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棟
一、反覆追問細節的陶姑姑
金庸江湖中，受精神障礙困擾的人不在少數。
這裡很像精神衛生中心的住院區：有人間歇性發瘋、有人自大成狂、有人因愛生恨、有人天天做復興大燕的皇帝夢……「江湖俠骨恐無多」，無多的怕不僅是「俠骨」，還有「心理健康」。
在這些「不正常」的俠士中，韋小寶的干姑姑陶紅英雖不是什麼重要角色，但她表現出的問題令人印象深刻。
陶紅英敢深夜獨闖太后寢宮、力斗神龍教高手，武功之高、膽氣之豪，遠勝鬚眉。遇到皇宮大亂、捉拿刺客，她又能鎮定自若的回房睡覺，可謂膽大心細、心理素質極佳。可這樣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卻在某個瞬間陷入了驚懼的情緒中。
當陶紅英和韋小寶一起回憶起太后寢宮之戰，她開始懷疑對手可能是神龍教主的弟子。她因此極為驚惶：「臉上肌肉突然跳動幾下，目光中露出了恐懼的神色，雙眼前望，呆呆出神。」這一念頭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就像一塊強磁鐵，即使韋小寶幾次岔開話題，磁鐵還是能把她的「注意力」吸回原點。
或許是為了抗拒焦慮，她開始不斷回憶「敵人嘴唇動沒動」這一微小細節，試圖找到蛛絲馬跡來證明其「沒動」，以此重構「真相」，打消自己的疑慮：嘴唇沒動，就不符合神龍教主弟子打仗時念咒語的習慣。除了嘴唇，敵人的武功身法也是她審視的重要細節：「瞧他武功，也全然不像（神龍教主弟子）」。
然而，自己的記憶畢竟是主觀的，還不足以讓「真相」足夠可靠；另一方面，她也渴望藉助一個外在的判斷來斬斷自己的窮思竭慮。因此，她就這些細節向身邊人韋小寶反覆追問，「企盼韋小寶能證實她猜測無誤」。這種情況，就像有人出遠門離家後總懷疑沒關水電燃氣，因此情緒焦慮，不斷回憶細節，並向家人確認。
強迫症有嚴格的診斷標準，且與焦慮障礙有不少相似點，還要注意與這些相似的精神障礙進行區分鑑別。（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精神障礙診斷和統計手冊（第五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憑小說中的文字我們很難判斷陶紅英腦海中揮之不去的念頭和現實危險是不是有真實的聯繫；也不知道她的焦慮持續了多久；更不能判斷她是否患有強迫症。只能說，她表現出了強迫症的個別特徵，如強迫懷疑、強迫詢問等。例如強迫詢問是「強迫障礙患者常常不相信自己，為了消除疑慮或窮思竭慮給自己帶來的焦慮，常反覆詢問他人（尤其是家人），以獲得解釋與保證。」（郝偉：《精神病學（第七版）》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年版）這與陶紅英對韋小寶的詢問如出一轍。
二、江湖高手心底之怕
強迫症常和恐怖心理有關。（森田正馬：《神經衰落和強迫觀念的根治法》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版）它一定程度上會伴隨著對某種不可接受後果的過分擔心。如受「瀆神恐怖」困擾的人就堅信瀆神會帶來厄運，這種後果是他們無法接受的。陶紅英雖不一定是強迫症，但參與殺死神龍教主弟子的後果，對於她也是不可接受的。
對危險的適度擔心很有必要，可這種擔心一旦逾越正常的界限，甚至和一些稀奇古怪的疑慮建立非理性聯繫，困擾就出現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心底之「怕」，會讓人陷入一種心智混亂、驚魂不定的情緒中。
因為「怕」而導致思維行為異常的江湖高手，不只有陶紅英。當然其他人的表現，和強迫症並無關聯。
藥王谷的姜鐵山夫婦，為了防仇家、防師兄，竟住進「無門無窗」「小孔和細縫也沒發見」「通體鐵鑄的圓屋」。因「怕」而生的高度不安全感，需要住進銅牆鐵壁的房子才能得以緩解。
《雪山飛狐》中的田歸農
田歸農端坐在在自己的房間裡，要關門關窗、手持弓箭嚴陣以待，生怕大對頭突然出現。
身中毒針的華輝無時無刻不生活在被迫害妄想的恐懼中，帶針生存十數年，也不敢去找醫生。
崔百泉武功不在大理皇宮四大護衛之下，可因太「怕」仇家，竟遠走天南、隱姓他鄉，在身心痛苦中度過一個又一個陰雨天。一聽到仇人的名字，就「雙目向空中瞪視，神不守舍」。數十年來，只能靠拼命喝酒來逃避恐懼……
卡倫·霍尼曾分析過恐懼和焦慮的區別，她認為，恐懼是「不得不面對的危險做出的恰如其分的反應」，而焦慮則是「對危險不相稱的反應，或甚至是對想像中的危險的反應」。（卡倫·霍尼：《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
我們從事後諸葛亮的視角來看，這些高手對危險的反應，多數是與實際情況不相稱的。
神龍教主和慕容世家所圖者甚大，均不屑得費心思對付陶紅英和崔百泉這樣的小角色。崔百泉潛意識裡誇大危險的同時，還誇大了自己的重要性，出現了認知偏差：他把自己想像成慕容博的一生之敵，慕容世家殺害他人之目的是向自己尋仇。也就像卡倫·霍尼所說的，陶紅英和崔百泉的危險並不是「顯而易見的和客觀外在的」，而是「隱而不露和主觀內在的」。
至于田歸農，雖然因為驚懼而關門關窗甚至武裝到了牙齒，但這種防禦工事根本擋不住「打遍天下無敵手」的仇家。更讓人意外的是，仇家竟不屑得傷他一根毫毛。至於華輝和姜鐵山，他們一個低估了人性的善，一個高估了敵人的強。
如果僅僅把他們當做一個個抽離時空的個案來看，他們的「怕」都有點古里古怪，讓人難以理解。但如果將其還原在一個宏大而特殊的文化語境中，或許他們的「怕」並沒有看上去那麼奇怪。尤其是陶紅英和崔百泉。
三、智能技術手段的另類替代
卡倫·霍尼在她的研究中，展示了這樣一種洞見：神經症人格與特定時代的社會文化環境密切相關。她認為「每一種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環境，都會導致某些恐懼」。神經症的「基本特徵本質上是由存在於我們時代和我們文化中的種種困境造就的」。（卡倫·霍尼：《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也許還原到金庸江湖的文化語境中，我們能夠更好地共情那些被極度恐懼支配所產生的「不正常」。
金庸江湖中，並沒有一種硬性的規範性力量，來有效制止強者對弱者的暴行。群俠對「武林道義」的重申往往只是一種輿論呼聲。而一旦強者找到動武的正當性藉口，這種呼聲也會變得極其微弱。與此相對應，超出限度的報復，則是被江湖規則所默許的。
「行走江湖，過的是刀頭上舐血的日子」。對於這種生存狀態下的江湖武人而言，殘忍——尤其是有「理由」的殘忍，並不是那麼不可接受的。失信、虛偽、怯懦這些與武人天性相悖的行為，才是人們真正鄙夷的。
在這樣一種文化語境下，任何一個江湖武人都有可能遭遇殘酷的暴行。每個人腦袋上都懸著若干把達摩克利斯之劍。而武功修為較差、人脈資源較少的人，無疑處於一種更加不利的境況中。
惹不起，我還躲不起嗎？沒錯，在古代社會，即使身犯要案、得罪皇帝的人，也存在遠走他鄉、不知所蹤的可能性。受限於治理的技術水平，古代政府不可能對社會實現全方位的管控。廟堂之外，皇權未能觸及的空間仍非常廣闊。又沒有人臉識別、GPS定位，沒有指紋、DNA採集技術，身份信息也不聯網，誰知道隔壁住著的拾荒老漢是不是建文帝？掛單的老和尚是不是李自成？
所以陶紅英對韋小寶說「你得罪了皇帝，逃去躲藏了起來，皇帝不一定捉得到你」。但是她馬上話鋒一轉，說出一句讓人意想不到的話：「得罪了神龍教主，卻是海角天涯，再無容身之地。」
陶紅英的這個說法當然有所誇張，比如韋小寶若躲到蘇菲亞公主的石榴裙下，神龍教主縱有通天徹地之能也無可奈何。但陶紅英這個判斷，卻代表了武林中的一種普遍的心態：對於廣闊的江湖空間而言，絕頂高手擁有比政治人物更為強大的掌控力。所以楊康對穆念慈說，得罪了歐陽鋒，「天下雖大，咱倆卻無容身之地」。游迅等江湖豪雄欲殺害任盈盈，「但一想到任我行，無不驚怖，這事如果泄漏了出去，江湖雖大，可無容身之所」。
以權勢而論，武林高手當然比不過皇帝。但問題的關鍵在於：絕頂高手那些超凡入聖的武術技能，可以發揮智能技術的部分功效，實現對現代技術手段的另類替代，這就使得他們對某一個個體生命的掌控能力，要勝於官府。
在金庸世界中，內功修習到一定深度，即可感知遠處的來人，並通過腳步聲音獲知其部分身份信息。這不就是遠程人體感知與監測技術嗎？還帶一些GPS定位的功效。
無論你容貌改變多大，高手通過觀察身形步伐，或者對掌試招，就可以精準辨察你的門派來歷、武功路數，堪比人臉識別和基因檢測。
再配合超快的速度、持久的耐力、強大到匪夷所思的戰鬥力和飛花摘葉皆可傷人的遠程獵殺能力，他們比一個全副武裝的現代特種兵還要厲害。如果朱棣身邊有這樣的高手，建文帝分分鐘就被揪出來了。想想胡青牛夫婦，為了躲避仇家，費了多少心思、設置了多少偽裝，但在高手的強大的偵查、獵殺能力面前，還是變成了飄飄蕩蕩掛在樹上的兩具乾屍……
一個人如果是用毒大家，他（她）手中之毒也可彌補武功的不足。這種神奇的東西來無影去無蹤，猶如可怕的化學武器，足以穿透一切屏障、令所有防範手段失效。有些毒還帶有生物武器的性質，如歐陽鋒的蛇毒和海大富的化屍粉，在一定條件下可無限複製、傳播。若是得罪了用毒大家，怕是求死而不得。設身處地想一想，大概就能明白為什麼江湖中人聞五毒教之名則色變；為什麼姜鐵山為了防範擅用毒藥的師兄，竟要鑄鐵為屋。
更可怕的是，這些掌控欲強的武林高手和用毒大家，往往不是一個人在戰鬥，而是弟子成群、爪牙眾多。你所面對的，不是一個特種兵，而是一支特種兵部隊；不是一兩種生化武器，而是一個使用生化武器的團伙。你能跑得掉嗎？
由於缺少必要的技術手段，官府對廣闊的山澤世界確實鞭長莫及。鬆弛的管控其實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但金庸世界種種神奇的武功毒藥設定，彌補了古代社會技術手段不足的缺陷，使得強者對江湖的有效控制不再是夢想。強者主宰弱者的生命，是一種必然。
因此，在江湖武人的想像中，絕頂高手及其一眾爪牙對武林的控制是無孔不入的。這最終使得江湖之中，有了更為稠密的權力支配網絡。恐懼，在漫無邊際的江湖間瀰漫。在這樣一種文化環境中，或許我們就會對陶姑姑、崔百泉心底的「怕」有更為深切的同情。
這也使得「退隱江湖」成了一個沒有多少意義的成語。伴君如伴虎，你想從廟堂脫身，歸隱江湖——可在某些層面上，江湖的權力密度較之廟堂更勝一籌。退隱江湖，無非是抽身龍潭、棲身虎穴。於是，「退出江湖」這個詞才是「退隱江湖」最有效的補充。真正想從名利場上退出，就是連江湖本身都要退出。
「退出江湖」這件事如此重要，以至於發展出一套程序化的儀式，名曰「金盆洗手」，請請客、收收份子錢，以盛大典禮的方式來向天下宣示事主與江湖關係的徹底割離。可是在無處不在的權力網絡里，一個人能否成功退出江湖，已經不是自己所能決定的。因此，「金盆洗手」往往洗來一手泡沫和一地狼藉。
生為江湖武人，「恐懼」真的是宿命嗎？如何能夠「免於恐懼」？
辦法還是有的，似乎也不難。
四、當左冷禪伸出橄欖枝
如果你得罪了勢力龐大的絕頂高手，甚至結下了血海深仇，此事如何善罷？只有等死嗎？
不要擔心，只要你還有「價值」，強大的對手會適時展示仁慈，他們已經為你想好了出路。
莫大先生曾手刃左冷禪的師弟費彬，此事被發現後，老莫內心也頗為忐忑：「衡山派與嵩山派總之已結下了深仇，今日是否能生下嵩山，可就難說得很。」萬萬沒想到的是，左冷禪竟主動給出了和解方案：「這件事你也不用太過擔心，費師弟是我師弟，等我五派合併之後，莫兄和我也是師兄弟了。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又何必再逞兇殺，多造殺孽？」
這種和解方案絕不是個別。在巡視西湖梅莊的一眾魔教長老，見到了任我行，本來立有不測之禍，但只要肯服用三屍腦神丹，便成了自家人。新修版《天龍八部》中，秦家寨和青城派群豪被慕容家臣包不同極盡羞辱折磨，但只要他們接了「燕」字旗，成為慕容家族麾下，凶神惡煞的包不同立刻換了一張笑臉，竟連連拱手、「誠懇謝過」。韋小寶面對假太后，如鼠見貓；可他一旦加入神龍教成為白龍使，再見假太后時便立刻享受了小皇帝也未曾有過的待遇。
《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和太后
事實上，左冷禪伸出的橄欖枝，代表了兩重許諾，許諾你可以免於兩種恐懼。一是免於我帶給你的恐懼：你加入我們，自己人不會再找你的麻煩。二是免於其他強者帶給你的恐懼：打狗還得看主人，江湖險惡自有大哥罩著你。所以包不同會對接過燕字旗的人說，「以後不論有何艱難危困，捧了這面旗到蘇州來，事事逢凶化吉」。
這裡也暗含了這樣一層意思，當「我們」的力量滾雪球般越來越強大，便可以對抗其他一切江湖武裝力量。所以左冷禪要為自己的並派找一個克服「來日大難」的理由。
在霍布斯的筆下，人們為了免於自然狀態下相互攻殺的恐懼，便「把大家所有的權力和力量付託給某一個人或一個能通過多數的意見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的多人組成的集體」。（霍布斯：《利維坦》，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在這個過程中，人們讓渡了自己的權利：「我承認這個人或這個集體，並放棄我管理自己的權利，把它授與這人或這個集體，但條件是你也把自己的權利拿出來授與他，並以同樣的方式承認他的一切行為。」（霍布斯：《利維坦》）
於是，在這種瀰漫著「怕」的江湖文化語境中，越來越多的江湖豪俠在對強者恐懼的支配下，在對「生死符」、「三屍腦神丹」等各種神器的威脅下，放棄了獨立的俠的人格和快意恩仇的自在，選擇成為強者手中的棋子。但與《利維坦》中的描述不同，訂約的不是全部人——不是強者和弱者一起把權利讓渡給集體，而是僅僅由弱者讓渡了全部權利。強者則充當了《利維坦》中代表集體的那個人格：「大家都把自己的意志服從於他的意志，把自己的判斷服從於他的判斷。這就不僅是同意或協調，而是全體真正統一於唯一人格之中。」（霍布斯：《利維坦》）
弱者因為「怕」，強者因為想更「強」，大家不約而同地都懷著一個利維坦的夢想。
五、再無容身之地
讓渡個人權利的社會契約不同於「七天無理由退貨」的網絡購物，一旦形成，你將無法毀約。霍布斯將背約者視為不義。「一個君主的臣民，不得到君主的允許，便不能拋棄君主政體、返回烏合之眾的混亂狀態，也不能將他們自己的人格從承當者身上轉移到另一個人或另一個集體身上。」（霍布斯：《利維坦》）你覺得當你成為左冷禪或慕容博的小弟，你還有退出的自由嗎？
退出意味著背叛。背叛幫派教門，將遭受最嚴厲的懲罰。對方將動員一切力量進行追殺。你將避無可避。長樂幫對脫幫私逃之人，「便追到天涯海角」也不放過。紅花會成員若「犯了規條的就是逃到天涯海角……（執刑者）也必派人抓來處刑」。明教聖女若犯規「縱然逃至天涯海角，教中也必遣人追拿……」連紅花會、明教這些正面教派對成員都如此嚴苛，神龍教、日月神教會用怎樣的手段，大概不難想像。
在這種情況下，退出者僅有的自保方式，是加入足以和原來幫派勢均力敵的另一個派系，尋求庇護。或者利用不同勢力之間的權力縫隙艱難生存。畢竟江湖中不只有一個強者，不只有一個利維坦。
但「江湖一家」的計劃卻緊鑼密鼓的醞釀著。這一計劃有充分的正當性說辭：「倘若武林之中並無門戶宗派之別，天下一家，人人皆如同胞手足，那麼種種流血慘劇，十成中至少可以減去九成。英雄豪傑不致盛年喪命，世上也少了許許多多無依無靠的孤兒寡婦。」
因為說話者是岳不群，本身人品虛偽，他這句話一般沒有引起重視。但這番說辭的深層邏輯，正是通過人們對「流血慘劇」之恐懼，對「盛年喪命」、妻兒成為孤兒寡婦的「怕」，來論證建立一個無處不在、無所不包、讓最強者之外所有人讓渡權利的江湖利維坦的正當性。這個計劃一旦實現，用霍布斯的話表述：「這就是偉大的利維坦（Leviathan）的誕生……這就是活的上帝的誕生……」
「江湖一家」的計劃最終失敗，但這個計劃的正當性論證，正是在江湖普遍恐懼下催生的利維坦之夢的最高潮。而這個夢，並未隨著計劃的流產而醒來。
茱迪·史珂拉曾展示了「恐懼」的另外一種政治可能：因為恐懼，才恰恰有必要制約掌權者對權力的濫用。（茱迪·史珂拉：《政治思想與政治思想家》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也許在江湖中，一個弱者無法制約強者，但陶紅英和崔百泉們如果能形成廣泛的共識，去遏制最強者的強力，才是一條理想的通路。
江湖，有時也需要一點「強迫思維」。只不過不該由弱者來反反覆覆審視自己，而是應該由弱者反反覆覆審視最強者。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