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永祺家族是20世紀中期新加坡聲名顯赫的華商家族。1896年，年僅17歲的黃永祺（名澳，1880 - 1960）告別家人，離開福建省惠安縣後蔡鄉，踏上星洲這座島嶼；1957年12月15日，78歲高齡的他，在三子黃桂楠的陪同下，到中華總商會宣誓效忠英女王及新加坡，獲得新加坡公民權；1960年12月15日，黃永祺在加東宅邸去世，與1953年去世的妻子郭馨娘（1889 - 1953）合葬於蔡厝港基督教墳場，將血脈深植於這座島嶼。
在黃永祺的葬禮上，黃家多年好友、南洋大學主席陳六使發表致辭，感謝這位南來星洲64年的惠安人，在人生落幕之際，再度捐獻10萬元給南洋大學。其子嗣也將3萬多元賻儀分贈給多家公益教育慈善機構，包括同濟醫院、惠安公會、南洋黃氏總會、國家劇場、中華基督教真理堂、善濟醫社、聖約翰救傷隊、直落亞逸衛理公會、防癆協會、盲人協會等。1961年底其家族出版《黃永祺先生榮哀錄》（蘇孝先編寫），以華英雙語記述黃永祺與郭馨娘的生平，以大量圖片記錄那場7000多人出席的盛大葬儀，收錄親友社團的悼詞花圈以及賻儀捐贈記錄，並以二十四孝故事為插圖，頌揚華族孝道。
1958年黃永祺80歲壽宴與子孫合影。前排坐者為黃永祺，後排站立者右一為黃桂岩，右二為黃桂楠，左一為黃英傑，左二為黃桂馥。圖片來源：蘇孝先編撰，《黃永祺先生榮哀錄》。
黃永祺賻儀所饋贈的機構顯示這個家族在星洲所構建的龐大社會網絡。作為星洲惠安公會（後更名為新加坡惠安公會）和星洲江夏堂（後更名為南洋黃氏總會）的創辦人之一，黃永祺並非社團中耀眼的領導人物，令他為星馬社會矚目的是其子桂岩、桂丁、桂楠、桂馥，以及其孫英傑的成就。黃家南來的第二、三代將家族事業發揚光大，為公益教育慈善事業慷慨解囊，尤以三子拿督黃桂楠最為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這個來自惠安鄉村的華人家族的宗教信仰，黃永祺於1950年皈依基督教，子孫多為基督教徒，讓人得見華族超越宗教的宗鄉意識。
下南洋的惠安後蔡鄉黃家
出生於通文墨懂醫術的家庭，黃永祺自幼接受私塾教育，寫得一手漂亮的楷書，在家鄉聽聞南洋物產豐富，遂棄文南來從商。他先是擔任書記，後與友人創業經商，十年後第一次返鄉，在家人安排下迎娶鄰村姑娘郭馨娘，一年後獨自返回星洲打拼，此後每三年返鄉一次與家人團聚兼修繕宗祠祖墳。
有關黃家的事業經營與社會關係顯示，這個家族極為重視長幼之序，構成緊密的家族體系。黃永祺為家中次子，上有兄長壬水，下有幼弟永德。壬水長子桂岩兼祧兩房，亦為永祺長子；永祺房弟弟包括桂丁、桂楠、桂馥；壬水房弟弟為桂美、桂森、餘慶。因此桂岩為黃家南來第二代輩份最高者，其長子英傑亦為第三代輩份最高者。
黃永祺將妻兒留在家鄉，其兄壬水主持家族事務，直到1924年才將兄長及妻兒接到星洲。黃桂楠在其口述訪談時提及，父親在星洲致富之後，家中僑滙豐盈，多購置產業興建屋宇，5歲時隨母南來，9歲進入崇正學校就讀，1934年隨母返鄉，進入泉州晦鳴中學修習，1937年因中國政局動盪，在父親的要求下返回星洲加入四美公司。黃永祺往返新閩兩地的生活軌跡，反映出當時華僑家庭的原籍意識，最終將家族遷移至南洋，完成落葉歸根向落地生根的轉變。
黃永祺家族南遷後仍與家鄉保持密切聯繫，長期為惠安的教育慈善事業做奉獻。1933年黃永祺返鄉之際，為解決鄉鄰飲水問題，獨資開挖深井，名為「思源井」，同時倡辦後峯小學，為適齡兒童提供義務教育，常年匯款維持校務直至其去世。1957年為惠南中學獨資捐建大禮堂，師生念其功德命名為「永祺堂」，1958年重修「思源井」。
惠安後蔡鄉黃永祺故居，右側牆外為思源井。圖片來源：蘇孝先編撰，《黃永祺先生榮哀錄》。
惠南中學永祺堂。圖片來源：蘇孝先編撰，《黃永祺先生榮哀錄》。
從四美到南合的家族事業
黃永祺在新加坡的從商經歷豐富，創辦過多家公司行號，經營項目多樣，包括民信匯兌、進出口貿易、建築營造、樹膠裝配等。1917年與友人合辦遠豐號，經營土產貿易，分號遍布荷屬印度尼西亞、香港、中國通商五口岸城市、大阪、神戶等地，之後開辦的商號包括匯興公司、巨通公司、永成公司、益源公司、四美公司等。
黃永祺在星洲的經營，為家族事業奠定了基礎。家族南遷後，子侄陸續成年協助經營。1930年代黃永祺黃桂岩父子創辦四美公司經營民信匯兌，1940年鑑於家族日漸龐大，遂將四美公司改為股份制，將股份分配給家族成員。1950年黃桂楠帶頭創辦南合有限公司，完成由四美向南合的轉變，抓住樹膠業發展的機遇，為家族累積巨額財富。
黃桂楠精通樹膠買賣，以穩健的作風，成為樹膠業舉足輕重的人物，因與蘇聯的樹膠貿易往來，1960年代合資成立船務公司，一度壟斷兩國之間的船務。南合公司在發展樹膠業時購置大量土地，1960年代開始轉向金融、貿易、房地產與酒店等領域。黃桂岩曾出任馬來亞人民保險公司主席，黃桂楠則擔任遠東銀行主席等，其家族興建的總統大廈、總統大酒店曾轟動一時。
除了共同經營家族事業外，黃永祺家族成員各自開設多家公司，以樹膠業為核心，涉及廣泛的實業領域，包括協和樹膠有限公司、協發樹膠有限公司、聯東樹膠園有限公司、聯合樹膠有限公司、麥加多有限公司、聯興（馬來亞）有限公司、福興有限公司、新加坡蘇聯船務有限公司、協發（馬）產業有限公司、黃桂楠實業有限公司、南隆（民俗用品）有限公司、大新美術印刷廠、振業有限公司、新南船務貿易有限公司、慶合有限公司、長江造衣廠（新興工業）有限公司、和裕有限公司、益美金莊等。
地緣血緣業緣建構的網絡
黃永祺家族成員在新加坡有著眾多社會頭銜，其社群網絡是建立在地緣、血緣、業緣之上，形成以同濟醫院為核心的公益慈善教育網絡。作為南來的第一代，黃永祺於1924年參與兩個宗鄉團體的創辦：一個是地緣團體星洲惠安公會，一個是血緣團體星洲江夏堂。他終其一生服務於這兩大團體，儘管常年多有捐輸，並非領導角色，因其教育程度高，性格和善，常被委派出席社團活動，調解宗親問題，深受邑人宗親的敬重。
黃家第二、三代先後加入惠安公會與江夏堂，因業緣成為樹膠公會和樹膠裝配商公會的重要成員。以惠安公會而言，黃桂岩1939年即當選為委員，後曾任主席，黃桂楠則是名譽主席，1964年設立「黃永祺貸學金」，其家族為公會捐款從不落人後，1979年落成的惠安公會大廈，便將一層禮堂命名為「桂岩堂」。對於江夏堂而言，黃桂楠曾任會長，力主將其更名為「南洋黃氏總會」，領導會所興建，團結黃氏各宗親機構。黃桂楠也曾擔任樹膠公會副會長，樹膠裝配商公會主席等職位。
黃永祺家族成員對於教育事業各自多有捐助。黃壬水長期支持鼎英學校、培德學校；黃桂岩在中正中學、中華女子中學等校擔任董事職位；黃桂楠擔任南洋大學執委、南洋女子中學副董事長、華僑中學董事等職務；黃桂丁是醒僑學校、中立石山學校、德新中學的贊助人；作為真理堂會長老和真理差傳委員會財政的黃桂馥，則在新加坡神學院和中國神學研究院擔任董事。
1976年同濟大廈落成揭幕儀式，左一為時任總理李光耀，左二為拿督黃桂楠。圖片來源：《同濟150周年紀念特刊》，頁69。
黃桂楠因各種原因較少參與福建會館和中華總商會的活動，將精力傾注於同濟醫院的發展，1958至1987年間擔任主席長達29年，除了其本人的大筆捐贈之外，家族成員的人際交往費用也多以禮券的方式饋贈同濟醫院。他以廣泛的社交網絡與經營思想，通過社會募捐與禮券發行，極大程度改善了同濟醫院的財務狀況，並在任內完成同濟大廈的興建。
跨越信仰的華人宗鄉觀念
南來星洲的黃永祺在最初的28年間，即使已致富，仍將妻兒留在家鄉，不遠萬里往返兩地，是典型的華僑家庭行為。20世紀初中國動盪的政局，促使其將家族遷移至星洲，子侄得益於華英雙語教育，以家族觀念共同經營，得以累積巨額財富，堅定了落地生根的意願，在1950年代華社爭取新加坡公民權運動中，黃桂楠是第一位獲得公民權的華人。
作為華族家庭，雖恪守傳統禮儀，家族成員有著不同的宗教信仰。黃永祺四子桂馥為虔誠的基督教徒，其亦在晚年受洗，與妻子合葬於基督教墳場。其墓地設計混合華英式樣，採用羅馬柱式，橫楣鑲嵌兩人瓷相，中間安放傳道童雕塑，下方墓碑則標註祖籍地「福建·惠安」，以華英雙語記錄墓主與子嗣名諱.家族成員依照華族習俗，在其下葬後的第7天和第49天到墓地憑弔。1966年4月6日黃壬水逝世後，則遵循華族傳統作法，「由何葆仁博士督靈旌，林慶年主持點主」，葬於咖啡山福建公塚。
蔡厝港基督教墳場中黃永祺郭馨娘墓地。圖片來源：蘇孝先編撰，《黃永祺先生榮哀錄》。
儘管有著不同宗教信仰，家族成員仍活躍於各華族團體，遵從習俗多以黃永祺名義行善。1953年南洋大學創辦之際，黃桂楠兄弟以南合有限公司名義捐出16萬2千元，位列捐款者第12位，黃永祺彌留之際遺囑子孫再捐10萬元。1963年南大第一屆常務理事會第三次會議通過，將學生餐廳命名為「永祺廳」，廳中鑲嵌紀念銅牌感念其功德。對於祖籍地惠安，黃永祺晚年之際將責任託付子孫，其家族至今維繫與故里的情感。
南洋大學永祺廳。圖片來源：王如明編撰，《呵 這五十年：南洋大學創辦五十周年紀念》，頁19。
原文題為
「星洲的惠安百年世家：黃永祺家族」
刊登於《源》
2021年 · 第6期 · 總期154，頁1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