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皇叔能有什麼壞心思？
歷史上，皇帝登基後都會使用新的年號，同時也會鑄造新的錢幣。建安十九年，劉備尚未在蜀站穩腳跟，也未稱帝，就急不可耐地鑄造了新錢「直百五銖」。
劉備鑄造得「直百五銖」銅錢，直徑25mm，重僅6.4克，比原來流通的五銖錢重不了幾克，但卻因銅錢上縱向加刻的「直百」兩字，以一當百，也就是說，劉備用同樣的銅從百姓手裡換取五十倍不止的物資。
劉備這樣做必定會抬高物價，引發通貨膨脹。劉備此舉似乎與仁義愛民的大漢皇叔形象嚴重不符。劉備為什麼要這樣做？
三國時群雄割據，戰爭頻繁，打仗是很燒錢的。為了籌備軍用，曹操設「摸金校尉」、「發丘中郎將」，成為了有史料記載的官方盜墓第一人。一座邙山，幾多皇陵。這是地處北方的曹魏獨有的地理優勢。吳、蜀兩國沒有這種「便宜」，但孫權也曾派人去找境內的南越王墓。劉備以仁義著稱，何況本是漢室宗親，斷不可能去掘祖宗墳墓。因此，劉備只能另闢蹊徑。
除了掘人墳墓，鑄錢也是一條捷徑。銅在古代還是十分稀缺的，因此，也是財富的象徵。所以，直接鑄錢並不能解決問題，還需要想辦法從中取利。劉備所鑄造的「直百五銖」，重僅6.4克，幣值卻相當於一百枚五銖錢，恰能達到這一目的。
一般來說，攻城略地之後都能得到一定的戰利品，但劉備新入川，就遇到了財政問題，這是為什麼呢？原來，劉備為了能順利入蜀，遂向士卒許諾，「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以致後來軍用不足。劉皇叔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劉備所鑄的新錢著實坑了一回百姓，甚至還波及到了東吳。無論有意無意，劉備所鑄的虛值大錢都對東吳的貨幣經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孫權的「下下之策」
蜀、吳兩國是敵是友，分分合合，百姓間仍有貿易往來。
東吳左大司馬，右軍師朱然墓曾出土了一件「童子對棍圖漆盤」。漆盤底部有「蜀郡作牢」銘文，說明這件漆器是蜀國工匠所作。同時，墓中也出土了6000多枚銅錢，其中就有蜀國的直百五銖，進一步說明了兩國間的自由貿易往來。
東吳地處江南，相較於中原腹地，這裡受戰亂影響較小，社會較為安定，不少百姓依舊仰仗漢五銖錢進行交易。如果東吳任其發展，那麼，蜀國的知百五銖早晚有完全取代當地漢五銖的一天，也就是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逐良幣」。並且會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生子當如孫仲謀，孫權又怎會坐以待斃？
嘉禾五年（公元236年），孫權下令鑄造「大泉五百」。此時距劉備鑄「直百五銖」已過去了20多年，因此，有人認為孫權下令鑄造如此虛值大錢正是為了應對劉備發動的「貨幣戰」。
「大泉五百」仿照王莽大泉，鑄造之初重有7至9.9克，後來越鑄越輕，僅有4至7克。一枚卻相當於五百枚五銖錢，與劉備所鑄的直百五銖相比「魔高一丈」。
赤烏元年，孫權又下令鑄造「大泉當千」。近年又出土了「大泉二千」、「大泉五千」，這兩種銅錢雖不見於史料，但從其質地來看，當屬東吳所鑄銅錢無疑。不得不說，孫權果然是個狠人。這樣的虛值大錢雖能對抗蜀國的「直百五銖」，但卻極不利於吳國的市場經濟，孫權又豈會不知，於是，當終於有人捅破了這層窗戶紙，指出其中弊端時，孫權當即下令停鑄大錢，還迅速將鍋甩給了別人。
吳蜀兩國間的貨幣戰不斷升級，曹魏卻未受兩國影響。
曹操，不負天下人
曹魏政權地處北方，擁有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徐州、兗州、豫州等，基本上長江以北皆歸魏國，東漢末年，這裡受戰亂影響更大。貨幣經濟也因此受到了重創，通行兩漢的五銖錢早已失去了其應有的購買力。後又有董卓為禍朝野，所鑄無文小錢使後漢的貨幣經濟徹底崩潰。
董卓所鑄的無文小錢，粗製濫造，根本無法與鑄工精良的五銖錢相比，加上董卓之暴虐，其所鑄的小錢根本沒有什麼公信力。《後漢書·董卓傳》有：「是時，谷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通貨膨脹至此，百姓不再相信、也沒辦法再使用銅錢作交易，只能以物易物（劇版《三國演義》裡關羽當街撒錢的橋段兒嚴重不符合史實）。
到曹操把持朝政之時，魏國的百姓早已選擇用實物交易。何況，魏境百姓與吳、蜀兩國來往並不頻繁，因此，蜀國的直百五銖，孫權的大泉五百、大泉當千，並未對魏國造成惡劣影響。
其實，為了社會安定，曹操掌權後曾試圖恢復使用五銖錢。曹操所鑄五銖在克數上沒有刻意偷工減料，卻受到鑄造水平的限制，所鑄五銖錢的質量參差不齊，百姓還是更喜歡用貨物進行交易。
俗語有「劉備的江山，哭出來的」。劉備為民而哭，為兄弟哭，為自己哭，哭哭啼啼，雖然顯得有點「假仁假義」，但卻深入人心。很多人因此忘了這只是小說家筆下的劉備。正史里的劉備是個「硬漢」，喜怒不形於色，該出手時也能出手，並不手軟。比如劉備初為官，被督郵百般為難，也能「杖督郵」，並非如《三國演義》裡所說忍氣吞聲。
雖然曹操曾說過「寧教我負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負我」這樣的話，但曹操實則心懷大義，未必會去荼毒魏地之百姓。在吳蜀兩國紛紛鑄造虛值大錢與民爭利時，曹操並不為所動。劉備雖然以寬仁著稱，也未必真得事事為民，反而，從魏、蜀、吳三國的貨幣制度來看，仁義愛民的劉皇叔實際上是最不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