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estapo:A History of Horror》By Jacques Dela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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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世太保的勢力遍布整個法國（1）
在巴黎，正如在被占領的歐洲其他地方一樣，希特勒有自己的私人政策。據克諾亨說，這 "與里賓特洛甫和阿貝茨所追求的不一樣"。阿貝茨大使完全依賴賴伐爾（政府首腦），雖然前者似乎對迪亞（勞工和民族團結部長）相當重視，但那只是他利用賴伐爾的嫉妒心而採取的一種策略。阿貝茨知道這樣做只能產生有限的效果，因為迪亞在法國特別不受歡迎。他受到長期觀點的啟發，目標是獲得法國的全面合作。
希姆萊的目標更為直接。他想儘可能快地取得積極的合作，即實質上的軍事合作，並在維希政府沒有與反布爾什維克組織結盟的情況下，組建幾個武裝黨衛隊師去俄國前線作戰。這種觀點考慮到了東部發生的事情，那裡的冬季戰役剛剛使德國國防軍損失了一百萬人。
招募人員是絕對必要的，因為軍事形勢不可能在夏季戰役過程中完全恢復。另一方面，通過獲得這些不可或缺的部隊並將他們置於武裝黨衛隊的旗幟下，希姆萊將增強自己的力量，並朝著實現他一生的秘密抱負-成為戰場上軍隊的總司令-方面取得進展。
正是本著這種精神，他指示奧伯格「最大限度地支持親納粹的政治運動」。希姆萊的政策取得了初步成功，因為在1941年7月7日，德龍克萊召集了一次親納粹政黨領導人的會議，這次會議催生了「反布爾什維克軍團」，後來被命名為「法國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志願者軍團」。
所有這一切都是在沒有得到大使館同意的情況下進行的，經韋斯特里克參贊諮詢後，大使館對此表現冷淡，因為這不是來自維希政府的命令，必須對其給予一定的關注。直到18個月後，賴伐爾1943年2月11日頒布的一項法令才公開承認「法國反布爾什維克主義志願者軍團」。
奧伯格堅持希姆萊提出的政策。按克諾亨的說法，對他來說，達南德和多里奧比賴伐爾更有意義。他將在1942年夏天實現他的目標，這一年武裝黨衛隊開始在法國招兵買馬。
也許正是由於這些政策的差異，奧伯格和阿貝茨相處得非常融洽。他們每個人都在自己的領域工作，阿貝茨只是在政府層面控制「高級政策」。
奧伯格還與斯圖爾普納格爾合作，他於1918年曾在後者手下工作。在巴黎，他在軍備和人事方面是斯圖爾普納格爾的下屬，但在警察事務上，他直接接受希姆萊的命令。
奧伯格一到巴黎，就把他的住處定在拉納大道57號，他在那裡一直呆到最後。他的私人隨從包括兩名勤務官，哈根和貝克（後者在1943年2月被榮斯特取代），六名士官，兩名速記打字員和三名話務員。
他立即著手重組他控制下的警察部門。他獲得了特別的權力，可以概括為：管理集中在巴黎的負責安全和鎮壓措施的辦公室；在與軍事當局（斯圖爾普納格爾）和外交部門（阿貝茨）發生任何衝突時，可以向希姆萊上訴，反對他們的決定；在發生嚴重事件的情況下，完全有權動用一切手段「粉碎危險的團體、政黨或個人」。
作為法國占領區內黨衛隊的最高首領，他可以利用黨衛隊和黨衛隊招募的法國人來執行鎮壓任務。此外，他還可以確保「法奸」和民兵組織服從他的命令。奧伯格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這張王牌，他沒有忘記在德國的權力鬥爭中吸取的教訓。
因此，他盡一切努力幫助那些以衝鋒隊或黨衛隊為模式成立的組織，卻沒有意識到這些運動往往是組織良好的 "騙局"，這將使那些無恥的傢伙大賺一筆，而換來的只是他們招募的一些小魚小蝦。
本著同樣的精神，海德里希將奧伯格介紹給了法國政府的代表。勒內·布斯凱和喬治·希萊爾被召到巴黎，聽取維希政府要求採取的措施，並得知警察權力將被移交給親納粹黨派的領導人。5月初，勒內·布斯凱討論了這些決定，並從海德里希那裡獲得了延期。
他繼續試圖勸說德國人放棄這些措施。作為交換，他承諾法國警察將維持秩序並鎮壓起義，據他說，這些起義的 "反民族性 "遠遠超過反德國人。他的目標是廢除1941年9月30日的《人質法》。隨後他開始了與奧伯格的談判，以期發表一個共同聲明。該聲明作為兩支警察部隊之間關係的基礎，對它們各自的管轄領域進行了限制。
這些談判因海德里希之死而中斷。後者本應返回巴黎，人們希望他能接受協議。他的死使一切都暫時擱置了。海德里希同意暫緩的指示被交給了賴伐爾。與此同時，那些通敵政黨，特別是多里奧，發起了一場激烈的新聞運動，並組織集會反對維希政府的政策，他們指責維希政府軟弱、怯懦，甚至與 "歐洲的敵人 "串通一氣，公開指責布斯凱保護猶太人和共濟會成員等等。
7月29日，根據克諾亨使用的術語，所謂的奧伯格-布斯凱協議達成了。按照布斯凱自己的說法，協議的最終文本是在他做了一些修改之後才敲定的。
條款已經確定，這份協議隨後就公之於眾了。奧伯格說：「在我家舉行的有地方長官和警司們參加的宴會上，布斯凱和我向眾人宣讀了我們編寫的文件。"
從當天宣讀的內容來看，這項協議似乎是布斯凱的勝利，因為它明確限制了德國人的職能，也標誌著法國警察幾乎完全獨立。它包括了一個極其重要的觀點，可能會使人們期望鎮壓會有所改變，最重要的是結束人質政策。
事實上，它指出法國警察永遠不會被置於選擇人質的境地，被法國警察逮捕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成為德國當局報復的對象。犯有政治罪以及普通法中的輕罪的法國國民，今後將由法國法庭根據法國法律進行審判和懲罰。只有直接針對軍隊和占領當局實施犯罪的人才交給德國警察處理。同樣，被德國人逮捕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成為報復的對象或被扣為人質。
這是可以理解的，警察總長在這個時刻有理由感到自豪。該協議已傳達給法國警察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安全警察/黨衛隊保安處和秩序警察的各級領導人。在占領南部地區之後，它被認為適用於整個法國。這是1943年4月18日的第二份奧伯格-布斯凱協議。第二個版本概括了第一份協議的要點，並重申被法國警察逮捕的法國國民應由本國法庭傳訊，並根據法國法律進行審判。
這些承諾，怎麼說呢？只不過是紙上談兵而已。1942年7月29日莊嚴公布的協議在實踐中離生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實際上也並沒有阻止對人質的處決。那麼在協議簽訂後真相到底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