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灣國家有多依賴石油，就有多依賴移工。

在中東國家阿曼的首都馬斯喀特（Muscat）。這裡的街景和其他靠油氣資源致富的鄰國沒什麼差別，一棟又一棟摩天大樓在沙漠拔地而起，想必也令初來乍到的女子伊莎（Isha）目眩神迷。

27歲的伊莎來自非洲的獅子山——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度之一，她飄洋過海來到阿曼，深信有一份收入不錯的餐廳工作等著自己；但隨著手中護照突然被奪走，伊莎對未來的美好想像全在那一刻戛然而止。

中介機構搶走伊莎的護照後，將她塞進車內，驅車送她到一處民宅，並告訴伊莎：從今天起，她就是這戶人家的女傭。隔天凌晨5點，才抵達新住所數小時的伊莎就被僱主叫醒，命令她打掃房屋，準備送家中孩子去上學。

「我不是為了這份工作來到阿曼，」伊莎表示：「中介對我說，他已經把我買了下來，所以他可以拿走我的護照。我覺得很困惑，你怎麼能『買下』一個人呢？」

壹

卡法拉制——全球首富國的外邦人

波斯灣六國——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達和阿聯在1981年成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GCC），這幾個阿拉伯國家「富得流油」，公民往往享有令人稱羨的社會福利，並引入大量外籍勞工投入本地人不願從事的三K（骯髒、危險、辛苦）行業。

環顧GCC國家，家務勞動與建築業的從業人員逾90%由移工去做；以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卡達為例，該國以購買力計算（PPP）的人均GDP高居全球第一，但全國近300萬名居民中，只有30多萬人是「真・卡達人」，其餘全都是來自南亞、東南亞、非洲窮國的外籍勞工，阿聯、科威特的比例也差不了多少。

在移工人數是本國公民好幾倍的人口結構下，GCC國家發展出卡法拉（kafala）制管理外籍勞工，黎巴嫩、約旦等鄰國也跟進採用。卡法拉制度由僱主擔任外籍勞工的「擔保人」，掌控移工簽證與合法身份的生殺大權，而不受地主國勞動法規管轄。

在卡法拉制實際運作下，僱主可以單方面決定、終止勞動契約，移工的護照往往被僱主扣留，不得自由轉換工作，甚至不能在未經僱主同意下離開工作場所，休假日、工時等基本勞動條件自然也難獲保障。

儘管遭受剝削的情形十分普遍，卻也無法尋求工會救濟，勞資雙方的權力關係完全失衡。若移工不堪虐待而成為非法「逃跑外勞」，則將面臨被遣返回國的命運。

儘管卡法拉制長年為人權組織所詬病，甚至批為「現代奴隸制度」，科威特、卡達也因「菲律賓女傭遭僱主殺害」、「籌備世足賽期間數千名移工客死異鄉」的勞權爭議，在國際壓力下著手改革部分規定，但法規改善與實際落實往往是兩回事。

2018年2月，菲律賓女移工喬安娜（Joanna Demafelis）在科威特遭僱主殺害、棄屍於冰箱內的案件震驚全球，菲律賓甚至包機「召回」科威特境內數千名菲籍移工，兩國外交關係一度陷入冰點。

從海灣國家的角度觀之，來自海外的低薪移工填補了國內勞動力空缺；而貧窮和絕望則是移工被中介半哄騙來到沙漠國度的原始驅動力。

剛從大學護理系畢業的迪亞（Dija）是伊莎的獅子山同胞，2015年，迪亞的伴侶被伊波拉病毒奪去性命，為了撫養兩人的女兒長大，她決定出國打拼——中介介紹她到一家位在歐洲的醫院工作，月薪500美元（約人民幣3241元）、還有自己的公寓房間。

迪亞的中介安排她先經陸路抵達幾內亞，飛往衣索比亞首都阿迪斯阿貝巴（Addis Ababa）、再轉往馬斯喀特。迪亞當時不知道，阿曼就是這趟旅程的目的地。如今她在阿曼第三大城撒拉拉（Salalah）擔任家庭幫傭，「我登機時還以為自己要去歐洲……對我而言這裡就像地獄一樣。」

而在新冠疫情之中，千千萬萬個「伊莎」的處境愈發艱難：由於海灣產油國的經濟同樣因疫情重挫，許多僱主首先就苛扣幫傭的薪資，家事移工在封鎖令下坐困屋內，不只工時因此拉長，僱主暴力相向甚至伸出狼爪的案例也屢見不鮮，但發生在家門內的一切卻難以為外界看見。

月薪180美元（約人民幣1167元）的伊莎說，她在僱主家中沒有休息時間，僱主不但會打她、甚至心情好才給她東西吃，她的手機也被沒收。在僱主連續欠薪3個月後，忍無可忍的伊莎決定逃走，但獅子山並未在阿曼設立使館，無處可去的她最後還是被僱主尋獲帶回。

伊莎的僱主表示，如果她償還僱主當初付給中介的1560美元（約人民幣10114）費用，就讓她如願離開，但伊莎自然是付不起這筆錢，僱主選擇將她賣給新東家，「他說有另一個男人想要我去工作，叫我包袱款款跟著他走……我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真的很想設法回到家人身邊。」

如今在美國等一些國家，合法移工數量驚人，靠移工撐起製造業、營造業、漁業、家庭看護等產業的半邊天，與前面介紹的海灣國家「卡法拉」制相對比，有的地方，移工只有在取得原僱主同意或權益受損（遭毆打、欠薪等）的情況下，才得以轉換僱主，但後者往往舉證不易。

西方媒體更是將阿拉伯世界的卡法拉制形容為「現代奴隸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