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1873年結集出版的《普法戰紀》，普法戰爭成為最早用中文詳細記錄的歐洲戰事。在當時有見識的中國人眼裡，歐洲已經不再遙遠。因此作者王韜在序言中說，《戰紀》記錄別國運勢，立意卻在普遍的「天心」：「善體天心者，……先自立於無間之地，而後敵乃不得伺間以乘我。」他看到一個新戰國時代正在來臨，它頒布了一條新命令：在充滿敵意的環境中求取自立。
對於王韜的「天心」，康有為當然早有體會。1898年4月，也就是甲午戰敗3年後、戊戌變法前兩個月，在京師保國會第一次集會的演講中，他提到了一種與普法戰爭有關的圖像：
然割地失權之事，既忌諱秘密，國家又無法人師丹（今譯色當）之油畫院，繪敗圖以激人心；薄海臣民，多有不知者。
「師丹之油畫院」很可能是誤憶。薛福成有一篇出名的《觀巴黎油畫記》，記載了他在巴黎「油畫院」觀看「普法交戰圖」的經驗。這個「圖」其實是一種特殊的視覺裝置，「其法為一大圜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光明入室」，也就是現在所說的「全景畫」，曾在19世紀流行於歐美。薛福成震驚於這一裝置所展示的殘酷畫面，「目不忍睹」，但似乎不太明白這種展示要傳達的意義，因此詢問隨行譯者，譯者回答：「所以昭炯戒，激眾憤，圖報復也。」這或許是上文「激人心」的出處。康有為不滿的是，清朝沒有學習同樣曾經戰敗的法國，設立這種既能體天心又能激人心的視覺裝置。
但是，僅僅隔了兩三年，他對普法戰爭的觀感便發生了重大變化。政變後，康有為輾轉來到印度大吉嶺。在這一時期（1901-1902）寫成的《孟子微》中，他再次提到了普法戰爭：
德攻法之師丹，全城皆焚。法攻俄彼德堡，逃師盡沒。今閱其影畫，火煙漲天，頭顱遍野，為之惻傷。
對於這次觀看「影畫」的經驗，康有為的印象一定十分深刻。主體部分同樣撰於這一時期的《大同書》，曾提及色當之焚七次之多。在「有國之害」章中，他更加詳細地描寫了這一「影畫」：
觀近者德焚法師丹之影畫，草樹粘天，山河雄郁，而火煙觸野，船樓並炸，城屋半坍，屍骸遮地，或猶持槍窺發而後股中彈死矣；其婦女奔走流離，或屋塌煙郁而全家盡矣。雖悍夫強人，睹之猶當垂涕，況夫仁人，其安能忍？夫法民亦人也。孟子曰「率土地而食人肉」，謂之「民賊」而已。
在對「影畫」的觀看中，他似乎體會到了另一種「天心」，那便是超越「自立」的「大同」。
法國畫家 Wilfrid Constant Beauquesne所繪普法戰爭場景
在康有為那裡，「影畫」又稱為「影戲」。近代漢語詞彙中的「影戲」，指用凸鏡投影裝置展示的影像，最早在晚明由耶穌會士傳入中國。隨著技術發展，「影戲」的所指有靜態幻燈、連續幻燈和電影的重點變化，「影畫」則主要指前兩者。（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孫青的《魔燈鏡影》，《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4期）普法戰爭不太可能留下連續或動態的影像資料，康有為所觀看到的這次「影戲」，估計是幻燈放映的靜態圖像，並且所放映的影像是照片，而非繪畫。
《大同書》第一章「緒言」中有這樣一段思考：我為什麼會在乎別人的苦難？因為我有知覺。然而，如果我真的有知覺，現在外星球上正發生著比長平、新安殘酷百千萬億倍的戰爭，我為什麼不為他們感到悲痛？康有為回答說：
且俾士麥之火燒法師丹也，我年已十餘，未有所哀感也，及觀影戲，則屍橫草木，火焚屋室，而怵然動矣。非我無覺，患我不見也。夫見見覺覺者，形聲於彼，傳送於耳目，沖觸於魂氣，淒悽愴愴，襲我之陽，冥冥岑岑，入我之陰，猶猶然而不能自已者，其何朕耶？
能夠達到「形聲於彼，傳送於耳目」這種直接性的，更有可能是照片（指「形」），而不是繪畫。史景遷先生認為，康有為是在他十幾歲時看到這一影戲的，這恐怕是誤讀。上述引文只說到色當之焚發生時康有為已「年已十餘」，並沒有說明他觀看影戲的時間。鑑於直到《孟子微》和《大同書》中才出現了對這次觀看的記載，它發生的時間，更有可能在大吉嶺時期或稍早，但不太可能早於1898年，因為在那次保國會演講中，他還只提到關於普法戰爭的「油畫」而非「影戲」。無論康有為是在何時何地觀看了這一影戲，這一事件都有助於我們拓寬對近代人物「開眼看世界」的理解。「看世界」不僅通過閱讀和實地遊歷來完成，也藉助於現代技術提供的視覺媒介；所看到的內容不僅有異域風情和技術奇觀，也包括被現代國家組織所放大的古老罪惡。
通過精確複製的影像，遠距離地觀看發生在其它國家和地區的苦難，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經驗。康有為是較早具有這類經驗的中國人之一。有趣的是，他的反應中有極度樂觀的一面。根據囫圇吞下的科學知識，他把人的心靈想像為某種電磁現象。所謂「神者，有知之電也」，這裡的「神」指「魂知」「精爽」「靈明」「明德」，也就是個體的認知、道德和溝通能力。因此「仁」被他解釋為電荷之間的正負相吸，「不忍」是一種「吸攝之力」，「至誠」是無線電台，等等。而「有電必有光」，（至少某種類型的）光似乎是「有知之電」的附產品。於是，在康有為的設想中，繪畫和攝影作品都像是無線電中繼台，它們的區別在於，作為現代光化學成就的攝影技術，在信號傳輸的過程中可以達到更低的損耗。因此，通過對照片的觀看，被看者的「有知之電」，能夠更完整地傳遞到觀看者的「不忍之心」中。
可以想像，根據當時的技術條件，薛福成所看到的「普法交戰圖」，也許在視覺上要比影戲更為震撼；但他雖然也曾「不忍」，卻馬上被譯者的解釋扭轉到了「圖報復」的方向。按照康有為的思路，如果薛福成觀看的是影戲，那麼就不會受到其它解釋的左右：「電」「光」信號傳遞的完整性，換言之，精確複製的影像所傳達的他人痛苦的切身性，將使任何狹隘的解釋在情感上成為不可能。
透過這些令人狐疑的思辨，康有為的觀點中有一個合理的內核：具體的感官對象，是激發同情心的必要條件。提醒一下，「緒言」的標題是「人有不忍之心」。我們知道，孟子為了說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曾經舉了一個經典的例子：「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在孟子的基礎上，康有為還對現代技術的再現能力抱有天真的信心。由此，他實際上提供了上述例子的現代版本：「今人乍見師丹之焚影戲，皆有怵惕惻隱之心。」
除了真實與再現之間的可疑關係外，這裡的問題還在於，孟子只是說惻隱之心是仁之「端」，亦即需要保護和培育的萌芽，而康有為則接近於提出另外兩個主張。第一，具體的感官對象，是激發同情心的充分條件。觀看的範圍限制了我們的同情範圍；但在這個範圍之內，同情心就像一種難以遏止的欲望，它將迫不及待地填滿知覺所抵達的每個角落：「其覺知少者，其愛心亦少。其覺知大者，其仁心亦大。其愛之無涯與覺之無涯，愛與覺之大小多少為比例焉。」第二，同情心肯定可以帶來行動。他從來沒有清晰地推論說，由現代技術所帶來的觀看範圍的擴張，將通過一系列心理和行動的因果鏈條（比如說，大眾的「覺醒」），導致「大同」自動實現。同時，由於《實理公法全書》等早期著作的存在，我們也不可能認為，對色當之焚影戲的觀看經驗，是康有為「大同」思想的唯一源泉。但他也的確承認，對於規劃「大同」的行動，這種觀看起到了一種激發作用。基於這兩個主張，我們便能從《大同書》中讀出一種樂觀主義：對遠方苦難的高精度觀看，是實現「大同」的契機。
《大同書》，長興書局，1919年版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有人相信，「如果可以用逼真的畫面呈現恐怖，則大多數人最終會明白戰爭的兇殘和瘋狂。」（蘇珊·桑塔格：《關於他人的痛苦》）康有為甚至比這些人還要樂觀。然而，現代生活已經證明，不像「電」「光」等物質概念所暗示的那樣，這裡不存在任何必然性的洪流，能夠將真相、觀看、同情和行動緊密地包裹在一起。它們之間的距離要比他所設想的更為遙遠，聯繫它們的只有一條纖細的絲線，那些巨大的空隙滿足了古老的娛樂，並已經成為戰略部署的新場所。
但可能更重要的是，的確有這樣一條絲線。否則我們也無法理解史蒂芬·平克雖然充滿爭議的觀察：出版、識字率和旅行等因素，曾經在18世紀促成一場人道主義革命，而20世紀下半葉的科技革命曾經起到類似的作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它們表明，與樂觀主義者一樣，現實主義者對人性的理解也是殘缺的。正是在這個地方，康有為的幻想也許包含了一點點真理：我們的觀看和不安都將有意義。
作者：鮑文欣 上海社科院哲學研究所
編輯：李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