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今日刊出《展現平凡百姓生活史，描繪國家發展壯闊畫卷》《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兩篇文章，整版點讚央一熱播大劇《人世間》。
以下為這兩篇文章的節選。
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生活
這是一個地道的中國故事，一個講述成功的中國故事。
電視劇《人世間》成為虎年開年的收視焦點，因為它以滿滿的中國式人情世故，觸動了中國觀眾的心靈。
其實，它描寫的不只是從前的中國，是從前延續至今的中國。
《人世間》敘說的是雙重生活：一是中國的社會生活。
《人世間》的故事從1969年展開，許多青年人的命運悄然扭轉。接著，它依次表現了恢復高考、知青返城、國企改革、經商熱潮、棚區改建等重要社會事件。這些事件是中國社會走過的路標，構成當代社會史，也構成中國百姓命運史。
二是個人的日常生活。社會生活背景是遼闊的，但編導緊緊聚焦於普通百姓的生活命運，沒有戲劇化的強情節推動，更多是生活瑣細的細節。
社會生活是風，個人生活是草。風吹草動，即通過細緻描寫個人命運的「草動」，來折射時代生活的「風吹」，這是編導對中國百姓生活的理解，也是整部《人世間》的藝術邏輯。
電視劇《人世間》採用家庭敘事結構。家庭是中國社會生活的微型標本，蘊藏著中國人的生活哲理和情感。你寫好一家人，打動的是千家萬戶。
周家的故事是全劇的敘說軸心，創作者放棄家庭人設的奇思異想，而是忠實於普通家庭的基本人設。
《人世間》把這種家庭人際衝突表現得真實而溫暖，其價值核心就是中國家庭的人倫理想。
經典藝術形象是衡量一個時代藝術成就的鮮明標誌。同理，衡量一部作品的成功與否，關鍵是有無成功的藝術形象。
《人世間》成功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父親與母親塑造得平常，就像每個觀眾的「俺爹俺娘」，平常的背後是功力。
《人世間》中的女性群像各有其貌。善良是這些女性形象的品質，寧肯犧牲自己，也不願他人為自己犧牲。這種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你可以不完全讚美，但你不能不感動。
相比之下，周蓉有些別樣。她有詩意衝動，也有生活主見。
《人世間》這些人物具有旺盛的藝術生命力，無論你是否喜歡，他們都矗立在那裡，以藝術應有的姿態。
電視劇《人世間》的創作者是尊重生活的。他們不被奇思異想所驅動，而是虔誠地面對生活的原貌，真誠地塑造人物形象。
他們相信藝術不一定高於生活，因為中國社會與個人生活蘊含著遠比創作者更高更多的人生精彩。
《人世間》劇本籌備歷時三年之久，拍攝耗時六個多月，場景設計與道具選擇幾近苛求，以期還原東北的歷史場景與生活面貌。尊重生活不是自然主義記錄生活，它需要創作者的洞察力。
《人世間》創作者是成功的。他們願意搜尋日常生活中的內在本質，願意移情到每一個人物的內心，即使最隱秘的動機也不例外，然後以人物本來的邏輯，生動地描述生活與捕捉人性的聲音，傳遞出對真善美禮拜的潛在價值觀。
電視劇《人世間》的成功，這是生活的勝利——你尊重生活，生活就給你無窮魅力；它也是藝術創造的勝利——你用心創作，觀眾就用心傾聽。
（作者：任仲倫）
展現平凡百姓生活史
描繪國家發展壯闊畫卷
（以下是《人世間》原著作者梁曉聲自述。）
開播前，導演請我看過初剪片68集，我和導演也是朋友，他想聽聽我的意見「開剪」，主要是台詞方面的意見。
我也像審片員，每次記下來想法，向他匯報。由68集到58集，某些情節重新編輯了，所以現在我每晚也看，否則沒有發言權。
我曾明確表態絕不干涉改編，故我沒有看過一行劇本。
須知，對於改編，我認為原著內容只不過是一堆建材而已，磚瓦石沙、水泥木料。
導演是總建築設計師，編劇是繪圖師，演員及全劇組是體現團隊。
原著是拼圖結構，電視劇則要有主線，故改編難度甚大。
小說創作的初心源於我個人的情感。
我父親曾是大三線的工人，我小弟曾是醬油廠工人，我和我大弟下鄉時，我們的哥哥患了精神病，這使我小弟的留城歲月比秉昆還難，他和他工友們的友誼正如「六小君子」。
而我母親當年將不少留城小青年認做了乾兒子、乾女兒，他們如今仍叫我二哥。
父母、小弟都已去世，為這種民間至可寶貴的情愫留下文字記錄，也是我創作的動力之一。
我家的關係不像原著中呈現的那麼複雜，但某一時期比周家的生活還艱難，兩個弟弟、一個妹妹，三對夫妻中有五個下崗，沒收入了，家中還有一個常年患精神病的哥哥，住房還都成問題，簡直不敢回憶。
幸而那時我還有些稿費，那是我靠一支筆扶貧的十年，箇中辛酸唯有自知。
所以我寫下崗工人生活，無需了解情況。
秉昆身上有我是知青時的影子，便是義氣。周蓉身上有我成為作家後的影子，便是清高。秉義身上有我寫《人世間》時的影子，便是寵辱不驚，幾無稜角了，只想與人生和平共處。
蔡曉光是我更喜歡的人物，所以我讓他成為後來的周蓉之護花使者。
許多人認為現實主義便是反映人在現實中是怎樣的，這固然不錯，卻不全面。
另一點是我後來悟到的，現實主義也必然要反映人在現實中應該怎樣，可以怎樣，僅反映是怎樣的，那是鏡子的功能，而且因人而異，也許是凹凸鏡。
應該怎樣，可以怎樣，才使文學更成為文學。
悟到此點，再重溫名著，發現托爾斯泰、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哈代、狄更斯們的作品都有那一主基調，《簡愛》《紅字》也有，而且不是人性之理想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睽注」之眼的全面性。
悟到此點對我後來的創作有啟發；要是不兼顧此點，現實主義會是片面的主義。這些體會我在《人世間》的寫作中有融匯。
李路導演是有民間情懷的，民間是我和他、海玲同志相互交流時的一種說法，泛指最普通的大眾。
我們認為，在國家危難時期，他們中所產生的兒女一向能與國家共克時艱，若將年代前移至抗日時期，「光字片」中的大多數兒女，軍工廠的大多數工人，都會是中國抗日的堅強後盾。
周家兒女和他們的髮小肯定會秉持「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精神同仇敵愾。若以後國家又有什麼坎，他們仍會堅韌地與國家共同克服。
進言之，大多數英烈並非希臘神話中那些神的子孫，而是民間的一些好兒女，成為黨的高級幹部的冬梅父母，馬守常夫婦便產生於民間，秉義也是。
和平時期，民間兒女很平凡，戰爭年代，他們都會義無反顧地成為保家衛國的英勇戰士。
基於這樣一種對於民間的認識，導演將向民間之堅韌精神致敬作為全劇的思想主旨，這一點在演員們身上都有體現，堅韌被他們詮釋得很充分。
我作為觀眾認為春燕夫妻、國慶和趕超夫妻，還有鄭母，光明雖非主角，也都表演得極出色，我給他們打滿分。
他們各自雖有這樣那樣的性格缺點，但僅憑那種頑強旺盛的，並且儘量做好人的生存意志，也夠得上了不起三個字了。
他們都活出了幾分絕不被困難所壓倒的勁頭，而這真是中國人寶貴的總體性格。
全劇組將為普通的並不完美的他們立傳視為己任。
「文化天下」是中國文化的特徵，這當然會使文化的責任甚大。文學是文化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戲劇、小說也會肩起「化人」的義務，他們是各式各樣的，但「化人」之一派，從未缺席。
我只要求自己儘量從作家的視角，做好一名時代的書記員罷了。
我通過文學反覆所傳達的，無非這樣一種叩問：在心性方面，人應該是怎樣的，又可以是怎樣的？
尤其是生而普遍、命定平凡的人，其人生如何與「可敬」兩字結伴而行。
「史」指年代感，「詩」指人之心性質地，兩者結合，確乎是導演及其創作團隊所追求的。
最後要說的是，我只不過是原著，電視劇《人世間》是央視、騰訊影業和新麗影業公司等傾情打造的項目，是導演及其創作團隊努力完成的作品，我只不過是他們的付出的受益者，是他們的成功的欣賞者，分享者，如許多觀眾一樣。
（記者：王雪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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