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站在封建統治的立場，一向是挾有北洋實力而又依靠帝國主義以自重，這是人人皆知的。到了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一九○九年一月）回籍養疴，他的政治上野心仍是無止境的。
他在彰德上村，一直是在不斷的和各方面進行拉攏，注視著國內外的一切政治情況，迫切地期待著有利的機會，準備東山再起，奪取政權。
在政治上的主要聯絡對象，在朝的有清室親貴愛新覺羅·奕劻等，滿族大員那桐、蔭昌等，漢族大員徐世昌等；在野的有君主立憲派楊度、張謇等，革命黨人朱蒂煌等。
在軍事實力方面，他的舊部布滿各地，當時北洋六鎮雖然歸陸軍部直轄，但統制仍是第一鎮何宗蓮、第二鎮馬龍標、第三鎮曹錕、第四鎮吳鳳嶺、第五鎮張懷芝、第六鎮段祺瑞（宜統二年十二月換吳祿貞），而且還有薑桂題、張勳等人所率各軍，都是他當時一手提拔起來的舊部。這些軍隊，心目中並不知有國家，只知有他們的「袁宮保」。他在彰德時，這些將領沒有一個不是歲時饋遺絡繹不絕的。
在國際方面，各國使館他都有人進行聯絡，特別英帝國主義駐華公使朱爾典，他們經常保持著聯繫。在這種情況下，洹上村儼然成為當時政治、軍事、外交的一個中心。
袁世凱這種活動，從他所拉攏的對象，可以看出無論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或資產階級革命，在他都無所用心。他所希望的是無論什麼主張，只要能造成一個機會來達到自己奪取政權的目的就好。
武昌起義後，各省紛紛響應，清室政權已經陷於不可收拾的地步，同時中國資產階級還是比較幼稚的，起義軍的內部分子又非常複雜。這方面的情形，袁世凱看得很清楚，這是他期待已久的機會，他要利用來奪取最高統治權。他的部下很了解他，都曾積極地向他獻策。
他的親信幕僚張一麐，在民國四年密陳大計呈稿中說明了在辛亥革命時就對袁世凱實行過「勸進」。他說：「當大總統視師蕭家港時，一曾馳電勸進，是時天下大亂，民無所歸。」袁世凱這樣想，他的部下又這樣勸，為什麼到民國四年才發生「洪憲帝制」呢？
這種事實，徐世昌了解得很多，說：「辛亥革命，項城起用，武漢督師，入朝為內閣總理，此時權勢無與抗衡者，其左右親昵即有以利用機會，取清而代之之私議。而項城不出此者，一、袁氏世受國恩，在本人不肯從孤兒寡婦手中取得，為天下後世所詬病；
二、舊臣尚多（如張人駿、趙爾巽、李經羲、升允等），亦具有相當勢力；
三、北洋舊部握有實權者（如薑桂題、馮國璋等）尚未灌輸此等腦筋；
四、北洋軍力未能達到長江以南，即令自為，不過北方半壁，內部或仍有問題，而南方尚須用兵；
五、南方民氣發展程度尚看不透。
所以，最初他在表面上維持清室，其次始討論君主、民主，又其次乃偏重民主，最後清帝退位而自為大總統。此時南北和議，北方代表唐紹儀主民主，楊士琦主君主。其所謂民主，袁本打算由清室受禪，故清帝退位詔中，袁仍加有『由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之語。其用意在高踞題顛，以北方勢力支配民軍。
不料南方先選舉孫中山為總統，項城的總統且由孫中山推薦，非項城所逆料也。至楊士琦等之所謂君主者，人人以為維持清室，實則非宣統乃項城也。同時汪兆銘、楊度組織國事匡濟會，楊度所謂君主者，與楊士琦亦同，但兩人各不相謀耳。袁世凱是不肯冒險的，終由穩著走民國一途。」
由於上述的原因，他不得不改換方式，先奪取民國大總統的位置，看風使舵的部下們自然又都轉變方向在這個新題目上想辦法了。
民國元年，趙秉鈞曾說，洪述祖替袁世凱所想的辦法，也是袁世凱自己所採取的辦法。趙秉鈞說：「唐紹儀到北京，住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當時還在考慮是否就袁閣郵傳部大臣的問題。直隸候補道洪述祖，在北洋時與唐有舊，力勸唐不就職，趁此機會仿照美、法等國情形，將中國帝制改造成民主。
進行方法是：一面挾北方勢力與南方接洽，一面借南方勢力以脅制北方。對於宮庭、親貴、軍隊、外交、黨人也都可以加以運用。」並謂：「照這辦法去做，清帝退位並不甚難，可與宮保（袁世凱）詳密商定。創建共和局面後，宮保為第一任大總統，我公可做新國內閣總理。」後來實際情形，大概不出這個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