時候當機立斷的魄力。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生過氣，不過我聽到別人說，他有幾次曾經大發脾氣，使人害怕。在那種時候，據說他嬉笑怒罵的本領是極其傑出和無法招架的。」
這是一個外國記者對於毛澤東的一種印象，在這些印象里，既有憨厚樸實也有質樸純真，甚至有孩子氣般的笑容，這是因為這種態度是對著農民和群眾的。
而同樣的，他身上的精明銳利、機智和老練，則是應對與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鬥爭中，所必不可少的。
在斯諾到了延安的數日之後，毛澤東終於有時間與斯諾進行一次長時間的秉燭夜談，正是在這次談話中，斯諾發現毛澤東絕不僅僅只是一黨一派之領袖，而是一個對中國有著極其深刻認識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三、
日本必敗，中國必勝
斯諾一開始最為好奇的問題是，共產黨此時的力量相較於國民黨是十分弱小的，而蔣介石直至此刻，都還未從對日妥協與退讓的根本方針中扭轉過來，那麼共產黨將用什麼力量去抗日？
這個問題是很尖銳的，他所表達的含義是：老蔣那麼強，都不敢輕言抗日，你們憑說要堅決抵抗？
毛澤東著重談了這個問題，他說：在整個中國正面臨著要變為日本奴隸的迫切關頭，為著把一切愛國分子組成一個抗日的民族陣線，我們的政策在許多方面已經改變了。富農的土地是不沒收的，被沒收的地主也給他們一份土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能只限於任何一個階級的參加，現在一些資本家、銀行家，甚至許多地主和許多國民黨軍隊中的軍官們，已經表示了他們為民族解放戰爭而戰的志願，我們不能拒絕他們。甚至蔣介石，如果他一旦決定參加反日戰爭，我們也會歡迎他參加。總之，抗日戰爭，絕不是一黨一派之戰爭，它是全民族共同的戰爭，以為單純的政府抗戰，便可以戰勝日寇，這是錯誤的。單純的政府抗戰只能取得某些個別的勝利，要徹底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戰，才能徹底戰勝日寇。
這是斯諾第一次接觸到全民族抗戰的概念，也是第一次跳出單純的一黨一派，一個政府或一支軍隊抗戰的傳統觀念。
或許此時全民族的抗戰對於他來說，還存在一定程度的抽象，但是有一點他是可以確定的了，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紅軍的抗日，絕不是如常人所想之一廂情願的熱情，也不是盲動的單純抵制，他們背後有自己的哲學思考和信仰，並且由此制定了他們的一套方針政策，雖然這套政策的作用還需留待日後檢驗，但是毫無疑問，這套政策所站的高度，已然遠遠超出了蔣介石政府所篤信的那一套依靠英美、依靠第二次世界大戰來獲取中國勝利的投機策略。
隨後，斯諾又問到：你們如何處理在戰爭中與外國的聯繫呢？
關於外交政策，毛澤東說：今天中國人民的根本問題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它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敵人，而且是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敵人。當中國真正獲得了獨立時，外國正當貿易利益就可以享有比以前更多的機會。蘇維埃政府是歡迎外國投資的。
如果我們今天要追溯對外開放的最早版本，這次同斯諾的談話，就是源頭。
緊接著，斯諾又問到了抗日戰爭的前途和戰術方針問題，毛澤東說到：
日本必敗，中國必勝。中國當前的任務是收復全部失地，東三省是必須收復的。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迅速地前進和後退，迅速地集中和分散，這樣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陣地戰雖也有必要，但是屬於輔助性質的第二種方針。
這句日本必敗，中國必勝，我們今天回過頭來看，似乎成為了一種歷史的必然趨勢，是一種勢所必然便該有的結果。
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做出這樣的判斷並有堅定的信念，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反觀一下蔣介石就知道了，當他的部下問到他關於抗日的前途和趨勢時，他只能試圖婉轉的回答到：
「我們不怕日本的壓迫，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定要爆發，只要我們準備能做個戰鬥員，將來我們就可以收復失地。」——《蔣介石，最近剿匪戰術之研究》
看到沒有，在民族存亡之際，他拼命思考的是「剿匪戰術之研究」，而他對於打敗日本，收復失地的唯一期望，則完全寄託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不是立足於增強國力，團結軍民來共同抵抗外辱。而對於國民黨自己他要求倒是不高，做個戰鬥員即可。
這種消極的態度，投機的思想，不僅有愧於中華民族，而且有愧於國民黨陣營里的愛國將士、抗日英雄，有愧於那些在正面戰場上犧牲的仁人志士。
所以，在那個歷史階段，抗日的信念是多麼的彌足珍貴，而毛澤東這種信念，它不是源於某種愛國主義的熱情，也不是簡單地喊著單純的美好願望的口號，這種堅定的信念背後，有一套完整的政治方針、軍事方針，而與這種方針配套的是全民族的抗戰，是由全民族抗戰推演和發展出來的持久戰的思想。
正因如此，所以這種信念是堅不可摧的，因為在它的背後，有全民族的共同支撐。
當晚，毛澤東與斯諾交談過後，又應斯諾的再三請求，詳細談了自己從童年到參加革命的經歷，這在毛澤東的一生之中，是僅有的一次。
在彭總西征歸來之後，陝甘寧根據地的雛形已然成型，這就為紅二、紅四方面軍的北上，實現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
那麼，張國燾原先南下方針到底遇到了怎樣的阻力？他又為何會重新選擇北上？我們下一章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