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母親劉玉雪（1923--2013），生於貴縣山東石龍（京龍鄉）的一大戶人家，她1940年代初，在桂林念高中時，結識了一位貴縣同鄉女同學，名謝進英。1942年10月，母親高中未畢業，即到梧州與中山大學畢業後的沈錫璋（1917--2012）成婚，她與謝進英只好暫時分手（參考頭條《憶母親劉玉雪：勤勞節儉，克難攻艱，勇於擔當，澤披後輩的一生》文章），此後，雙方經歷了起伏傳奇的一生，且結下了跨世紀的友好情誼。
謝進英（1920--2014），貴縣湛江鄉人，她的父輩兄弟倆，曾經是舊桂系陸榮廷部下的文武官，在湛江很有名氣，也算是大戶人家。謝進英較劉玉雪年長3歲，儘管工作後名字改為謝活漉，但同學和親友間，依然喜歡直呼其原名，筆者則稱她為謝姨。
謝姨後來的老伴叫黃福謙（1924--2009），貴縣湛江鄉同安村人，16歲在廣西興業縣初中畢業後，到桂林考上廣東省銀行，分配到省銀行羅定辦事處工作。謝姨曾在桂林立信會計學校畢業，1942年在梧州與黃福謙結婚後，也隨丈夫一起生活，並於1943年，在羅定誕下了大女兒黃一璇。
我母親和謝姨，與大多數的傳統家庭女性一樣，結婚後生兒育女，在家相夫教子。筆者自1944年12月出生後，至建國初期的1950年，母親共為我帶來了二弟一妹，後來分別在新中國的學校里接受教育，走向社會。謝姨在女兒一璇降生後，至1950年代初，也為她帶來了二弟一妹，即我母親和謝姨兩家，均分別有4名子女。按照現今的生育政策，均超額完成任務。
筆者父母家庭的跌宕起伏經歷，在「爾安說史」中有過斷斷續續的披露，例如頭條文章《我的父親沈錫璋，外語出類拔萃有何玄機》、《父親攜妻兒在台灣15個月，建國前急於返回大陸，結局究竟如何》等等。建國前夜，理工科出身、外語出類拔萃、滿腔熱血的父親，從台灣返回大陸，準備獻身新中國的建設事業。
1950年，父親考取、安排到位於廣州番禺的廣東省市頭糖廠（後改稱甘蔗化工廠）任技術員，負責建廠設計施工，無奈在「三反五反」中蒙受冤案，失去了工作……。直到1987年，才徹底平反覆職，恢復連續工齡，同時辦理退休手續。
母子5人1953年秋輾轉返回貴縣後，為了生計，母親在1955年，即將我兄弟妹託交祖母莫慧雲看管，隻身離開貴縣，赴廣州入廠打工……。儘管工作勤懇踏實，但受家族背景的影響，她「文革」中始終逃不過厄運，被遣送回貴縣老家，接受群眾監督改造。父母當年的曲折經歷，在諸多的知識份子家庭中，或有不同的存在或翻版。
比較起來，謝姨一家的景況相對平穩，但在一些政治運動的急流旋渦中，依然難免被捲入而潑上髒水污名。
謝姨的老伴黃福謙，建國前在廣東銀行當小職員長達8年，全家人靠他的工資維持生活。建國後回到廣西貴縣人民銀行工作，職業穩定生活也較好，為了感謝黨的領導，他對銀行業務積極鑽研，埋頭苦幹，主動認真負責，在單位中一直是業務骨幹，頗受器重。由於成績斐然，他先後6次在全國介紹推廣信貸工作經驗，且每年都被評為省、地、縣級銀行或財貿系統的先進工作者。
1956年冬，黃福謙作為全國信貸結算先進工作者，出席了全國第一屆信貸結算先進工作者會議，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朱德等中央領導接見，並一起合照的殊榮。
然而，1957年「反右」時，他看不慣某位領導的作風，提了一些意見，但因出身問題，儘管沒有被打成右派，卻定為「中右分子」，工資降了兩級，從70多元降到50多。他沒有過多的怨言，繼續勤懇工作，1960年代初，還被評為單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積極分子。
「文革」期間，在懷疑、打倒一切的亂局中，黃福謙再次遭受批鬥，並在清隊中被靠邊，隔離審查一年多，經審查才宣布解放歸隊。1979年，經過各級黨組織的複查，予以平反糾正，地委組織部隨後下達文件通知，對他在政治上的是非黑白予以澄清，恢復了原來的工資級別。
謝姨建國之初，曾在貴縣橋圩擺賣過一些小商品。後於1951年進入貴縣人民銀行工作。她對工作認真細心負責，兢兢業業，帳目清楚，從沒有差錯，經得起上級檢查。她對子女教育嚴格，善於勤儉持家，保留有中華傳統女性的優良品德。但在「極左」之風盛行的年代，所謂的家庭出身問題，也給她兒女的升學等問題，造成過傷害。
一璇與一鳴在貴縣縣西小學讀高小時，原本與筆者同屆，於1956年畢業。但當年在升初中的時候，便遭到卡阻，幸得父親1957年初調到容縣（當時專區所在地），姐弟倆始得考上初中。1958年，容縣專區被撤銷，設立玉林專區（後改稱地區），黃福謙一家隨之調動到玉林……。1969年，最小的弟妹一旭和一梅，同時到農村插隊務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國家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重大分水嶺。1979年後，筆者父親應聘到廣西農學院任教英語，後來旅居美國。母親平反回廣州復職，1981年在廣州玻璃廠退休後，返回貴縣老家或玉林（筆者當時已在玉林工作）居住，於是在玉林與謝姨又有了見面交流的機會……。
在父親歷史問題尚未最後作出結論之前，筆者已於1979年底，經嚴格考試考核，吸收到玉林地區醫藥研究所工作，享受國家技術幹部及大專畢業待遇。筆者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新征程中，埋頭鑽研業務，以優異的成績報答黨、感恩祖國。筆者的二弟爾良，也從柳州調動回貴縣紅旗紙廠，轉干入黨後擔任單位領導班子職務。小妹瑞虹插隊回城後，有機會入讀衛生中專學校，經培養在醫院成了護理技術骨幹。
謝姨的子女後人，改革開放後也煥發了青春的風采。一璇的老伴是她廣西醫學院的同班同學，1970年代曾一起在南丹縣的基層衛生院（所）工作。1980年代，一璇返回玉林市銀行系統任醫師，愛人謝慶敢調回玉林地區衛生防疫站工作，在防治疾病的崗位上（寄防科）默默奉獻。
一梅在下鄉插隊時，1973年被選送上大學，1977年廣西中醫學院畢業後，安排到玉林縣新橋衛生院工作。她熱愛專業，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因表現突出引起了上級黨政領導的關注。1981年，她從新橋衛生院調入玉林縣醫院（現玉林市第二人民醫院），1985年晉升為中醫主治醫師。
一梅為人沉實，業務過硬，總結、發表過的論著頗豐。1990年她奉調到玉林地區中醫院（後擔任醫務科長、副院長等職），工作5年後，又調到玉林市婦幼保健院擔任領導職務……，現退休已近10年。
母親1994年出國隨父親生活，至2005年落葉歸根，與筆者在廣州共同生活，度過了晚年的最後時光。當時謝姨一家，依然住在玉林，她們因年事已高，行動不便，兩位老同學沒有再次見面了，但直至臨終，仍然保持書信或電話聯繫，相互祈求祝福平安。
母親與謝姨幾位前輩，都有幸活到21世紀的初葉，見證了祖國建設的飛速發展，民眾生活的改善提升，兒女後輩健康成長、事業有成。尤其謝姨的4個子女，在父母言傳身教的影響下，讀書時都自覺勤奮刻苦學習，均接受過高等教育，有穩定理想的工作，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作為長輩，心中感到十分撫慰。
由於筆者退休前一直在玉林市，與一璇、一梅等同屬醫界同道，所以也不時見面和交流信息，即便近年她們退休後搬遷到南寧居住，電話一度變更，但經努力始終恢復了聯繫。經歷過崎嶇曲折，品味過酸甜苦辣，對晚年的幸福生活都感到十分知足，大家都十分懷念和感謝父母的養育之恩。
僅以本文，紀念兩位母親之間跨世紀的真摯友情，並給歷史留下一份真實的印記。謝謝閱讀，敬請留言與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