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對松本清張的著書《古代史疑》第四章「魏志中的五行說」的評述和總結：
首先介紹作者松本清張：1909-1992，日本作家，與英國作家阿瑟·柯南·道爾（1859-1930）、英國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1890-1976）並稱為「世界級三大推理小說家」。1952年榮獲芥川獎，1966年榮獲吉川英治獎。為表彰其一生在文學和社會方面的貢獻，在日本北九州設有專門的市立松本清張紀念館。
其次是介紹本書書籍信息（美式文獻標註）：松本清張.古代史疑[M].東京：中央公論社，1974.
1、松本清張通過《三國志·魏志·烏丸鮮卑東夷傳》中烏丸、鮮卑、夫余、高句麗、沃沮、挹婁、濊、韓等國的記載，認為和《魏志·倭人傳》中關於里數的記載如出一轍，都透露著一種魏人並未親自去過以上諸國的感覺；
2、根據日本海上保安廳的調查，自釜山到對馬的嚴原約70海里，從嚴原到壹岐的鄉之浦約43海里，從鄉之浦到唐津約30海里，但陳壽都記作「千里」。此外，自末盧國到伊都國500里，伊都國、奴國、不彌國之間非常湊巧都是「百里」，如此明快的距離分割恐怕並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故松本清張得出結論：無論《東夷傳》還是《倭人傳》，其里數記載都是「虛數」，並非真實距離，這就進一步發展了東京大學教授白鳥庫吉博士對於戶數的理解；
3、由於陳壽在《三國志》最後說自己是模仿班固《漢書》的體例編纂的，因此牧健二博士提出方向和距離的記載樣式應該參考《漢書·西域傳》。其中，涉及到到某國距離，都是指到該國國都的距離，而非到邊境距離，因此《魏志·倭人傳》應該也是一樣；
4、牧健二博士認為，《唐六典》記載東漢時代一日步行50里，那麼魏時也應該一日步行50里。在這我有個想法，這一日50里說的是直線距離，但實際道路大多數並不是直路，有的甚至繞路，即運動軌跡由直線變成曲線、弧線甚至是波浪折線，導致後者行進里數比前者多很多，然實際上二者直線距離等長，就會造成「兩個地點其實一樣遠，但由於後者繞路，記載的里數多，後人讀起來仿佛後者比前者遠」的錯覺。此觀點是我首創，目前中日兩國尚無學者提及此問題；
5、《魏志·倭人傳》中里數、日數兩種記述，是由於當時倭人不懂里數，只以日數計算兩地距離，魏使聽後就直接以日數記錄，陳壽也就只能看到日數，此為目前的通說；
6、《魏志·倭人傳》中末盧國到不彌國「東南陸行五百里」「東南至奴國百里」「東行至不彌國百里」的記載中，東南還是東，方向區分很明確，因此後邊的「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馬台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都是指正南，而不是東南或西南。可這令人非常費解，因為九州島內根本沒有能夠向南航行30日的水路。此記載有利於改「南」為「東」的畿內說，即「瀨戶內海航行說」；九州說只能捉襟見肘地提出長崎半島迂迴說或筑後川說，非常勉強。早稻田大學出身的鄉土史家宮崎康平在《幻の邪馬台國》（講談社，1982年，該書榮獲第一屆吉川英治獎）一書中主張古代運河說，但這需要經日本有關部門批准在九州島進行實地考古勘測才能進行驗證，不是我一個中國人能解決得了的；
7、女王國的範圍，在《シンポジウム邪馬台國》中牧健二博士認為是以福岡縣南端的山門郡一帶為中心，包括筑後川流域和有明海沿岸諸國在內的區域；
8、牧健二博士認為女王國並不等於邪馬台國，女王國是除末盧國、伊都國、奴國、不彌國和投馬國以外的諸國聯合體總稱。我認為女王國是卑彌呼和台與兩任女王的權力所能管得到的地方，即臣服於女王統治的諸國聯合體，比如狗奴國就是例外；邪馬台國是諸國之中女王所在的地方，因此邪馬台國是女王國統治體系的核心，是聯合體的盟主國；
9、松本清張認為《漢書·地理志》中倭人「百餘國」的記述並非實數，「百」是「多數」的意思。同理，《魏志·倭人傳》中賜予卑彌呼的「銅鏡百枚」也是虛數。對此，專攻考古學的同志社大學教授森浩一持反對意見，認為是實數；
10、松本清張認為《魏志·倭人傳》中的30國也是虛數。與4、5國相比，30國朝貢更能顯示中國皇帝的威儀。我不能認同此觀點，按松本本人的奇數配置說，寫成50國、70國乃至9999國豈不更有氣勢？為何偏偏寫成30國還是沒解釋出來，這種論調想像成分過多難以採信；
11、松本清張認為自狗邪韓國至邪馬台國的9國+21個旁國正好是30國，還在括號里說狗邪韓國當時處於倭人勢力範圍內，故也算進去。我反駁觀點有二：第一，北京大學教授沈仁安在《日本起源考》（崑崙出版社，2004年）一書中已論證過任那日本府是虛構的，無法證明當時狗邪韓國處於倭人勢力之下；第二，這30國均有具體國名，若純屬編造湊數，還是那個問題，為何不編50國？不編70國而偏偏30國呢？這30個國名又是根據什麼編出來的呢？松本又舉《東夷傳·辰韓條》中6國、12國和24國的「倍數論」，意圖證明陳壽的數字是構造出來的，可這偶數倍數既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奇數配置說，又不符合五行說，因此蒼白無力；
12、松本清張認為對國名使用的一些「惡字」是中國古人基於中華思想對周邊後進國的一種蔑視。其中「奴」使用了10次、「馬」5次、「支」4次、「邪」4次。但是，確實是有蔑視意，還是當時的音譯法則中有相對固定的漢字，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13、松本清張列舉《東夷傳·三韓條》，認為韓倭兩地很多國名相似，說明不是實地考察得知的，而是陳壽編造的。但我認為，古韓、日語發音有相似的地方，音譯過來用同樣的漢字也不奇怪。再者，人做事總是有目的的，若按松本所說，陳壽如此胡編國名和數字，意欲何為？松本本人沒有解釋這個問題。從另一面講，陳壽是西晉初年吃皇糧的史官，是給朝廷修史並上承皇帝（司馬炎）御覽的。當時的史學家又不止他一個，如此瞎編就不怕被參奏個欺君之罪嗎？陳壽會神經到寧肯冒著誅九族的風險也要在史書里瞎編一通的地步嗎？
14、對馬國至不彌國戶數總和為3萬，投馬國5萬，邪馬台國7萬，松本主張3、5、7的數字是基於西漢時代的陰陽五行說。可是，如果陳壽篤信五行說，就應該所有數字都符合五行說。但僅就《魏志·倭人傳》來看，後文中五尺刀二口，金八兩這樣2、8的非五行說偶數又該作何解釋呢？松本又沒說；
15、坪井正五郎博士主張3世紀初福岡平野在海底，日本產能大學教授安本美典博士在《邪馬台國への道》（築摩書房，1967年）一書中也提及了這一觀點，但這需要古地質學領域的相關資料，尚待進一步探究；
16、松本認為從狗邪韓國到不彌國的里數是以500里為基準的。帶方郡到狗邪韓國7千里，狗邪韓國到末盧國3千里，末盧國到不彌國7千里。3和7都是基於500里得出的。魚豢和陳壽是同時代人，也信奉五行思想，只不過陳壽將其進一步發展了；
17、以500里為基準的原因，松本認為是中國上代的「五服·九服」制度，即以王畿為中心，以500里為半徑畫圓。《周禮》記載，以王畿為中心，每外圍500里，分別稱為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夷服、鎮服和藩服。松本認為，五行思想在東漢至晉初十分興盛，也深深影響了魚豢和陳壽的觀念；
18、松本主張伊都國是（帶方）郡使往來駐紮的地方，因此是倭國首都。我不能贊同此觀點，因為以卑彌呼為首的倭國是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而不是魏國的殖民地，其首都應以女王所在地為準。「親魏倭王」是外族王封號，因此才加上「親魏」二字，換言之曹魏並不直接干預倭國內政，怎能以郡使往來駐紮地為首都呢？無論是讀《魏志·倭人傳》上下文，還是看九州島地圖，伊都國都只是魏倭兩國外交的中繼站。魏使也是人，不可能經歷長時間航海後連口氣都不喘，上岸後直奔邪馬台國，總得先找個地方歇一下；同理，女王使者自邪馬台國出發，渡海前也要先整頓一下，這個地點也是伊都國；
19、很多九州說學者認為，魏使到伊都國後就停下了腳步，以後各國都沒有實際到過，距離都是從不懂里數的倭人處聽來的，故後來的距離都改用日數計算。最有力的論據就是伊都國之後的路途沒有關於沿途風景習俗的描寫，與伊都國之前的諸國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裡我也有疑問，魏倭兩國外交往來三、四次，難道次次都只到伊都國而不到邪馬台國嗎？再者，若不直接見到女王，魏使冊封賞賜的皇帝詔命又該怎麼完成呢？難道回去蒙皇帝嗎？魏使團隊不只一人，往來也不只一趟，撒謊是紙包不住火的，欺君可是滅九族的重罪，魏使會傻到為了偷懶少走幾步路，而冒著誅九族的風險嗎？換位思考，假如我是魏使，九族的命都在皇帝手裡攥著，我就是累死也得去啊，所以總覺得魏使只到伊都國的論調不可思議。再多說一句，不是很多日本學者對此觀點達成一致意見就能等同於史實的，它裡邊存在著巨大的邏輯缺陷仍需學者們前赴後繼地探究；
20、松本認為，到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到邪馬台國水行十日陸行一月，加起來就是水行30日，陸行30日。這也是陳壽「五行說」的結果，主張陳壽把魏使記錄中不明白的地方，憑自己主觀想像瞎寫。我還是那個觀點，陳壽是朝廷史官，修的《三國志》是國家正史，是本朝（西晉司馬炎）對後世的交代，是朝廷喉舌，不經皇帝御覽是不能刊行的。當時史學家眾多，陳壽如果胡編，一旦被告發便構成欺君滅族之罪，和魏使撒謊同理，陳壽在正史里胡編同樣是找死行為，正常人不可能這樣做，因此我不同意松本清張的陳壽主觀瞎編這一說法；
21、松本認為對卑彌呼宮殿的描寫怪異，完全是幻想的中國王宮的樣子。但是我想說，中國學者肯定受中國人認知的限制，任何人都一樣，任何史書都不可能絲毫不差地反映真實的歷史，都會融入作者的主觀認知。魏使見到了卑彌呼的宮殿，肯定要和自己熟知的中國宮殿對比，記錄下來被陳壽參考也沒什麼奇怪的；
22、松本清張認為從帶方郡到倭國的12000餘里總路程也是虛數。《魏志·鮮卑傳》記載「東西萬二千餘里」，此外根據牧健二博士的研究，班固《漢書·西域傳》中，烏弋山離國、安息國、大月氏國、康居國距長安分別是萬二千二百里、萬一千六百里、萬一千六百里和萬二千三百里。換言之，「萬二千餘里」是對遙遠蠻邦的形容，並非實際距離，魚豢《魏略》和陳壽《三國志》又模仿《漢書》的體例，故從帶方郡到倭國的12000里也是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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