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島報人劉亞東A
來源：短史記-騰訊新聞
作者：吉迪恩·格雷夫
人在極端條件下會怎麼做？
得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絕非易事。尤其是那些如同在地獄最深處煎熬的情形。例如，在集中營里，有時候猶太母親們不得不決定要留下哪個孩子，把哪個交給劊子手；在一些猶太社區里，猶太委員會（Judenrat）不得不列出名單，決定把哪些成員送往滅絕營。
然而，這些情形都不能與「特別工作隊」（Sonderkommando）悲慘處境相比。因為他們被迫經歷的一切是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我們無從比較，也不知道其他人在相似情境下會怎樣做。正因如此，在評價這些人的行為和反應時必須極其謹慎。想要詳盡地重現「特別工作隊」的歷史是不可能的，因為它極其複雜，而且絕大部分隊員都被殺害了，沒有留下證言。
一、「特別工作隊」的設立
第一批被黨衛隊強迫去搬運、焚化屍體的並不是猶太人，起初也沒有「特別工作隊」這個說法。
「特別工作隊」一詞源於「焚屍場工作隊」（Krematoriums–Kommando），後者指的是1940 年奧斯維辛主營區的焚屍場啟用以後被派去那裡工作的一小批囚犯。關於「特別工作隊」初始時期的情況，我們只知道其中很少幾個人的名字。這批隊員的任務是往焚屍爐里添燃料，焚燒囚犯的屍體。焚屍場工作隊開始由六名囚犯組成：三名波蘭人和三名猶太人。後來又單獨組建了一個新的小隊，稱為「費舍爾工作隊」，由四到七名囚犯組成，聽命於集中營內蓋世太保辦公室，附屬於焚屍場工作隊。
組建「工作隊」的原因，是在毒氣室里被處死的人太多了。把屍體身上的衣服脫下來，收集起來備好交給另一個工作隊運走；在毒氣屠殺結束後對毒氣室進行清理，先通風，然後把齊克隆B 晶體的殘留物和囚犯中毒後的排泄物弄乾淨；在下一批囚犯送達前迅速清理焚屍場的院子，讓新到的囚犯絲毫覺察不到這裡發生過的一切；帶領囚犯們進入毒氣室，過程中還要把那些起了疑心、緊張不已的人隔離出來，以防擾亂其他囚犯的情緒；將屍體運進焚屍爐，或運出奧斯維辛送到比克瑙扔進大坑裡，用土蓋上；……這些都是「工作隊」囚犯們需要完成的任務。
從1942 年9 月起，這些囚犯開始正式被叫做「特別工作隊」。在切爾姆諾滅絕營，「特別工作隊」這個詞既指負責處理這一事務的黨衛隊成員，也指執行銷毀罪證任務的囚犯。然而，在奧斯維辛，「特別工作隊」一詞只能用來指囚犯們。
無休止的焚屍工作使得「特別工作隊」里的囚犯們產生了出逃的念頭。為人所知的出逃事件有兩起。1942 年12 月7 日，兩名「特別工作隊」成員逃出了集中營。兩天後，又有六名囚犯試圖出逃。這六個人全部都被抓住了，在「特別工作隊」全體成員面前被公開處死。工作隊的囚犯們原本計劃在1942 年12 月9 日集體出逃，但不料有人向黨衛隊通風報信。12 月3 日，所有的「特別工作隊」成員（約300 人）都被殘忍殺害，以儆效尤。旋即又有一群囚犯被挑選出來組成了新的「特別工作隊」。
♦ 奧斯維辛集中營二號營區（比克瑙）正門，引自維基
二、「特別工作隊」的基本狀況
德國人強迫「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執行集體滅絕行動各階段的各種任務。
囚犯們的工作非常有組織，與工業化生產的流程十分相似。奧斯維辛– 比克瑙的滅絕設施就像是工廠里的流水線一樣，裡面有倒班制度、有工頭（Vorarbeiter）、有環環相扣的流水線、有資產損益表、有工作強度周期，等等。但是，奧斯維辛– 比克瑙集中營的「原材料」是活人，而它最終的「產品」是骨灰；作為滅絕營里的勞力，「特別工作隊」是死亡工廠里一支由奴隸組成的小分隊，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於是，這些人成了大屠殺這段歷史中最悲情的角色、最不幸的人。他們是一切苦難的人中最為苦難的。
當「特別工作隊」需要新成員的時候，會從新近運達集中營的囚犯中挑選，或者從營內資格較老的囚犯中挑選。被選中的人對他們要做的事一無所知。他們被牽著軍犬的黨衛隊員押送到「特別工作隊」的營房，直到此時，那裡的老隊員才會把殘酷的真相告訴他們。
「特別工作隊」 分為五組，在滅絕過程的特定環節中執行不同的任務：在脫衣室接收新囚犯，讓囚犯脫衣，在他們離開後清理留下的衣物，毒氣釋放完畢後把屍體運到焚屍間，收集貴重物品，剪下死屍頭髮，拔下金牙，用焚屍爐把屍體焚化成灰，敲碎殘餘的殘骨，傾倒骨灰。
大多數情況下，「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一旦被派到哪個組，就是永久性的。不過，有時候分組情況也會發生變化。比如，當有大批的囚犯運進集中營時，有些囚犯就會被撥到不同的組中。幾乎所有「特別工作隊」的任職囚犯都是猶太人，包括職務最高的人員（即大隊長，Oberkapo）。他們定期從焚屍場的管理者那裡得知即將運達到營中處死的囚犯數量，再根據數量來布置分工。「特別工作隊」的囚犯通常分兩班（白班和夜班）輪流工作，輪班主要取決於每次運來用毒氣處死的囚犯有多少。
「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是被隔絕的。他們基本不與其他囚犯接觸，也不允許離開自己的營房。營房門口有個崗哨，二十四小時看管。他們在營房裡吃飯，工作隊中的任職囚犯會把食物從集中營食堂里給他們拿過來。他們有專用的廁所和洗浴設施。一切安排都是為了杜絕工作隊的囚犯與集中營里其他囚犯接觸。「特別工作隊」里的囚犯和其他勞動隊的成員們一樣需要點名，通常一天一次。他們點名也是單獨的，而且沒有什麼嚴格的執行規範。隊員們可以根據時節的變換穿普通的便裝，襯衫或者夾克背後都畫著紅色的十字。
他們不用穿囚服。不當班的時候，隊員們可以在營房裡休息，努力克服這項工作給他們帶來的沉重的心理負擔。黨衛隊不在的時候，他們可以睡覺或交談，不過黨衛隊一向就很少來察看他們的營房。在可怕的工作之後，他們有一定的時間可以稍微休息，放鬆一下，在這段時間內得到片刻的寧靜，恢復氣力後再去輪班。有些隊員，尤其是那些來自希臘的猶太人，會唱唱歌，或深情回憶逝去的青春和摯愛的親人，以此來互相鼓勁，改善自己的心態。如果沒有猶太人運來集中營，囚犯們會清掃自己的住所，或乾脆什麼都不做。
「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對於受害者遭受的一切無能為力。他們同情這些走向死亡的人們，但他們還是得幹活。在少數情況下，他們是在這些將死之人的詛咒中進行工作的——這些人把他們看做是納粹劊子手的幫凶。曾有一個七八歲的男孩對「特別工作隊」的囚犯說：「你是一個猶太人！你怎麼能為了自己活命，就把這些無辜的猶太人帶進毒氣室呢？你和這群殺人犯是一夥的，難道你的命比這麼多猶太人的命更寶貴嗎？」
「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如果不能或者不願意做這項工作，那麼他們只有一個辦法——終結自己的生命。目擊者們的證詞表明，極少有人會選擇自殺這條路。除了沒有勇氣結束自己的生命、所有的人類情感都已被抹去之外，有些人會將「活下來作證」當成自己活下去的信念。隊員菲利普·穆勒（Filip Müller）說，他曾決定進入毒氣室，和那些猶太人一起赴死。但有人對他說：「這是毫無意義的。你的死不會讓我們活下來。這是不可能的。你必須活著離開這兒，你要為我們遭遇的苦難和不公作證。」此外，也有一些人在集中營的絕境中沒有自殺，出了集中營反而自殺了。
「特別工作隊」里的部分囚犯維持著自己的文化生活，甚至連宗教生活也沒有放棄。儘管聽起來很難以置信，但囚犯們的口頭證言表明，「特別工作隊」的許多隊員還堅持著他們的信仰。仍有一些囚犯每天誦讀猶太教禱詞。他們躲過守衛的眼睛，吟誦讚美詩，或者《密西拿》裡的經文，或者祈禱文。對他們來說，信仰就像一道壁壘一樣保護著他們，不讓他們陷入絕望，變得冷漠。但也有隊員不以為然，他們對上帝的行事方式耿耿於懷，不理解為什麼他連無辜嬰孩的悲泣嚎哭都不願傾聽。
♦ 奧斯維辛集中營內部，引自維基
三、武裝起義與秘密寫作
偷偷寫日記的那些人，是「特別工作隊」抵抗運動中最重要的成員，他們在發動起義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大部分人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那些沒有死在起義中的人，沒過多久也被殺害了。
「特別工作隊」的起義念頭被付諸實施，是在1944 年的10 月7 日，周六的正午時分，地點就在比克瑙的一號（二號）焚屍場和三號（四號）焚屍場。這是猶太囚犯們在納粹滅絕營里發起的第三次起義。同時也是奧斯維辛歷史上唯一一次武裝反抗行動。
「特別工作隊」的起義得以實現，是由於他們與抵抗運動組織「奧斯維辛鬥爭隊」以及它的猶太分隊進行了合作。準備過程中，在生產炮彈裝藥的軍工廠工作的猶太人負責把炸藥偷偷運出來。這些把炸藥偷偷運出工廠的囚犯們，之後都付出了生命的代價。起義那天，「特別工作隊」的隊員們把一切能拿到手的東西當作臨時武器，包括石塊、鐵棍、短斧和鐵錘。他們引爆了幾顆事先準備好的手榴彈，然後便試圖逃出焚屍場。戰鬥過程中還殺死了三名黨衛隊員。
起義最終以失敗告終。奮起反抗的囚犯們沒有得到外界力量的支援，集中營里的大量囚犯也沒有加入到鬥爭中去。一位活下來的囚犯後來如此寫道：
「他們之中有三個人留在焚屍場裡，想把它給炸掉，……這難道不是刻意犧牲自己的生命嗎？他們一心向死，選擇了自我犧牲，沒有人逼他們這樣做。他們本可以和別人一起逃走，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我們中間最出色的那些人在那裡倒下了，最好的、最珍貴的、被選中的那一群人……他們充滿了尊嚴，不管是活著還是死去。」
關於「特別工作隊」成員們的內心世界，我們手頭最可靠的材料，是那些被叫做「特別工作隊秘密寫作」的資料。
這些文件里既有日記，也包括其他的歷史和文學文本。大部分是用意第緒語寫就的，作者大多是正統派的猶太教徒。他們在比克瑙營房裡的小木床上偷偷摸摸地寫下了這些文字，然後把它們埋在焚屍場附近的土裡，希望這些手跡終有一天被人發現，成為原始的歷史資料，供人們研究奧斯維辛里滅絕猶太人的行動和「特別工作隊」囚犯們的工作。
這些作者們相信，他們是德國人屠殺罪行的最後的見證者。他們擔心，如果不把這些罪行記載下來，後人就沒有證據和資料來指證那些駭人聽聞的事件。
到目前為止，人們只發現了一小部分日記。這些斷章殘篇由於長年累月處在潮濕的環境中，已經遭到了破壞。用來藏這些文件的錫罐並不能為它們提供充分的保護。而且，這些作者弄不到高質量的紙張和墨水。儘管如此，現在發現的這些文本仍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這些手稿最終被彙編成了一本書，名為《奧斯維辛手卷》（The Scrolls of Auschwitz），並被譯為多國語言出版。
♦ 受損嚴重的奧斯維辛秘密寫作史料
這些手稿使我們得以了解隊員們在這樣嚴酷的現實中，內心的情感世界和道德觀念是怎樣的。作者們沒有試圖去模糊或者粉飾事實，也不懼怕暴露他們日常生活中的陰暗面，確保了記錄的可信度。他們想要給後人留下一些書面的文獻記錄，以紀念那些在他們眼前被殺害的猶太人，記錄他們曾經遭受過的苦難與折磨。扎曼·格拉多夫斯基是其中一位日記作者，他對日後可能發現日記的人提出了請求：
「發現這些日記的有緣人！我對你有一個請求。我寫下這些東西的真實目的，其實是因為我的生命註定要終結，我希望它至少能有一些分量，希望我在人間地獄裡的那些日子、那些絕望的早晨，能為將來提供一點意義。……這些暴行的證據雖然在我們手上，但是誰知道我們能不能幸運地活到重獲自由的那一天呢？因此，我希望我寫下的東西能夠喚起你們的情感，在你們心中點燃復仇的火苗，這火苗會點燃所有人心中的怒火，讓他們團結在一起，讓那些使我們血流成河的人血債血償。」
日記的作者們往往還抱著這樣一種想法：希望他們寫的東西最終會成為史料。扎曼·格拉多夫斯基請求將來發現他的手稿的人不要停止搜尋，直到找出所有埋在比克瑙的土地里的文件為止：
「親愛的發現者，在這兒的每一寸土地找找吧。這兒埋著幾十份文件，都是由我和其他人寫下的，裡面揭示了這裡發生的事情。這兒也埋著很多牙齒。我們這些「特別工作隊」的成員把它們散布在這個地方，埋在我們能到達的每個角落，好讓無數慘遭殺害的冤魂留下的痕跡有朝一日能被發現。至於我們，我們從很早前就已經放棄了希望，不指望能活到重獲自由的日子。」
相比其他人，「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更害怕後人無法得知奧斯維辛里發生的慘劇。
此外，囚犯們還留下了自我批判。人們會理所當然地認為：經歷過此等羞辱的人怎能客觀地記錄事實？他們寫出的東西更可能是哀嘆、咒罵、贖罪，或者嘗試著為自己辯解、修復名聲。所以，當我們發現「秘密寫作」的作者們從未試圖隱瞞任何事，也從未粉飾、歪曲事實的時候，真的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的文字裡包含著大量的批評，針對的是道德滑坡的隊員以及整個小組。可見，就算是在「特別工作隊」里，也不缺乏那些能夠抵制人性缺失的人；也許有的人會想「吃吧喝吧，明天我們就要死了」，但總有些人不認同這樣的原則。
♦ 在波蘭雅諾夫斯卡集中營「特別工作隊」做事的三名猶太囚犯，照片可能是戰後由蘇聯軍隊擺拍，引自維基。
四、「特別工作隊」的悲劇
「特別工作隊」是人類歷史上最沉重的悲劇。它由幾個相互關聯的因素構成的。
首先，猶太人遭遇的最慘烈的災難都發生在他們眼前，一覽無遺。不管願不願意，他們都只能痛苦地看著一群群的猶太人走上通往毒氣室的不歸路，而自己卻什麼都不能做。滅絕和屠殺的場景不斷在他們面前上演，一波又一波，從未消退，這使得他們感到無限的絕望。
其次，納粹強迫「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協助他們實施殘暴的罪行。受害者裡面有老有少，有男有女，甚至還有孩童和嬰兒。任何像這樣的任務都會徹底打破一個人內心的寧靜。不僅如此，他們還被迫把這些罪行的痕跡一一抹除。
第三，「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不能為逝去的同伴和摯愛之人表達哀思，他們只能親手把這些人的屍體塞到爐子裡。他們既不能在幹活時停下片刻，為逝者們哀悼，也不能有片刻與他們獨處，作為最後的告別。他們只能對肉體和靈魂的神聖保持冷漠、麻木。納粹剝奪了他們許多天然的人權：他們不能哭泣，不能為民族的毀滅和家人的逝去而哀悼。作為猶太人，他們也不能誦讀《珈底什》（Kaddish），祈禱至親之人的靈魂飛升天堂。
第四，「特別工作隊」的每一個隊員都很清楚，當他被選入這個工作隊的那一刻起，他的命運就已註定。作為 「知密者」，他註定是活不了的。所以，這些囚犯們一直住在「死囚房」里，等待著斧頭的落下。在這期間，他們不得不接著做這份人類歷史上最為恐怖的工作。
第五，除了不得不參與到大規模屠殺之中，「特別工作隊」的成員們還陷入了一個可悲的悖論。他們潛意識裡希望送來的猶太人越多越好，因為，姑且不說「死亡工廠」的任務終止，只要送來的人變少了，他們就會有被殺掉的危險。他們能不能活下來，完全取決於是不是有囚犯被源源不斷地送過來。
（來源：騰訊新聞）
本文節選自《無淚而泣：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以色列]吉迪恩·格雷夫著，曾記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萬有引力出品。已獲出品方授權。原文極長，有刪節。大小標題系編輯所擬。原文注釋甚長，一併略去。
作者簡介：迪恩·格雷夫（Gideon Greif），以色列歷史學家和教育家，奧斯威辛-比克瑙集中營和滅絕營研究領域的世界級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