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鎮館之寶，分別是毛公鼎、翠玉白菜、東坡肉形石。就青銅器而言，台北故宮博物院的毛公鼎，與北京國家博物館的大盂鼎、上海博物館的大克鼎，並稱為「海內青銅器三寶」，實屬「舉世國寶」、「國之重器」。
毛公鼎，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下有三足鼎立，上有兩耳高聳。從高度大小看，毛公鼎算不上一口大鼎，之所以尤為珍貴，在於其腹內鑄有一篇現存篇幅最長、字數最多的銘文。
這篇銘文被後世稱為《毛公鼎》，全文三十二行，四百九十七個篆書文字，是一篇完整記載周宣王告誡及賞賜重臣毛公的策名辭。銘文說，周宣王為了中興周室，革除積弊，策名重臣毛公要忠心佐王輔國，不可橫徵暴斂，壅塞民意，絕不能重蹈先臣違諾王命，官紀不飭，酗酒無度，而遭喪國之禍的覆轍。毛公為了感謝周王的重託以及賞賜的酒食、輿服、奴隸等，特鑄鼎紀事，並囑託子孫永保永享。
對於這篇銘文，歷代史學大家皆認為它是絕無僅有的周朝「廟堂文字」，其史料價值，抵得過一篇《尚書》，其書法藝術價值，亦讓自晚清以來的書法大家發出了這樣的讚譽，「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
讓世人唏噓感嘆的是，比起另兩件青銅國寶，自出土以來，毛公鼎所經歷的滄桑輾轉都是最具波瀾，最為壯闊的，甚至有許多人講，毛公鼎顛沛流離的坎坷命運，亦如一部晚清至民國的國運沉浮錄，這是使人凝視，引人深思的。
關於毛公鼎的出土，歷來有不同的說法。據陝西省岐山周原博物館研究員賀世明考證，毛公鼎於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陝西岐山縣莊白村出土，發掘者是董家村的村民陳春生。毛公鼎出土的地方，歷史上被稱為周原，是周人興起的地方以及滅商後的都城。據史學家推斷，西周滅亡之時，周貴族紛紛逃亡，許多青銅重器來不及帶走，倉皇之際便匆匆埋在了地下，毛公鼎想必就是如此。
村民陳春生掘出這一西周寶鼎後，由於不識寶，在家放了一些年頭後便將寶鼎當作廢銅賣給了一個收舊物的貨郎。貨郎也不識寶，之後又將寶鼎專賣給了西安北大街的一家舊貨站。
舊貨站收到這件寶鼎後，亦當成破銅爛鐵對待。就在舊貨站準備銷毀重鑄時，一位流連在舊貨站尋寶的古董商人，火眼金睛，及時看出了這件「破銅」的不一般。
這位在舊貨站尋寶的古董商人名叫蘇億年，是京城琉璃廠古玩鋪永和齋的二掌柜，其兄蘇兆年則是坐鎮永和齋的大掌柜。
蘇億年以二十兩白銀從西安舊貨鋪截下寶鼎後，因為吃不准，便給永和齋的老主顧陳介祺寫了一封信，在信中，蘇億年詳述了寶鼎的形狀、文字、花紋、色澤以及來歷。陳其祺看完信，覺得蘇億年所得極有可能是一件寶物，於是立即回信，要蘇億年趕緊運來京城，他有意要買。
陳介祺是當時京城著名的金石大家，此人是道光二十五年的進士，家學深厚。他對金石收藏考釋極為鍾情，曾不惜耗巨資在家鄉濰縣造了一棟「萬印樓」，樓中藏有他多年收藏的近萬枚秦漢古印、萬餘件古物珍玩。
毛公寶鼎出世前，陳介祺曾多次從蘇氏兄弟手中購藏過青銅器，其中就包括出土於陝西岐山的天王簋。因為是老主顧，大主顧，陳介祺與蘇氏兄弟有約定，若蘇氏兄弟新得青銅器，必先送他過目。只有他無意購藏，方可售賣他人。
那時候的古董鋪子是講規矩的。蘇億年將毛公寶鼎運進京城後，沒作多想，立即邀請陳介祺前來鑑賞並商議購藏一事。
陳介祺見到寶鼎，大為驚嘆，再一鑑賞寶鼎腹內的銘文，當場斷定此鼎乃自宋以來惟一的周器。
當時的陳介祺財力並不雄厚，但最終他還是湊出一千兩銀子，將寶鼎購藏下來。將毛公寶鼎運回京寓後，陳家老太爺陳官俊見了也是大為驚嘆，當晚便派車請親家翁吳式芬到寓鑑賞。吳式芬趕到後，陳家立即緊閉兩道門，而後三人在後堂密室中，先是觀摩了半夜，而後又拓了幾份墨本。那時，陳家拓出來的都是條子式，不是後來的全幅靴形式。
拓完那幾份墨本，陳介祺立即將寶鼎埋藏於寓所地下，就是那幾份墨本，見到者也只有寥寥三四好友。
陳家嚴守著收藏毛公寶鼎的秘密，但永和齋蘇氏兄弟還是將消息透露了出去。一時間，京城金石藏家們紛紛翹首，想一睹寶鼎的真容，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便是晚清的名臣，曾救過左宗棠一命，後來獲贈大盂寶鼎的潘祖蔭。
然而，即便是潘祖蔭登門，陳家端出的依舊是閉門羹。
眾人見寶鼎真容難覓，轉而寄希望於能看到寶鼎拓本，但陳家對此也是吝嗇得要命，以至於後來有不少人懷疑毛公寶鼎是否真實存在。
晚清另一大家吳大澂就曾寫信給陳介祺：「聞此鼎在貴齋，如是事實，請貽我一拓本。」
對於老友的質疑與請求，陳介祺從來都是「沉默是金」的態度。
幾年過去，陳家老太爺在京城去世，陳介祺為了低調收藏毛公寶鼎，乾脆辭官回到濰縣老家，並將寶鼎深藏在臥室的一個大柜子里。
在毛公寶鼎秘不示人，僅有極少拓本流傳在外的那一時期，也有人站出來質疑所謂毛公寶鼎根本就是贗品，其中叫嚷最凶的是晚清另一位名臣，張之洞。
面對質疑，陳介祺還是那樣，以沉默鍊金。
光緒十年（1884年），陳介祺自知大限將至，給子孫留下遺囑：一不做官，二不經商，三不念經信佛。
定此「三不」，陳介祺希望子孫後代能夠平淡安然地做學問，保護好陳氏傳家之寶毛公鼎，不使其從陳家散失。
也許是太珍愛毛公寶鼎了，陳介祺出殯時，陳家按照他的遺願，做了一次破格之舉，將毛公寶鼎和後來被日本人奪去的十鍾，作了抬供，在濰縣遊行街市，大搖大擺地外露了一回。
都說國之重器，私藏視為不祥。
陳介祺首藏毛公寶鼎，此種說法尚沒有明顯的體現，但自從他出殯將寶鼎外露後，此種說法似乎就越來越厲害了。
陳介祺死後，陳家分家，其生前所藏由三個兒子分去，次子陳厚滋分得毛公寶鼎等古物。陳厚滋得到寶鼎後，謹遵父囑，少言慎行，對家藏毛公寶鼎始終守口如瓶。
可是，得了寶鼎的陳厚滋不長命，大概不到十年的工夫，人就死了。
繼陳厚滋之後，得到毛公寶鼎的是陳家的不肖子孫，陳厚滋的次子陳陔。其父陳厚滋死後，陳陔就違背」不經商「的祖訓，陸續開設了錢莊和藥鋪。
陳陔經商時，有一密友叫陳芙珩，為了顯露家有厚底，交往時他泄露了家藏毛公寶鼎的秘事。陳芙珩得知後，便將此事告訴了時任左都御史的父親陳子久。這陳子久乃官場一阿諛奉承之輩，因為知道封疆大吏當時的直隸總督端方愛好金石收藏，後來他不僅將陳家秘事告訴了端方，而且獻媚說，他可以設法遊說讓陳家讓出毛公寶鼎。
端方得知此等好事，表示願出萬兩白銀，求購寶鼎。
陳子久說，據他所知，這陳陔早有謀官之想，如果總督大人在此處做一筆文章，此事必成。
端方聽懂陳子久話中意思，當即點頭一笑。
此後，陳芙珩遵照」奸父「之命，遊說陳陔將毛公寶鼎轉讓給端方。起初，陳陔對端方開出的萬兩價碼並未動心，但當陳芙珩跟著拿出端方那一紙湖北銀元局的委任書後，陳陔激動不已，隨即調入了陷阱之中。
以萬兩白銀加那一紙委任狀，將毛公寶鼎轉讓給端方後，陳陔滿心期待地趕到湖北銀元局就任。誰曾想，到了湖北後，陳陔久等任命而不得，徑直去銀元局一查問，這才發現端方所擬的那一紙任命書用的竟是一枚閒章，在官場上根本沒有效用。
得知咬餌受騙，又深感違背了祖訓，從此陳陔鬱鬱寡歡，陳氏家業從此也快速地敗落了。
端方以不義手段得到毛公寶鼎這一年，是宣統二年（1910年），讓世人感到驚愕的是僅僅過了一年，端方就遭遇了潑天大禍。
宣統三年（1911年）五月十八日，端方被清廷任命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隨後，端方因欲與湖廣總督瑞澄爭功，強行將四川當地民辦鐵路收歸國有，從而激起了川湘鄂保路運動。
同年九月七日，成都發生血案，四川局勢瀕臨失控。為了挽救危局，九月十日，清廷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命端方署理，並率湖北新軍第八鎮第十六協第三十一標以及三十二標一部，經宜昌入川。
封疆大吏統兵途中被殺，在任何朝代，這都是極少能發生的事。但這樣的事情就發生在了很有一些能力的端方身上，十一月二十七日，端方所率湖北新軍行至資州時突然發生譁變，端方彈壓不得，當天就被新軍斬殺，與端方一同被殺的還有他的親弟弟端錦。
端方被殺後，身後之事更是悲慘。
民國元年（1912年）元月十日晚七時，端氏兄弟的頭顱，被放於裝滿洋油的鐵盒中，由重慶民軍代表李某押解上船，運抵武昌。武昌都督黎元洪後來下令，將端氏兄弟頭顱遊街示眾。據說那一日，武漢萬人空巷，皆來圍觀端方人頭。
端方被殺後，堪稱晚清一豪門的端家隨即陷入落魄境地，其後人除了吃喝嫖賭外無一能事，只能靠變賣家當為繼。到了民國九、十年間，端家後人迫於生計，以三萬兩白銀作價，將毛公寶鼎典押給了天津俄國人開設的華俄道盛銀行。
據說，端家落魄之時，曾以昔日的聯姻約定向袁世凱求援，但袁世凱卻不敢接收端家相贈的毛公寶鼎。
在時人看來，端家將毛公寶鼎典押給華俄道盛銀行，到期是絕無可能贖回的，因此自那一刻起，毛公寶鼎就成了各方實力人物競購的對象。
英國人辛普森是當時最為躍躍欲試者。典押尚未到期，這個窺視中華國寶的洋人就收買了端方老友、美國人福開森，福開森找到端家後人，表示願出誠意價收購寶鼎。
端家後人覺得價碼太低，一邊要求加價，一邊表示不肯割讓。
此事傳開後，輿論譁然，文化界竭力呼籲不能讓國寶流失海外，不然將愧對祖先和後人。據北洋時期曾任山東省立圖書館長的王獻唐回憶，奉系狗肉將軍張宗昌督魯時，山東文化界曾發起國寶」還鄉「，那時的代價不過是四萬銀元，但張宗昌一介武夫，根本不把寶鼎放在眼中，最終功虧一簣。
後來，又有人想中間做局，先將寶鼎從華俄道勝銀行贖出，然後再高價倒賣給權勢正如日中天的張學良。然而，隨著九一八事變爆發，張學良從人生之巔墜入深淵谷底，此後再無高價收藏古董的閒情逸緻。
據石業華在《稀世國寶毛公鼎》中記載：1926年華俄道勝銀行歇業清理，將毛公鼎轉押給北京大陸銀行。1930年北京大陸銀行清理該行抵押收藏的毛公鼎，急於處理，收回押款，緣由是自1911年毛公鼎抵押給華俄道勝銀行二十年來，本息已逾十萬元。被押國寶毛公鼎理應由故宮博物院收購珍藏，可惜該院沒有這筆經費。
就在這個時候，為防止國寶流失海外，北洋時期曾出任財政總長、交通總長的葉恭綽，與鄭洪年、馮怒聯手，以極高的代價，終於購得毛公寶鼎。
三人聯手購鼎之後，葉恭綽又變賣其他收藏，購買鄭馮兩人持有的那一部分，幾經周折，終於獨自擁有了毛公寶鼎。
葉恭綽生於廣東番禺書香門第，祖父葉衍蘭(蘭台)金石、書、畫均聞名於世。其父葉佩含詩、書、文俱佳。清末，葉恭綽入仕任職郵傳部，北洋時期歷任幾屆北洋政府的財政總長、交通總長，論才幹，其人沒有酸腐之氣，論操守，其人頗有君子古風。
葉恭綽買下毛公寶鼎後，一直將之藏在天津寓所中，其間他曾拓下寶鼎銘文，分送親友，鑑賞研究。日寇全面侵華後，天津頃刻間淪陷，葉恭綽不願做漢奸亡國奴，之後攜帶毛公鼎南縣上海，住在懿園寓所。
在上海懿園寓所，葉恭綽只住了四個月，上海便淪陷了。無奈之下，葉恭綽只好避走香港。行前，他將家中所藏七箱文物，寄存在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其中一箱裝的就是毛公寶鼎。
自從私藏毛公寶鼎，無形之中，葉恭綽似乎也陷入了動盪不安乃至不祥之中，其中有一事很讓他耿耿於懷。避走香港時，他的姨太太潘氏執意不走，葉恭綽起初不解其中緣由，誰知剛避逃到香港，潘氏就朝葉恭綽胸口插了一刀。
原來，這潘氏已經紅杏出牆，並且早已對葉恭綽的私藏垂涎三尺。葉恭綽人在香港時，她威脅說，如不將留滬家財交予她，她便將葉家私藏毛公鼎的秘密報告給日本人。
受到昔日枕邊人的威脅，葉恭綽倒吸一口涼氣，隨後他一邊假意答應潘氏的要求，一邊急電時在昆明擔任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人的侄子葉公超，讓他火速前往上海，設法保護毛公鼎。
葉恭綽囑咐葉公超說：」美國人和日本人兩次高價購買毛公鼎，我都沒有答應。現在我把毛公鼎託付給你，不得變賣，不得典質，更不能讓它出國。國之重器，不宜私藏，有朝一日，可以獻給國家。「
1939年春夏之交，葉公超不辱使命，涉險抵達上海後立即和在上海做房地產生意的兄長葉子剛取得聯繫。兄弟倆經過一番商議，很快將毛公鼎從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轉移出來。葉恭綽姨太太潘氏嗅到風聲後，自覺如意算盤落了空，於是惱羞成怒地向日本憲兵隊告了密，結果葉公超沒來及逃離上海即遭到日本憲兵隊逮捕羈押。
在日本憲兵隊的監牢裡，日本人對葉公超威逼利誘，七次使用大刑，葉公超雖備受摧殘，但始終沒有吐露毛公鼎的真實下落。
遠在香港的葉恭綽得知侄兒被捕，立即打電報給葉子剛，要他不惜一切代價救人。依託葉家的名望，葉子剛在上海灘頗有些活動能力，為了救弟弟，他以重金開路，先後走了趙叔雍、陳公博、汪精衛的路子。
大漢奸告訴葉子剛，救人可以，但葉公超必須配合日本人的要求。
葉子剛揣摩這句話，隨後醞釀了一個偷天換日的大膽計劃。他先是用金錢對日本憲兵隊上上下下進行了一通賄賂，接著讓妹妹以探監之名，進入監牢向葉公超遞話，說他準備托人造一假鼎，讓葉公超假意屈服，表示願意交出葉家所藏寶鼎。
葉公超按照葉子剛交代的時間，逼真地演了這一齣戲。
使人稱奇的是，日本人得到葉子剛處心積慮偽造出的寶鼎贗品，竟沒有看出破綻，他們找來的專家均認定葉家交出的」寶鼎「是真品。
經過這一番驚心動魄的營救，葉公超終於逃離虎口。
為了能將毛公寶鼎順利地運出上海，隨後葉子剛、葉公超又配合著演了另一齣戲。
葉子剛對弟弟說，要想順利地運出寶鼎，必須營造出寬鬆的環境，最好能拿到一張特別通行證。
葉公超問哥哥，你計劃怎麼做？
葉子剛說，汪精衛有意拉我落水，這是可以利用的。
據葉子剛回憶，某一日，趙叔雍登門找到他，表示汪精衛要宴請他。第二天，汪精衛果然派了一輛防彈汽車來。
席間，汪精衛對葉子剛說，你應該叫我世叔，我和你曾祖蘭台公是師生，和你叔父譽虎（葉恭綽）是在中山先生大本營同事。現在東亞和平已成定局，你告訴譽虎，快不要再玩古董，出來玩玩人民。古董是死的東西，人民是活生生的東西。
葉子剛為了得到一張特別通行證，對汪精衛所言意味深長地笑了笑。
大半年之後，葉子剛所說的寬鬆環境營造出來，葉公超趁機擺脫監視，持一張特別通行證終於把毛公寶鼎偷運到香港，」完璧歸趙「地交到了叔叔手中。
1941年12月，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後淪陷。此時的葉恭綽因為拒絕出任偽交通部長，行動受到日本人的嚴密監視，處境非常的艱難。
為了擺脫險境，葉恭綽思來想去，最後決定返回上海，如此可給日本人造成一個」並未頑抗「的假象，也可更好地保護毛公寶鼎。
將毛公寶鼎再一次運回上海，葉恭綽拜託的是一位德國友人。寶鼎與人安全返回上海後，葉恭綽為了不落水，不當漢奸，一直宣稱身犯重病，不能出門。
因為閉門不出，坐吃山空，漸漸地，葉恭綽的生活便陷入了艱難境地。迫於生計，最後葉恭綽不得不將包括毛公鼎在內的兩百多件文物轉讓給當時上海灘的一位巨商，陳詠仁。
大概是出於對陳詠仁有所了解，向其轉讓毛公鼎的時候，葉恭綽提出了一個條件，一旦抗戰勝利，要將這件國寶交給國家。
陳詠仁原是一位機械工程師，後來在江蘇無錫開設了鐵工廠。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他惑於私利，罔顧民族大義，以名下的江南公司與日本軍部做生意，用五金材料加工產品，製造機械，直接為日本軍需服務，發了不小的國難財，其實質無疑是經濟漢奸。
葉恭綽向他提出抗戰勝利毛公鼎要上交國家，是算準了他有漢奸的恐慌心理，有逃避懲罰的現實所需。
然而，等到抗戰勝利了，事態的發展還是超過了葉恭綽的料想。
一開始，確如葉恭綽預想的那樣，在嚴懲漢奸的呼聲下，陳詠仁為了安全上岸，主動通過葉恭綽等著名人士聯名致函政府，表示願意捐獻國寶。然而，隨著公開信發出，新聞記者紛紛上門，事態很快便失控了，緊接著陳詠仁的黑歷史就被挖了個底朝天。
陳詠仁一看事態不妙，擔憂被當作」經濟漢奸「遭到處置，大事還沒料理，便攜帶家眷逃向了海外。
陳詠仁一逃，隨之而來的就是軍統抄家，而毛公鼎究竟是怎麼浮出水面的，也因此有了許多種說法。
有一種說法，陳詠仁在外逃之前，為了身家性命，已經將寶鼎私自獻給了軍統戴笠。而戴笠得到寶鼎後，未過幾個月就墜機而亡了。老蔣得知此事內幕，派特務追查，最終在軍統局找到了毛公鼎。
曾任軍統局總務處長的沈醉，在其回憶錄中的敘述更具戲劇色彩——
抗戰勝利後，戴笠命沈醉到上海查找失落的文物，其中特別提到」這次到上海務必找到一件國寶級文物——毛公鼎「。沈醉趕到上海時，陳詠仁已經外逃，其房產已經被軍統接收做了一個辦事處。
起初，沈醉追查毛公鼎並不順利，後來他乾脆將上海所有的古董商傳訊到設在陳詠仁家的這個辦事處。
當時，這個辦事處的辦公室內設有一組太師桌椅，桌下有一焚紙爐。
沈醉坐在太師椅上逼問上海的古董商，我這次到上海就是要找到毛公鼎，如果你們其中有人知情不報，就別怪我不客氣了。
這些古董商面面相覷，搖頭低嘆。就在這時候，一個古董商忽然注意到了桌下的焚紙爐，再一打量，不覺就驚叫了起來：「嗚呼，嗚呼！罪孽，罪孽！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那國寶毛公鼎就在你的腳下啊。」
眾人一聽，連忙搬出寶鼎，除去紙灰，鼎內果然有清晰可見的銘文。
上世紀六十年代，香港《星島晚報》刊登了一篇《毛公鼎充字紙簍》，此文的作者系曾經的國民黨軍第一、第十綏靖區少將參議兼駐滬通訊處主任。他說，當國民政府接到陳詠仁所具獻奉毛公鼎的私函後，曾派一位大員依址前往陳宅，但到了那裡，才發現陳宅已經遭到軍統查封。
為了查找毛公鼎的下落，之後這位大員便來到杜美路上海軍統辦事處，然後在牆角發現了一個廢鐵似的圓爐。
這位大員覺得東西比較蹊蹺，便問軍統的特務，這是什麼東西？哪來的？
軍統的特務漫不經心地回答，這個又舊又重的鐵傢伙，是在陳詠仁家抄來的。因為沒有什麼用處，暫時放在這裡，權充字紙簍派用場，等收廢銅爛鐵的人來，就讓他收買去。
這位大員一聽，再一仔細查看，大叫一聲，這就是毛公鼎！
抗戰勝利之後，關於毛公鼎的下落，不管哪一種說法，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毛公鼎最後落到了軍統手裡，不管戴笠有無私吞之心，實質上他都曾占有過毛公鼎。只是他幾個月後突然暴死，毛公鼎這才從軍統局浮出水面，否則它的下落可能會更加地撲朔迷離。
據葉恭綽的侄子葉子剛回憶，毛公鼎是被戴笠強索去的。得知此事後，葉恭綽曾對葉子剛說，葉家守護此鼎，雖有大功。但自端方私藏以來，此物屢現不祥之兆，我家不宜保存，獻出亦不足惜。
毛公鼎自軍統局浮出水面後，原本由上海市教育局成立專門委員會，負責接收保管。就在這個檔口，當時主管文博事業的徐伯璞，幾經奔走，最後將毛公鼎送入了中央博物院。
正是由於徐伯璞的奔走運作，國民黨敗逃後，毛公鼎才會成為台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館之寶，否則，它極有可能留在上海······
毛公鼎，自1843年出土到1946年成為國家收藏，100多年間凡與它有牽連的各種人物，無一不遭遇了各不相同的人間悲劇。然而，正如百年中國的國運一般，歷經滄桑巨變，它最終還是要歸於正位，去見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