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的坎坷人生（十）
中央大學鼎盛時擁有理、工、醫、農、文、法、師範7個學院、43個系科、26個研究所，是民國時期國內規模最大,影響力很大的一所大學。它的影響力有多大？一組數據可以表明，1938年教育部舉行大學統一招生，主要大學第一志願報名和錄取人數情況如下：中央大學報名4309人，錄取687人；中山大學報名1906人，錄取754人；西南聯大（北大、清華、南開）報名1576人，錄取662人；四川大學報名569人，錄取327人；武漢大學報名538人，錄取341人。考生共11119人，報考中央大學的第一志願達4309人，所占比例高達38.75%。1940年全國報考大學人數一萬七千餘人，其中報考中大達一萬人以上。1942年重慶地區十所大學聯合招生，共五千餘名考生，以中大為第一志願的達四千三百人。由此可見，當時中央大學在全國的地位和聲望。可惜解放後院系調整時，中央大學被拆分為18所大學，其中有11所985和211：南京大學； 東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成都電子科技大學； 河海大學、南京師範大學、南京農業大學、江南大學、第四軍醫大學、中央音樂學院、上海財經大學。由此，中央大學的校名在大陸成為歷史。台灣在1958年復建中央大學，如今中央大學已經成為台灣地區頂尖的綜合性大學。
民國時的中央大學史學系在國內久負盛名，它的歷史教學及研究當時在處於全國領先水平,對我國近代歷史學的發展有重要影響。中央大學歷史學系必修科目有：中國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國斷代史、西洋斷代史、國別史、專門史、中國史學史或史學方法、中國地理、西洋史學史、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及史學方法、畢業論文或研究報告；選修科目有中國史部目錄學、傳記學、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學、世界地理、製圖學、人類學、文字學概論、社會心理學、人類學和歷史哲學等。
中大史學教授柳詒徵、繆鳳林、顧頡剛、金毓黻、朱希祖、郭廷以、沈剛伯、張貴永、羅家倫、張匯文、葉元龍、徐仲年、俞大縝等都是名家名師。名師匯集中大，使得莘莘學子浸染在濃厚的學術氛圍中。當時的中大把名教授放在教學一線，大學一年級的基礎課由名師教授，史學系的英文、國文、古漢語......是基礎課，重視基礎課是中大教學的基本特徵。中大有嚴格的教學管理制度，實行學分制，修滿136個學分以上方能畢業。一半學分不及格者令其退學；三分之一學分不及格者留級；因事請假缺課者每四小時扣一個學分，無故曠課者每兩小時扣一個學分。中大主要的學習方式靠教授們的課堂講授，沒有統一教材，教授用自己編的講義講課。因此同學們都必須堅持按時聽課，很少缺席。他們聽課時全神貫注，集中精力記好筆記．不少知名教授備課認真，能夠抓住重點，講解精煉，語言生動，一堂課的筆記記下來，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好教材。考試時學生除了參加筆試外還必須上交平時的上課筆記和老師制定參考書的札記。1939年中大招生700餘人，然而按期畢業的只有1/3左右，一方面是中大學業要求嚴格，淘汰率高。也有學生生活或家庭困難所迫的原因，讀一段時間工作一段時間，斷斷續續讀書，有的學生讀七、八年才能修滿學分畢業。當時中大學生有一句話：中大是個「鐵門檻」，要想爬過鐵門檻，就要「一命二運三風水，四積陰功五讀書」。
中大學生在南京時，環境安逸舒適，很多同學學習風氣有些懶散，尤其是文科學生更喜歡花影月前、卿卿我我，刻苦用功的學生似乎被同學鄙視，大家嚮往所謂不用功而考得好的「聰明人」。然而到了重慶以後，在炸彈的洗禮下，在艱苦的環境裡，學習風氣反而變好。老師的教學精神以及學生的求學風氣，反而更為旺盛。霧季過後的重慶經常處在空襲威脅之下，為避開空襲，上課時間有時改在凌晨和晚上，考試出幾套題目備用，考試中突然空襲來擾，大家躲入防空洞，空襲警報解除後，換一套試卷繼續考試。晚飯後，圖書館或空教室內立刻坐滿自修的學生，去晚的人一定找不到座位。抗戰期間，重慶的電力供應十分緊張，中大利用松林坡的溪水用一台小水輪機發電，發出的電力滿足不了幾千人的需求，學生在宿舍或走廊里用墨水瓶做成的油燈自修讀書，第二天早上看到每個人的面孔和鼻孔都被油煙燻黑。抗戰時期不僅僅是重慶中央大學學生讀書風氣變好，其他大學也是一樣。在抗戰期間，知識分子以「知識救國」、「科技救國」、「工業救國」為己任，發奮讀書做學問。1938年到1944年，國民政府經濟部共核准專利423項，是從民國初年到戰前專利總數的182%。時任駐華參贊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認為：「這七年間的科學進步與貢獻，比起過去30年來，在質在量皆有增無減。」
大學校園歷來是政治力量博弈的地方，中央大學更是如此，學生根據政治取向大致分為右翼、左翼和中間派，兩頭小中間大，居中的同學多。學生會一般由右翼的三青團員把持，學生中的三青團骨幹有的在校有五、六年，六、七年了，還不離校，他們是「職業學生」，充當特務和鷹犬。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引導下，中大的左翼團體有「中蘇問題研究會」、「社會問題研究會」、「文學研究會」等，其中以經濟系的左翼學生領袖陶大鏞為首的「中蘇問題研究會」最有影響力，深受學生歡迎。「中蘇問題研究會」是1939年開始的，趕巧我父親那時剛到中大復學，他在同學、室友王鈴引領下經常去參加「中蘇問題研究會」和「文學研究會」的活動，也算是左翼傾向學生。「中蘇問題研究會」的活動最多，每隔一星期開一次座談會，討論當時的國際形勢，介紹唯物主義哲學。放映蘇聯電影，舉辦蘇聯生活圖片展覽......。但是「中蘇問題研究會」僅僅存在一年多，於1940年在當局的壓力下停辦了，陶大鏞同學因此差點被校方開除，幸虧他成績優秀，被經濟系主任童冠賢教授保了下來。解放初期，我父親和陶大鏞先生曾在中央出版總署短暫同事並經他介紹加入民盟，那時方知陶先生早在1939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黨。
我父親是1941年畢業的，重慶中央大學1941屆文學院的畢業生共18人：中國文學系4人，外國文學系6人，哲學系1人，史學系7人。那個時代的大學往往是老師多於學生，可見培養一名大學生要花費多大的代價。
1941年史學系畢業的7人是：黃少荃（女）、曾祥和（女）、邵則雲、竇宗義、蘇誠鑒、王鈴、石坤琳。
史學系畢業生的7人除了我父親出身底層的農民家庭外，其他人大都出身名門望族、書香門第或官宦家庭，如：
黃少荃出身川南望族，世代書香。父親是當地著名的學者、教育家。黃自小即以文才名聞於鄉里，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留校作歷史研究所的研究助理，研究中國古代史為主，致力於戰國史，在戰國史研究方面很有建樹，20多歲便知名於史學界。中國「史學四大家」之一的錢穆先生和史學名家金毓黻、顧頡剛、徐中舒曾對學生時代的黃少荃所具備的治學水平給於很高評價。解放後黃少荃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是我國少見的女歷史學家，可惜在文革中因迫害而自盡。黃少荃一生謹慎，尤其在解放後一心教書，沒有出版任何著作，即便如此還是逃脫不了在運動中被迫害的命運。
曾祥和，河南人，祖父為清朝進士，歷任知府等職。其父任教北京中國大學堂，後任國民政府監察院參事。曾祥和自幼由父親啟蒙《禮記》、《詩經》、英文。1941年中大畢業後進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員會任編審，後考上中央大學研究院以文學碩士畢業，24歲任重慶女子師範學院副教授，1948年赴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任教授講授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英國史、西洋史名著選讀。後來在歷史研究所開設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專題研究。
竇宗義，甘肅人，甘肅省教育家竇秉璋之子。1941年中大畢業後又入中央政治學院高等行政科就學，畢業後任國民政府中央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秘書。後赴美獲美國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後任亞特蘭大大學歷史系教授。其哲學論著在世界各國有極大影響。他的中文著作有《李鴻章年日譜》、《論人道主義》；英文有《儒家哲理與馬克思哲理之比較》等書。《儒家倫理為日本經濟動力之探討》、《中國之名為「中」的真諦》、《現代科學與佛家哲理》、《零與道家「無」佛家「空」儒家「中」一致論》、《陰陽辨證一元論》、《dank發展程序與周易程序相同之所見》等論文。他被印度、波蘭、墨西哥、美國等國家編入世界名人錄。
蘇誠鑒，安徽人，1941年中央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就職於中央圖書館。後任重慶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助理。1943年執教於安徽歙縣中學，解放後任安徽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專注古文字和先秦史。
王鈴，江蘇南通人，出身書香門第，家中所藏古書不少，自4歲起就在祖父的指導下閱讀古書。1941年中大畢業後進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1946年王先生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並獲得博士學位。在後來十餘年的時間裡，王鈴協助英國學者李約瑟寫作舉世聞名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前五卷的主要合作者。1958年後，王鈴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
我的父親石坤琳出身佃農家庭，幼時務農，無法和同學們的古文博學比擬。中大史學系的老師尤其重視古文的素養，古文卻是他的短板。他的重點放在西洋史、近代史......及英文、法文方面。畢業後進入中央工業試驗所編輯室任編譯員，編寫「中國工業史」，後代理編輯室主任。1943年考進商務印書館研究生，後任編輯部編譯和東方圖書館主任及北京商務印書館副經理。
父親和王鈴先生是中大的同班同學、同鄉、室友和要好朋友。父親十分佩服王先生的聰慧和深厚的古文基礎，尤其是王先生的記憶力被父親一直贊為：「過目不忘」。父親在蘇州中學讀書時常常靠強記來應付考試，自以為記憶力在同學中超群，進入大學後才知道強中還有強中手。1943年英國劍橋大學生物化學家李約瑟在重慶任「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期間，想寫一部關於中國科技發展史的書，國學大師傅斯年向李約瑟推薦王鈴先生作為李約瑟的助手。1946年，王鈴由李約瑟推薦得到了英國文化協會的獎學金，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並獲得博士學位。在後來十餘年的時間裡，王鈴協助李約瑟寫作舉世聞名的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王鈴憑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歷史知識為李約瑟搜集歷史文獻資料並將中文翻譯成英文，王鈴先生是「中國科學技術史」前五卷的主要合作者。這部巨著面世後，舉世震動，使西方社會重新審讀中國。李約瑟對王鈴先生的貢獻給與高度評價，同時王鈴先生也被史學界公認為中國著名的歷史學者，兩次被評為國際名人。1958年後，王鈴任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印度以非法炮製的「麥克馬洪線」為依據，向中國提出不合理的領土要求，中國政府陷入國際輿論漩渦，旅居澳大利亞的王鈴專程飛赴英國，憑著記憶在倫敦圖書館的書庫里搜羅出當年英國殖民政府繪製的印度地圖，證明印度侵占中國大片領土，這張地圖成為我國維護領土完整的有力佐證。
王鈴先生在功課上極其聰慧，卻在生活中丟三拉四，不拘小節。我父親長他兩歲，生活上像兄長一樣照顧他。1946年王鈴先生去英國劍橋大學留學，臨行前，鑑於王鈴先生一貫生活馬虎，父親把他攜帶的錢和重要文件用針線縫在他的衣服里。
50年代初期，周恩來總理曾幾次談到有必要請王鈴先生回國翻譯「中國科學技術史」，1956年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竺可楨請王鈴回國加入中科院中國自然科學史研究室，並安排好了住處，王鈴欣然允諾並約好整理收集資料後半年內回國。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他得知前面歸國的學術界朋友受到打擊甚至迫害後，對歸國頗有顧慮，於是打消了回國念頭，轉往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任教。從此，國內的同學也不敢再與他聯繫。王鈴先生沒有回國，可能對他來說是件幸事，他的中大同學、朋友，著名經濟學家陶大鏞教授在反右運動中成了全國著名「六大右派教授」之一，隨後接受了20年的批鬥、「牛棚」和勞動改造待遇。我的父親在反右運動中也差點被打成右派，後被調離到陝西的山溝里渡過20餘年。
王鈴先生從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歷史學教授位置退休後，1992年攜夫人回到家鄉江蘇南通定居，1994年王鈴先生因心臟病突發逝世。可惜父親和王鈴先生在50年代開始便無法互通音訊，加之90年代初信息閉塞，我們尚不知道王鈴先生回國的消息，那時父親已回到老家常州，如果能知道王鈴先生回國的消息，兩位老同學能見面相聚該是多麼讓人欣慰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