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年（1894年），張謇迫於父命再次進京參加會試，卻不料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對於張謇在光緒甲午殿試高中狀元一事，有人說他原來淡泊功名，或者說他那次參加會試本無信心，但結果張謇卻完全憑著他個人超眾的文才臨場發揮特佳而春闈連捷，大魁天下。事實果真如此嗎？
答曰：並非盡然。張謇奪魁，固然是由於他文章錦繡，但也有相當大的其他因素。
晚清的光緒甲午狀元張謇，字季直，號嗇庵，江蘇南通人，清咸豐三年（1853年）出生於南通海門縣長樂鎮。南通古稱通州，辛亥革命後改州為縣。為了避免與河北省的通縣重名，後更名南通。張謇5歲入塾讀書，16歲考中秀才，33歲時參加順天府光緒乙酉科（1885年）鄉試，被錄取為第2名，循例稱為「南元」，即順天鄉試南方士子應試中的魁首。張謇當時是位蜚聲文壇的江南名士，但他雖然博學多才，文章有價，可在他中舉後的場屋生涯卻是坷坎曲折，屢遭蹉跌。從1885年到1894年的整整10年之中，張謇4次赴京參加禮部會試，但均名落孫山。
然而，張謇同當時的「清流」士大夫們的關係卻是淵源流長，他後來的會試得售、殿試奪魁，在一定程度上還仰仗了「清流」盟主翁同龢的鼎助。
早在19世紀70年代末，當張謇正在駐防於山東登州一帶的吳長慶軍中充當幕僚時，就與翁同龢有了聯繫。這可以從張謇寫的《奉呈常熟尚書》一詩中得到證明：
「攀臍猶及公，州縣黍鄉里。十年遼海軍，辛苦狎泥滓。公與幕府箋，聞訊輒書尾。知公大雅人，等閒不足擬。憂患能知己，恂慄斯有斐。」
這裡的「常熟尚書」，即指翁同龢。江蘇常熟與張謇的家鄉南通隔江相望，翁同龢是很早就把張謇作為鄉梓的後起之秀加以獎掖栽培了。
翁同龢（1830—1904年），江蘇常熟人，出身名門望族。早在明代，常熟翁氏即科甲鼎盛。入清後，該宗族依然世系蟬聯，門閥清華，堪稱三吳甲族。翁同龢的祖父翁咸封為乾隆舉人，曾任江蘇海州學正，篤行好學，卒後入祀名宦祠；父親翁心存是道光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乃道、咸兩朝重臣，卒諡「文端」。長兄翁同書，道光進士，官至安徽巡撫；次兄翁同爵則曾任陝西、湖北巡撫，署理湖廣總督。翁同龢本人則為咸豐六年（1556年）丙辰科狀元。光緒年間曾任刑、工、戶部尚書和協辦大學士，是光緒皇帝「眷倚尤重」的帝師樞臣。
翁同龢是南派「清流」的盟主，他和當時那些以清議見長的土大夫們幻想通過年輕好學的光緒皇帝來實現他們革新內政、抵禦外侮和富國強兵的抱負。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廣泛地延攬人才，而翁同龢則早已看中了才華洋溢的張謇。光緒五年（1879年）仲夏，張謇得到了另一位南派「清流」健將、吏部侍郎、江蘇學政夏同善的賞識，被錄取為科試第一名。光緒十一年（1885年）春夏之交，張謇到北京參加順天鄉試時又結交了沈曾植、黃紹箕、盛昱、丁立釣等翁同龢、潘祖蔭門下的「清流」名士。光緒乙酉科順天鄉試，潘祖蔭是正主考，翁同龢為副主考。根據《張謇自訂年諧》記述：
「（光緒）十一年九月十一日，聽錄，中第二。潘、翁二師期許甚至。翁尚書先見予優貢試卷，試前知余寓距其宅不遠，訪余於廟（張謇在北京參加順天乙酉鄉試時寄寓關帝廟），餘一答謝。潘師命為鄉試錄前序，翁師命為後序。」
此後，張謇與當時身為副主考的翁同穌正式結成了師生關係。由於種種原因，翁同龢在張謇中舉後連續4次會試時都未能把張謇取中為進土。
光緒二十年（1894年）四月，張謇抱著僥倖一試的渺茫希望，最後一次赴京參加禮部會試。這一次，主要是依靠了「恩師」翁同龢的鼎助，張謇才能會試得售，取中第60名貢士。接著，張賽在參加禮部複試時又考列為一等第十名。
到了光緒甲午殿試時，翁同龢又想方設法地要把新科狀元的桂冠給於張謇。但是，光緒甲午殿試時，欽派的閱卷大臣是以東閣大學士張之萬為首，其次是旗人顯貴麟書，再次為協揆李鴻藻，翁同龢居第四，志銳則為第八。閱卷大臣們之間爭奪「三鼎甲」，特別是爭奪「狀頭」的鬥爭十分激烈。
原來，清代殿試的八大臣閱卷評比，大多例以閱卷大臣之次序而定所閱試卷甲第次序，所謂的「公同閱定」云云，全都是堂皇的門面話而已。當時翁同龢必欲將張謇試卷置諸第一，但卻遭到了張之萬的激烈反對；李鴻藻則極力推薦沈衛為新科狀元。
那麼，沈衛又是何許人呢？他就是那位被譽稱為「現代中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幟」的沈鈞儒先生的胞叔。沈衛（1864—1945年），字友霍，號淇泉，別號兼巢。他出生於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一戶世代官宦之家，其祖父沈濂（1792-1858年），字景周，道光進士，累官江南淮徐海河務兵備道兼攝徐州府事。沈衛的父親沈瑋寶（1819-1879年），原為沈濂弟沈洛之長子，因沈濂原配夫人陸氏未生育，沈洛以瑋寶出嗣為沈濂後，曾候選訓導花翎二品頂戴江蘇補用道，歷署江蘇蘇州海防同知、總捕同知、太倉直隸州知州、蘇州府知府等職。沈衛系沈瑋寶第七子，按秀水縣沈氏家族大排行，沈鈞儒應稱沈衛為「十一叔」。沈衛在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受知於順德李芍農，始膺鄉薦。翌年，光緒十六年（1890年）二月，沈衛進京參加禮部會試，試卷大為徐蔭軒所賞識，置諸第一，進呈皇上，光緒皇帝亦頷首稱善但正當大魁可望之時，沈衛卻不幸因得母病急電而不及殿試即倉卒南歸。沈衛三年服喪滿期後，又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再度北上入京爭取功名，先補貢士，複試列等，繼補殿試。沈衛的光緒甲午殿試考卷極為李鴻藻所賞識，他意欲擬定沈衛為甲午科的「狀頭」。
另外，光緒甲午殿試的八位閱卷大臣之中，張之萬、麟書、李鴻藻等三人又都是翁同龢的老前輩。在這種情況之下，遍言狀元，張謇恐怕連榜眼、探花也均無望爭取。但是，翁同龢卻不屈不撓，他堅持己見，力排眾議，一定要讓張賽當上新科狀元。正當大家相持不下時，還是李鴻藻出來成全了張謇。李鴻藻願將自己所擬定的狀元（即沈衛）放棄，並力勸張之萬也不必固執己見（張之萬擬定鄭叔進為狀元）。事情為什麼會有這般戲劇性的變化呢？
原來，張謇光緒甲午會試中式，李鴻藻是正總裁，張謇既是翁氏之桃李，亦復為李氏之門生。而沈衛則系光緒庚寅科禮部會試中式，是孫毓汶的門生，與翁同龢、李鴻藻均無淵源。在光緒甲午殿試之前，張謇已與李鴻藻多所接近，翁同龢又極力為之從中聯絡，而李鴻藻又正是北派「清流」的主帥。這樣，就造成了翁、李聯合對付張之萬的局面。不僅如此，而且在此緊要關頭，另一位光緒甲午殿試閱卷八大臣之一的汪鳴鑾又講了一些對沈衛功名極為不利的話：
「沈淇泉為了母喪，這次是庚寅補考甲午殿試的。如果這一次淇泉奪魁，亦即是庚寅得狀元，那麼新科就沒有龍頭了，不妥，不妥。」
汪鳴鑾是「翁門六子」之首。至此，張之萬孤掌難鳴，乃勉如翁同龢之意，終於同意擬定張謇為甲午狀元。又因麟書堅決不肯讓出其所取定的榜眼（尹銘綬）之故，最後張之萬亦只得無可奈何地將他原來擬定的鄭叔進改為新科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