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這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的一首詩，用它來形容蔣介石的後人蔣友柏似乎再合適不過。蔣友柏就如同詩中的燕子一般，從最繁華到最悲涼。
從貴族淪為平民，巨大的心理落差對他來說就好像是從懸崖高處往下墜落，難以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
失去了家族的光環，讓他不得不逼迫自己快速成長，也使得他在艱難的人生里過早地看透了生活的本質，以致於說出「我從未看過幸福的狀態，20歲後一直找自己，40歲已近無欲」這樣的話。
年少喪父，被迫成長
「人最容易的是用錢買，最難的是用心換。」這是蔣孝勇教給兒子蔣友柏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句話。
蔣孝勇是蔣介石的孫子，蔣經國的兒子，算下來蔣友柏應該是蔣家的第四代。
事實上人們也經常習慣於用「蔣家第四代」來稱呼他，似乎這已經成為了他身上永遠無法抹去的一個符號。
因為他姓蔣，註定永遠擺脫不了外界對他的關注。
蔣友柏出生於1976年，也就是蔣介石去世後的第二年。
從出生到1988年1月13日蔣經國過世，他籠罩在蔣家光環之下整整十二年。
每天上下學都有專車接送，上課時還有保鏢把守在教室門口。
後來他跟隨父親匆忙離開台灣去往加拿大蒙特婁，之後又舉家遷往舊金山，開始常年定居在國外。
他聰明勤奮，品學兼優，順利考上了美國的紐約大學。
在紐約讀大學時，蔣友柏和弟弟蔣友常經常會抽時間去曼哈頓上的東街看望曾祖母宋美齡。
在蔣友柏眼中，曾祖母是一個始終穿戴整齊，令人尊敬的女性。
他那時已經長成一米八幾的青年，見到曾祖母還是會一把抱住。
宋美齡已近百歲，身邊的人擔心蔣友柏太用力會傷到宋美齡，但宋美齡卻笑著道：「沒關係，抱緊點才好，越緊越好。」
這時的他就像個孩子，和普通人一樣會跟長輩撒嬌。
1996年，蔣孝勇被診斷罹患食道癌。還在讀大三的蔣友柏為了陪伴在台灣治療的父親，選擇從紐約大學休學，這一年成了蔣友柏家裡最難熬的一年。
作為家裡的長子，蔣友柏陪著父親熬過了許多個驚心動魄的夜晚，然而是年冬天，蔣孝勇還是病逝了。
曾經的蔣家在台灣有著至高無上的權威，在蔣介石去世後，蔣家開始無可挽回地走向衰敗。
蔣孝勇去世後，蔣家的沒落更加明顯。
蔣友柏一度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從雲端驟然墜落人間的感覺讓他覺得恍惚。
然而作為家中的長子，他不得不迅速成長挑起生活的重擔。
在迷茫中找到方向，回台灣創業
蔣友柏在美國紐約大學讀的是金融專業，他在念書期間曾跟隨過幾位長輩學做房地產投資。
年僅19歲的他靠著精明的頭腦和敏銳的判斷賺得了160萬美元，這是他人生的第一筆財富。隨後他又靠著做期貨生意，賺了上千萬。
蔣友柏賺得多花得更多，在那段日子裡，他無節制地大肆揮霍，吃遍了曼哈頓的米其林餐廳，熱衷於研究紅酒。
這段人生被他自己戲稱為「沒有心跳的風花雪月。」這種看似體面的生活，不過是他用來逃避現實的藉口。
父親的過世時常讓他感到苦悶，迷茫。
他無心學業，經常在酒醉中醒來，想一想家裡的事，很快又睡著了。半夜再醒來，又繼續沉溺於酒吧的溫暖燈光。
晝夜顛倒的生活讓他混亂不堪，好在最終他還是在這無盡的迷茫中找到了自我。
蔣友柏的投資本領有目共睹讓人嘆服，賺得錢足夠讓他衣食無憂。
所有人都認為他會在美國投資領域大展拳腳，他卻選擇了回台灣發展。
有人曾問過他為什麼要回台灣，蔣友柏給的解釋是這裡才有挑戰，他也想看看已經「換了天地」的台灣會如何對待他這個另類的蔣氏後人。
2002年，蔣友柏回到台灣。
當時他已經擁有了數不盡的財富，卻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事。
他一個人跑到西門町打工，身上沒有帶一分錢。為了活下去，他什麼工作都肯做，甚至是到寵物店裡幫狗洗澡。
蔣友柏在西門町每個月大概能賺到兩萬台幣，還抵不上他在美國時的一頓飯錢。他靠著這些打工賺來的錢在那裡生活了八個月，花出去的每一分錢都必須精打細算。
俗話說：「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從極奢到極簡，這對於蔣友柏來說是一個痛苦且難以適應的過程。
那時的蔣友柏把自己放在平民的位置，讓自己學會放下身段，學會務實。
同時，他也想試試自己在沒有任何資源的情況下，能否只依靠自己在這世間存活下來。
他說：「我把自己降到最低，看看可不可以活，倘若可以活，我再試著爬到最高規格，然後看看在這之間會不會找到方向。」
在西門町的八個月，蔣友柏認真觀察出沒街頭的台北人，和他們一樣踏著夾腳拖鞋遊走於康定路和中華路，在漢口街和成都路一帶閒逛，餓了就隨便找個路邊攤吃麵打發一餐，這是他小時候在台北從未有過的經歷。
他發現即便自己沒有了父輩的資源，依靠自己的能力也可以闖出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醒悟過來之後，蔣友柏決定自己創業。
他放棄了原本擅長的領域，選擇了當時並不熟悉但卻很有發展前景的設計行業。2003年，蔣友柏創立了橙果設計公司。
把姿態放低，找到前進的方向
橙果設計公司位於台北東區伊通公園一條謐靜巷子的地下一層，公司成立最初，室內裝潢是它唯一的業務。
因為蔣這個姓氏，蔣友柏的一舉一動都被放在放大鏡下反覆觀察。也因為蔣這個姓氏，他和他的公司時常被針對，無法找到客戶來源。
沒有客戶就意味著公司隨時可能面臨倒閉，蔣友柏清楚地知道：「一個普通的公司明天倒了，沒有人會去報導它，要是哪天橙果倒了，新聞會炒一個星期。」
創業的過程充滿艱辛，蔣友柏總是把怕，恐懼，煩惱等負面情緒藏在心裡，呈現給外界的總是一副輕鬆愉快的態度。
他在後來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道：「其實有時候真的挺累的，我也想有人靠啊！我也很想要『海角七億』啊！但是都沒有，所以只能靠自己。」
蔣友柏偶爾會遇到對蔣家歷史發表批評言論的客戶，為了拿到訂單，他只能儘量把自己的姿態放低。
面對外界的質疑，他也儘量淡然處之。
他拼了命地想證明自己的能力，有時甚至必須用乞求的態度才能向客戶爭取到一次機會。
蔣這個姓氏對蔣友柏來說既是光環也是包袱，彎下腰去求別人，這樣的事在蔣家大概從來沒有人做過，蔣友柏卻在創業的過程中無師自通地學會了這個技能。
他說：「當你學會怎樣去求別人時，才會知道自己得到的東西有多麼珍貴。」
為了請到心目中最上乘的世界級設計師Michael Young，蔣友柏在六個月的時間裡堅持不懈地每天給對方打一個小時的越洋電話，不厭其煩地陳述自己的品牌理念和設計風格。
這份誠心得到了認可，他最終把對方請到了自己剛登記成立地設計公司。
有了知名設計師的加持和媒體的關注，橙果設計公司很是風光了一段時間。
無論任何公司，蔣友柏只要一通電話就可以找到具有決策權的高層見面談設計、談合作。
但蔣友柏很快發現自己被夾在付錢的客戶和偉大的設計師指導之間進退兩難，公司簽了合約，卻交不出客戶認為有價值的成果。
客戶不滿意，自然也就不願意付錢。
蔣友柏作為公司的創始人，首當其衝地要面臨客戶的抱怨。
回到公司後，設計師給他的答案永遠是：「客戶不懂，所以才要我們的設計服務。」他的金融背景在這個爭辯過程中毫無用武之地，這讓他覺得焦頭爛額。
外表的風光並不能掩飾公司內部運營的失敗，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橙果設計公司的財務收支完全不能平衡。
這讓他不得不考慮開除自己費盡千辛萬苦請回來的設計師。
2006年底，公司財務告知他公司剩下的運營資金撐不了三個月，如果不裁員，再加上農曆過年的年終獎金，橙果很可能要面臨倒閉。
蔣友柏經歷了經商以來的最大危機，他暴怒，大發脾氣，但冷靜下來之後他最終還是採納了裁員並且不發年終獎的建議。
該如何讓公司擺脫困境，蔣友柏想了很多辦法，甚至考慮到走合併這條路。
然而就在和對方談價格的過程中，蔣友柏找到了自己前進的方向。
他要求公司的設計不僅要有天馬行空的創意，更要有幫客戶賺錢的執行力。
他接單之前要先看客戶的財務報表，從報表上了解對方公司的獲利情況以及客戶結構和經營方向，之後再考慮雙方是否能夠確立合作。
種種舉措讓他的公司業績大幅提升，一舉走出困境。
2008年，蔣友柏接受了多家媒體的訪問，包括《魯豫有約》和《楊瀾訪談錄》。當被問到為什麼會選擇設計時，他回答：「設計是唯一一個永遠和我的家族搭不上關係的吧。」
蔣友柏把自己的人生經歷歸納總結寫了兩本書，一本叫做《懸崖邊的貴族》，一本叫做懸崖下的小道。
楊瀾在採訪時問他為什麼都要用懸崖這兩個字，他說：「人生前半段的經歷大部分都是在懸崖邊，一不小心搞不好就爬不起來，所以對這兩個字有特別的感覺。」
「我在20歲以前就必須要經歷多數人40歲以後經歷的事情，例如父親過世，爺爺過世，甚至到後來一些人情世故，所以一直覺得自己成長的速度比較快。」
二十歲後的蔣友柏一直在逼迫自己成長，他得到過也失去過。
創業二十餘年，蔣友柏努力製造自己的形象和品牌，想要儘量減少自己的姓氏和家庭帶來的艷羨和非議，但是新的舊的這些標籤加在一起，反而讓他更加引人注目。
他說：「我不喜歡人家稱我是『蔣家第四代』，我喜歡當我自己的『蔣家第一代』。為了我自己和我的下一代，我寧願拋棄那『第四代』殘留的政治貴族利益，從零開始去開創屬於我自己的新天地。」
蔣友柏以商人自居，但他既是個設計家也是個哲學家。
他的前半生經歷了太多，從未看過幸福的狀態。如今年近半百，他終於可以無欲無求只為自己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