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拜，這座被譽為「沙漠中的奇蹟」的城市，擁有全球最高建築哈利法塔、一晚住宿要價十多萬人民幣的帆船飯店，和世界第八大奇蹟的人工島；它同時也是阿聯人口最多也最發達的城市。
如今，這座以奢華著稱的城市有了新的定位──
亞洲線上博彩帝國新的駐足之地，儘管伊斯蘭教視賭博為罪惡、是惡魔的行為。
關於杜拜風貌的變化，嫁到當地多年、本身從事貿易的台灣人良軒自有一番觀察。她說，過往杜拜的發展史中，中國製造業會以此當成中東地區的中轉據點，一批批中國製造的貨品從中國送來，交到中東或非洲國家的商人手上，再送往其他地區。搭著貿易便車，約莫20萬華人就留在杜拜的老城區生活下來，新生代則聚集在較新穎的商業區，試圖融入當地社會。
然而2020年年底，杜拜周遭卻出現了一批與眾不同的面孔。「我發覺社區突然多了很多不太講英文、不喜歡與人交涉、神秘感很重的華人；照理來說，遇到同樣語言的人通常比較好奇、會多聊幾句，但這些新搬來的華人幾乎不理會我的攀談，」她觀察到。
隨著這些神秘面孔的進駐，整個阿聯的華人Facebook社群里也多了不少關於資訊業的招聘訊息。業主多半是標榜高薪、環境佳的金融公司，職缺從客服專員到軟體工程師都有，月薪多以人民幣計算，落在人民幣1～3萬元不等，紅利與條件誘人，只是鮮少提及「博彩」兩字。
在良軒眼裡，這些二十歲出頭的年輕華人參雜了中國內地人和台灣人，也有少數的馬來西亞人，他們總是由大巴接送集體進出，與過去十多年來外派杜拜的青壯年族群顯得十分不同；他們更為謹慎、封閉和獨樹一格。
「神秘華人圈」的故事從菲律賓說起：亞洲線上博彩起源之地
從台灣來的陳米森（化名）也是近期才移居當地的年輕人之一，他和近進的中國人一樣沉默，幾乎只用簡短的英文與其他人對話，在杜拜只有英文綽號而沒有本名。
「在這裡，即便同是同胞也不能相信。你也不能問別人的全名或是出身，這是禁忌。」
陳米森曾在亞洲各國遊歷，熟稔多國語言的他告訴我們，這樣的潛規則基本上是從菲律賓傳過來的，那是「菠菜圈」的習慣。
早在2017年初，他就隻身一人前往馬尼拉，在線上博彩業尚未被菲律賓政府納管之前，成為早期當地少見的台灣員工，為來自內地的老闆設計遊戲網站介面與策劃各種線上活動，吸引內地賭客上網試手氣。產業發展蓬勃的時期，他一個月能賺取新台幣十餘萬元的收入，讓他有餘裕自行在外租屋，甚至買車到處遊歷。
2017年至2019年期間，線上博彩業年年成長，帶動菲律賓經濟成長率向上竄升，像陳米森一樣的元老級員工也很快獲得公司拔擢，並存到了第一桶金。不過隨著更多人力進駐，博彩這塊本就晦澀不明的灰色地帶變得更加混亂。
線上博彩這項職業自此參雜了更多的詐騙、色情與暴力。像是賭客贏錢公司就捲款潛逃，利用直播色情來吸引賭客進場，哄騙未成年人進場賭博，管理階層動用手銬、電擊棒或拳腳來高壓管制員工等。
當中最出名的莫過於有「東方監獄」之稱、來自內地的博彩集團。在那裡，所屬員工會被扣押護照，關在大樓里限制出入，每日工作12個小時以上，從拉客業績未達標、吃飯超過時間到上廁所抽菸次數太多，員工動輒被處以數千至數萬元的罰款，想逃跑都沒辦法。
摸清產業的底細後，他很快決定要離開，於是轉到外商的大數據公司就業，過著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以為自己與博彩業再無瓜葛。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不只改變了全球經貿的動向，改變了亞洲博彩版圖的劃分，也改變了陳米森的職涯與人生。
疫情爆發、斷卡行動，「菠菜菜農」從菲撤離
菲律賓作為亞洲線上博彩唯一合法國家，自2017年產業陸續被政府納管後，便累積聚集了超過百萬名以上的中國從業者；然而隨著2020年新冠確診人數暴增，菲律賓一下成為東南亞疫情最嚴峻的國家，日漸擴大的公衛危機因此重創當地經濟，連帶使得線上博彩產業受到巨大衝擊。
2020年9月，菲律賓財政部長多明格斯三世在參與聽證會時就指出，疫情使得境外博彩經營商（ POGOs）開始陸續出走。
根據馬尼拉負責地產物業出租的李超地產顧問行估計，至2020年年底就有27.7萬平方辦公空間因博彩公司停業而閒置，造成14億披索租金損失和約12.7萬個工作機會消失。
為彌補逐漸擴大的經濟空窗，菲律賓政府的應對之策，是決定從現有的博彩公司身上抽取更多稅收。根據頒布的《同舟共濟紓困法》（Bayanihan 2）規定，當地博彩營運商所收取的總賭注量會被再加課5%的稅額，此舉預計可為菲國國庫帶來450億披索的收入，這些錢將用來購買疫苗和提供企業低利貸款。
此外，在菲律賓眾議院所通過的法案中，也規定年收入60萬披索以上的外籍員工需繳納25％的個人所得稅，該項準則被視為替線上博彩業所量身定做。
不僅是菲國加重的稅負，我國政府展開一連串的打擊行動，成為博彩公司離境的最後一根稻草。
幾年前，我國公安部就勒令要整治跨境網絡賭博犯罪；而在2020年10月，公安部展開「斷卡行動」來切斷電信詐騙和跨境賭博的資金流動。
將矛頭對準博彩業後，公安部宣布，光是2020年就破獲了8,800個跨境賭博案件；在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和越南的官方合作中，也逮捕了超過600名涉及跨境賭博的中國籍嫌犯，成功阻斷數兆人民幣外流。
在兩項重大政策因素影響下，菲律賓的線上博彩產業迅速凋零。隨著社會對於該產業的批判聲浪升高，菲國國稅局（BIR）也於2020年5月宣布所有博彩營運商必須先結清欠款，牌照才能正式恢復啟用；這導致約莫三分之一的博彩公司停業或是離境，整體博彩量能大幅衰減。
博彩野蠻之地——杜拜
只是線上博彩產業並未真正消失，而是迅速尋覓到了新的地點：杜拜。
在《報導者》過去2年對線上博彩持續的調查報導中，我們曾仔細梳理這個產業的分工模式，大抵上是內地金主、菲國總部、台灣代工。
受限於各國法規的不同，線上博彩公司們以高於平均1.5至2倍的薪資，吸引內地和台灣的年輕員工遠赴菲律賓，從事賭金出入和招攬內地賭客的任務；為分散營運風險，台灣也被打造成博彩代工之島，散落各地的科技公司里，擠滿許多線上客服和軟體工程師，負責提供技術服務。
橫跨菲、中、台三地之間的博彩產業鏈，在過去3年都是依循如此模式運作。而在中菲政府強力打擊下，如今博彩板塊正在發生變動。
自去年開始，大批華人面孔的從業者猶如拓荒者，一路趕往7千公里外的阿聯淘金。
在月薪數萬元的誘引下，不只原本在菲律賓的博彩從業者，還有更多來自台灣省或馬來西亞的年輕人，取代原本的內地從業者，成為新生代「菜農」，儘管他們並不一定知道自己錄取在阿聯的工作機會，究竟會是什麼模樣。
杜拜，野蠻之地
才剛過完新年不久，一天凌晨，通訊軟體Telegram上在杜拜的台灣群組上出現求救訊息，吸引了不少人關注。
「突然被踢出宿舍，有台灣人可以收留我兩天嗎？」發出訊息的同時，杜拜當地的氣溫是攝氏13度，貼文者的下場如何，沒有人清楚。
透過這則求救訊息，我們聯繫上陳米森，他向我們訴說這段過程，有如陷入流沙一般的陷阱。
當菲律賓深陷公衛危機後，陳米森一天比一天擔心病毒會找上自己，因為治療所費不貲，職涯也將因此中斷。於是他把當地的房子退了租，車子賣了，重新開始求職。他在網上找到與先前相同的職位，做同樣的數據分析工作，只是對方是一間標榜「外派杜拜」的科技公司。
曾是一名「菜農」，他心裡清楚，不少博彩業者會以「資訊公司」或「科技公司」來掩飾賭博的本質，甚至在招聘廣告上都多少有些取巧。因此他想盡辦法去查探公司底細，但一無所獲；只好在線上面試時，再三向對方確認工作內容與博彩無關。
鏡頭裡，來自中國的人資信誓旦旦地作出保證，說他們在杜拜申請的是「科技產業牌照」，做的是技術相關產業，他的工作就是後勤工程師，人資還秀了一張海景套房照片，強調公司提供優美的住宿環境，月薪約新台幣10萬元（2.2萬人民幣）。
種種條件讓陳米森終於放下戒心。去年11月，他從菲律賓正式飛抵杜拜後，才發現自己被騙。
「到了當地我才知道，什麼東西都跟面試時說的不一樣，什麼科技公司，我的工作內容就是找賭客來下注。然後大房間變成0.5坪傭人房，護照被扣，一天要工作12小時以上，還要被限制自由，公司連門都不給你出去，完全封閉管理，」他說。
為了拿回護照，陳米森跟公司的內地人主管起了衝突，對方要他拿錢贖身，否則雙方法庭上見。僅僅工作兩周後，陳米森便被裁撤了，理由是不熟悉業務內容兼做人太假，主管要求他立即離開公司提供的住處，最後在當地警方的介入下才結束這起糾紛。
監禁、集體行動、強迫加班與暴力，這些過去大多發生在內地工作者身上的行徑，在杜拜當地，卻理所當然地施加在所有博彩從業者身上，即便是像陳米森這樣有經驗的「菜農」也不例外。
另一名在阿聯的博彩工作者仕傑，更以「野蠻之地」來形容線上博彩業所在的地區。
仕傑說，和他不同部門的同事同樣是台灣人，在內地主管的高壓治理下，一天只有兩個小時能夠外出，護照也在抵達當天就被公司收走，兩個月來還沒回到自己手中過。
社群里，他更看到不少台灣人被騙來做殺豬盤，在各種電子遊戲中，無良業者會在中國賭客贏錢後就關閉網站、捲款潛逃；博彩公司則是向員工謊稱會按期給薪，結果想盡辦法苛扣各種款項，最後指責員工違約要賠款，讓員工在被榨乾後狼狽地逃跑回國。
黃金之城，海市蜃樓
隨著線上博彩業在阿聯和杜拜的持續擴張，龐大的產業鏈為當地經濟注入了一針興奮劑，也吸引了更多年輕的台灣人成為新一代「菠菜菜農」。在他們奮力地「耕作」下，亞洲博彩帝國得以續命，只是這些從業者的工作的風險加劇，逼得他們在加倍蠻荒的境地里掙扎。
根據德意志銀行在2018年的統計，杜拜的平均月薪為3,447美元，當地人的薪資則為5、6千美元不等。而根據不少招聘廣告內容可以發現，客服、風控、推廣等職位的基礎博彩業員工，月薪近1.5萬元，軟體工程師的薪資則好一點，來到2.2萬元上下。
儘管這樣的薪資與在菲律賓或台灣一樣，是高於平均的水準，但在杜拜的消費同樣高。產業轉移之際，博彩業的薪水卻沒有跟上當地2至3倍的高消費水準，這讓不少原本懷著淘金夢的員工頓時捉襟見肘，卻還得面對更高的法律風險和暴力，在沒有自由的日子裡拼命加班。
還留在產業內的仕傑，就對這樣的低薪環境有些怨言。他說自己始終對一則新聞印象深刻：2016年杜拜《海灣新聞》報導，當地政府與警方在抓捕專業乞丐時，發現每個乞丐平均每天可以賺到9千阿聯迪拉姆（約1.5萬元）。這種盛況還不僅是單一事件，2019年，警方又宣布在齋戒月期間逮捕了一名月收10萬阿聯迪拉姆（約17.2萬元）的乞丐。
「乞丐的日薪比我的月薪還高，杜拜真是富得流油，」儘管知道這是極端狀況，仕傑依舊苦笑地說道。
最終逃出博彩公司的陳米森也有一番體會。他還記得初到杜拜的情景，象徵著熱帶景致的棕梠樹遍布在高聳的現代大樓和購物中心旁；幾公里外，土色磚牆下混合了五顏六色的織布與奇特香料，商人在傳統阿拉伯式建築下進行買賣。新舊城區以捷運串聯，各色人種穿梭其中，形成傳統與現代混雜的獨特景致，一切都很新奇。
「但很快我就知道，那些風景不是屬於博彩業員工的，是屬於觀光客的。」
帆船飯店、棕櫚群島、拉風超跑與璀璨夜景，黃金之城的奢華，大多數線上博彩工作者仍舊難有機會體驗得到。
因為多數時間裡，他們都被困在黃沙滾滾的宅邸內，冒險犯難地為網站帶來更多博彩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