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所謂「創造性破壞」，是指新的創新淘汰現有技術的過程。法國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塞利娜·安托南和西蒙·比內爾在新書《創造性破壞的力量》指出，創新是一把雙刃劍——長期對經濟和發展是有利的，但短期對社會的衝擊不可忽視，包括失業、壓力、焦慮、健康風險以及幸福感的喪失。對此，丹麥的做法值得效仿。本文摘自該書第十一章。已獲出版社授權。
在《21世紀的死亡率與發病率》一文中，安格斯·迪頓與安妮·凱斯精確描述了近期一個令人擔憂的現象：美國中年（50~54歲）非西班牙裔白人群體的死亡率在經過長時間下降後，從21世紀初期開始回升，而且自2011—2012年來明顯加速。
凱斯與迪頓強調的另一個驚人事實是所謂「絕望而死」現象的增加，意指由於自殺或物質濫用而死。在美國，50-54歲的美國非西班牙裔白人因絕望而死的比例快速攀升，而在其他發達國家沒有出現對等情形。凱斯與迪頓指出，此類死亡的快速增加主要發生在低技能群體中。而前文已提到，這部分人群的工作與收入受創新的衝擊最嚴重。
對於非西班牙裔白人死亡率的逆轉趨勢，他們給出的解釋是工作保障被削弱，並帶來家庭不穩定加劇等後果。我們已告別了過去的世界——人們可以預期把整個職業生涯放在一家公司，從事一種工作，有確切的向上發展軌跡——走向一個創造性破壞成為慣例的新世界。創造性破壞尤其威脅到20世紀70年代的「工人貴族」群體，他們的工作、地位和收入喪失的風險加劇。這種風險感受導致的焦慮造成抗焦慮藥品、阿片類藥品與酒精的消費增加，繼而使藥品濫用、酒精中毒、肝病與自殺的風險提高，這些都引發死亡率的上升。
丹尼爾·蘇利文(Daniel Sullivan)與蒂爾·瓦赫特(TillVon Wachter)在2009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裁員對美國的死亡率有顯著影響。「該研究利用20世紀70-80年代賓夕法尼亞州居民就業與收入的行政數據，並與1980-2006年的死亡率匹配，主要分析在失業前為同一家僱主至少連續工作3年的員工。發現這些員工的死亡率在失業後的1年上升了75%以上，並長期穩定在比未失業情形高出10%~15%的水平。該研究隨後分析了導致這一現象的潛在因素。從短期看，死亡率上升主要來自解僱導致的平均收入降低(50%~70%),以及收入不穩定性增加(20%)。從長期看，收入降低依然是死亡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其後果是個人對健康的投資減少和慢性壓力增大。
丹麥奇蹟
有沒有可能打破失業與健康風險之間的這種惡性循環，讓人們更平靜地度過失業期？亞歷桑德拉·羅萊特(Alexandra Roulet)於2017年關于丹麥裁員對健康影響的有趣研究為此帶來了某些希望。」她指出，當國家採用較完善的安全網保護遭遇失業的群體時,裁員對健康沒有負面影響。
丹麥與美國的一個重要差異在於，1993年，丹麥在勞動力市場的監管中引入了名為「彈性保障」的新體系，它包含兩個支柱。首先，企業的解僱程序被簡化，例如給離職金設限額，很少發生訴訟，使勞動力市場變得更靈活。「其次，作為提高靈活性的補償，有兩種類型的保障：相當於工資90%的失業金(但金額有封頂)，最長領取時間達三年；加上政府對職業培訓的大力投資，讓勞動者儘快掌握返回勞動力市場所需的技能。
在這一研究中，羅萊特主要依據丹麥在1996-2013年的若干行政資料庫，包括個人納稅記錄、與員工信息匹配的企業層面信息、失業保險機構的數據以及死亡記錄等。為測算失業對個人健康或藥物上癮的負面影響,她利用了抗抑鬱藥物或止痛藥物的購買記錄以及酒類消費作為指標。反映健康惡化的其他指標包括住院記錄和醫生的疾病診斷記錄等。羅萊特對比了在2001—2006年間關閉的就業機構的勞動者的健康狀況，與就業機構未受影響但在其他方面(如年齡、工作履歷和技能等)類似的勞動者的健康狀況。結果表明，企業關閉似乎對各種健康指標沒有顯著影響，包括抗抑鬱藥物或止痛藥物的消費以及找全科醫生諮詢的次數等。此外，該研究還發現，企業關門對其員工的死亡率也沒有顯著影響。
丹麥與美國的對比意味著，制度，尤其是勞動力市場的安全網存在與否，對創造性破壞如何影響健康和預期壽命發揮著決定性作用。下面我們將考察創造性破壞與幸福感的關係是否也存在這一現象。
創造性破壞與幸福感
人均GDP是一個有用的指標，為一個國家的生活水平和發展程度提供了具體而客觀的測量。不過，為什麼我們的主要關注點是人均GDP,為什麼把人均GDP增長作為我們的主要目標？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並不清晰。國際比較確實表明，一個國家的幸福感隨人均收入提高而上升。」不過，理察·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指出，相對於全體人口的比例而言，1970年感覺「非常幸福」的美國人並不比1942年更多。身處一個極端的人們認為，我們必須追求人均GDP的客觀增長，因為這是一切繁榮和就業的源泉。另一個極端則是反增長派，他們認為人均GDP增長及支持此類增長的政策是不幸福的根源：導致環境退化、不平等惡化，並給大多數國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壓力和不安。
我們的幾位經濟學研究同行，如讓-保羅·費杜斯、阿馬蒂亞·森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介於上述兩個極端之間，他們認為除了人均GDP,我們還應該把其他發展指標納入考慮，特別是反映環境、教育和健康的質量，以及控制失業和不平等的內容。
從之前各章到本章,我們討論過創新與創造性破壞如何促進人均GDP增長同其他發展目標的協調。這裡還能更進一步：來自民意調査的新數據讓我們能夠直接分析創造性破壞帶來的增長同幸福感和生活滿意度指數有何聯繫。不過與之前一樣，在深入解析數據之前，我們最好還是從理論視角講起。
理論上做何預測？
創造性破壞的第一個效應是消滅工作崗位，從而提高了勞動者失業的概率。這至少會在短期破壞幸福感，尤其是當失業導致短期收入立即而顯著下跌，並增加了更長期收入的不確定性時。反映這一短期滿意度打擊的最佳民意調査辦法是詢問人們感受到的壓力水平。
創造性破壞的第二個效應是創造新的崗位，從而提高未來找到新工作的概率。除此之外，創造性破壞還會推出新的業務、新的產品和生產工藝，使消費者的貨幣變得更有價值。創造性破壞的「創造」一面大多在長期發揮作用，通常可以提升生活滿意度。
最後是第三個效應，創造性破壞的創新會促進經濟增長，從而使未來的收入前景變得更光明。
以上理論推導能夠得出至少四個可以開展實證檢驗的預測：一方面，創造性破壞會增加壓力或焦慮，主要源於它提高了人們遭遇失業的概率；另一方面，創造性破壞會促進增長、創造就業，這對生活滿意度有積極作用；在短期內消極影響占據主導，積極效應在更長期里較為突出；最後，當失業保障較為充分時，創造性破壞對生活滿意度的總體效應也更為正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