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強烈支持就阿比西尼亞問題制裁義大利，法國為此不得不犧牲與義大利的友誼。在義大利和英國二者之間做出選擇時，沒有哪一個法國領導人會猶豫，即使是像賴伐爾這樣反英的人。如果背後沒有大英帝國的支持，法國不可能打贏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同樣，在1937年討論加強「小協約國」彼此之間聯繫的可能性時，法國反應謹慎，原因之一是英國對法國在中歐的糾葛一直持謹慎態度，因此法國擔心這可能使法國與英國的關係複雜化。
自從1919年克列孟梭為了不疏遠英國而決定不推進法國對萊茵蘭的主權要求以來，法英關係就一直是法國政策的精神支柱。然而，令人難堪的事實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大部分年份里，英國始終拒絕對法國作出任何具有約束力的軍事或外交承諾。法國人發現，為了一個看似強大卻並不存在的虛無縹緲的法英同盟，他們正在損害現有同盟的根基。因此產生的懊惱情緒是可以理解的。法國人痛恨自己什麼都要依賴英國人，但他們知道他們最終離不開英國人；而英國人痛恨的則是這樣一個事實：儘管對法國的政策經常是出於同情，但他們知道他們最終不能讓法國失望。
法英關係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偏見、謊言和兩國彼此的回憶基礎之上的。雖然兩國一起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給他們留下了美好的回憶，但同時也留下了不好的回憶。1914年，英國遠征軍司令弗倫奇將軍曾一度幾乎要決定撤回英國。1918年3月底，法英關係也一度變得緊張。當時，德軍突破了盟軍防線，英法兩軍之間即將被撕開一個口子。英軍的黑格將軍要求貝當反擊，以防止這一情況發生。貝當卻拒絕了這一要求，他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巴黎。通過這一事件，黑格確信法國人的自私自利一點也沒變；而貝當認為英軍一直在尋找機會迅速逃往海峽港口。
勝利的喜悅並沒有完全抹去這些記憶。黑格在1919年評論道：「我不想和福煦或者一群外國人在倫敦的大街上參加任何勝利遊行。」20世紀20年代，英國無法理解法國對德國復興的無端恐懼，認為法國人是自找麻煩。勞合·喬治認為法國是「一個可憐的贏家」，而貝爾福卻稱：「法國人愚蠢得讓人無法忍受……他們非常害怕被老虎吃掉，卻還不停地去戳它。」20世紀20年代，法國保守派民族主義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萊是英國人的眼中釘。寇松勳爵有一次和他偶遇，感到特別難受，尖叫道：「我受不了那個討厭的小男人。我受不了他。我受不了他了！」還有一次，他在巴黎北站和普恩加萊道別後，關上車窗就嘀咕了一句「你可以下地獄了」。工黨的反法傾向甚至比保守黨更甚。當法國在1923年派軍（有些是黑人）進入魯爾區時，菲利普·斯諾登譴責這種「萊茵河上的恐怖」—這些「野蠻人……帶著強烈的性本能」直插歐洲的心臟。
20世紀20年代，英國把法國視為欺凌德國的惡棍；到20世紀30年代，英國又成了欺凌法國的惡棍，對法國越來越粗暴。1935年6月18日，英國與德國單獨簽署了海軍協定，這一天恰逢滑鐵盧紀念日！1936年3月，當德國重新占領萊茵蘭時，法國政府起初發出了好戰的聲音，但當英國明確表示不支持時，法國就悄然默認了。1936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後，法國政府的最初反應是打算對西班牙共和政府施以援手，但英國明確表示不贊成，法國就同意簽訂互不干涉條約。到1938年，英國對法國的欺凌已經成為他們的第二天性，英國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更是肆無忌憚地干涉法國內政。1938年4月，他公開表示英國政府強烈反對任命約瑟夫·保羅-邦庫爾為外交部長，原因是他反對綏靖政策（他曾戲稱墨索里尼是「遊樂場裡的愷撒」）。保羅-邦庫爾就沒有被任命。雖然與捷克斯洛伐克結盟的是法國，而不是英國，但這主要是因為英國政府帶頭極力迎合德國對蘇台德區（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個講德語的地區）的主權主張。張伯倫甚至都沒有事先通知法國，就把朗西曼勳爵作為獨立談判代表派往德國；9月14日，他去見希特勒時也沒有帶上法國總理達拉第。在那個月月末的慕尼黑會議上，達拉第和張伯倫幾乎沒有任何接觸；後來，張伯倫沒和達拉第商量，又與希特勒進行了一次秘密會晤。
法國對受到如此傲慢無禮的對待感到焦躁不安。1935年擔任總理的賴伐爾抱怨說，英國對待法國就像對待葡萄牙一樣。對賴伐爾和法國艦隊司令達爾朗上將來說，海軍協定的簽訂完美詮釋了英國這個「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這個說法是波舒哀主教在17世紀英格蘭皈依新教後所創造的］的名詞。1940年，法國人肯定有這樣的想法—英國動不動就犧牲盟友來跟德國達成協議，與其等著英國打敗德國後再簽訂協議，法國還不如先跟德國議和。1935年，法英關係處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低谷時期。也就在這一年，新聞記者亨利·貝勞德出版了著名的小冊子《英格蘭應該淪為奴隸嗎？》。在簡要敘述了從聖女貞德到拿破崙時代法國對英國的種種對抗後，他最後寫道：「我說我恨這個民族……我再說一遍，英格蘭必須淪為奴隸。」
儘管法國堅持說英國總是讓他們失望，但事實要複雜得多。例如，現在回想起來，對萊茵蘭的重新占領應該是阻止希特勒最後的機會，然而在當時人們卻並不這樣認為。1936年，法國軍事將領們更擔心的是被義大利疏遠，而不是他們期待已久的德國重新占領萊茵蘭。1936年3月11日，外交部長皮埃爾·埃蒂安·弗朗丹在倫敦宣布，如果英國願意提供幫助，法國就準備將德國軍隊趕出萊茵蘭。當時他最怕的，應該是得到英國積極的回應。英國則給了法國一個什麼都不做的託辭，讓他們在既沒有軍事準備也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擺脫尷尬的困境。在慕尼黑，情況也多半是如此：如果可以指責英國，那麼拋棄捷克人在良心上就會好過一點。
如果法國對英國如何讓法國失望一直喋喋不休，那是希望這樣能迫使英國以對未來做出承諾的形式進行補償。因此，萊茵蘭被德國重新占領實際上被法國政府視為一次機遇而非危機。但是，英國對歐洲大陸的任何承諾都有所保留，而且他們提供的條件始終低於法國的要求。在萊茵蘭被德國重新占領後，英國確實同意舉行會談，但這些會談僅限於武官之間的低層次的信息交流。直到慕尼黑會議結束後，1939年2月，英國才最終同意與法國舉行高層人員會談。從這個意義上說，犧牲捷克斯洛伐克終於實現了法國20年來的夙願。這種政策上的根本轉變之所以發生，是因為1939年初的一份（假）情報引起了英國政府的恐慌，情報稱德國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是向西而不是向東。與此同時，英國人開始擔憂，用1939年1月英國參謀長備忘錄中的話來說，法國正被誘使「放棄遏制德國進一步擴張這項不平等的任務」。希特勒違背了他在慕尼黑所做的承諾，進軍布拉格。此後，1939年3月30日，英國進一步向法國靠攏，承諾保障波蘭的安全。4月，英國政府開始徵兵。法國的東部盟友已所剩無幾，但英國最終站在了法國一邊。
雙方正在努力增進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早在1938年7月，喬治六世國王和伊莉莎白王后就對法國進行了為期四天的訪問。這件事在當時得到了大規模的宣傳。在巴黎市中心，幾乎家家戶戶的窗戶上都裝飾上了英國國旗，公共汽車也掛著英法兩國的國旗。法蘭西喜劇院的一位女演員在廣播裡朗誦了一首《英格蘭頌》；法國還發行了一套郵票，上面畫的是從英國國會大廈和凱旋門伸出的兩隻手跨越英吉利海峽緊緊握在一起。1939年3月，法國總統勒布倫到倫敦進行國事訪問。作為英國議會上下兩院的客人，他被邀請參加在威斯敏斯特大廳舉行的招待會。隨後，法國演員薩卡·圭特瑞和英國女演員西塞莉·卡特奈姬等人表演了節目。氣氛是真誠友好的。當然，一些仇法分子所說的不可理喻的言論也是在所難免，比如保守黨議員「薯條」錢農，他把整個事件斥為是為艾登和邱吉爾這些「親法國佬的男人」而安排的「法國佬周」。但即使是內維爾·張伯倫—他當然不是「親法國佬的男人」—也對勒布倫的演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來的娛樂表演節目讓他狂笑不止，還不斷地打嗝。1939年4月，由馬塞爾·萊爾比埃導演的法國宣傳影片《友好協約》在巴黎上映，博內和菲普斯也出席了。
20年的相互猜疑無法在幾周內就徹底消除。英國已經習慣於帶著一種屈尊俯就的態度對待法國，而且對法國一直抱有成見。在他們眼中，法國政治是拜占庭式的，法國政客是輕浮的，整個國家是墮落的。菲普斯評論說：「我很遺憾地說，誠實並不是一般政治家的強項，但沒有其他法國政治家在場的情況下，從他身上探取到真相的機會要大得多。」這種傲慢的官腔甚至影響了像哈羅德·尼科爾森這樣的親法派。他把1937年4月訪問倫敦的達拉第說成是「拜訪羅馬元老院的伊比利亞商人……跟我們自己那些星光燦爛的大臣們比起來」。英國的政治家中幾乎沒有幾個人會說法語，除了知道艾克斯萊班或者尼斯這樣的度假勝地以外，許多人對法國幾乎一無所知。在英法首輪參謀會談時，沒有譯員在場。甘末林的語速很快，以至於當時的帝國總參謀長戈特將軍幾乎沒聽懂幾句，卻還不時樂觀地低聲說著「同意」。
另一邊，法國政治家對英國（和英語）的無知程度，甚至超過了英國政治家對他們的無知。「背信棄義的阿爾比恩」這一形象深入人心。1939年1月，張伯倫訪問羅馬時，達拉第向美國大使威廉·布利特吐露了他的心聲，布利特又將其轉達給了羅斯福：
他（達拉第）完全預料到了英國會背叛他，並補充說，這是英國盟友的一貫作風。達拉第接著說，他認為內維爾·張伯倫是一根乾柴，國王是個白痴，而王后則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女人，為了保住英國王后的地位，她會不惜犧牲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他還說，他認為艾登是個年輕的白痴，他連一個英國人都不認識，卻一味仰慕他們聰明又紳士。在他看來，現在的英國已經變得如此衰弱不堪。
達拉第經常這樣向布利特傾吐心聲，兩人因此建立了極其親密的關係。但他與英國駐巴黎外交代表的關係一直不太好。菲普斯因為跟法國的綏靖派走得太近而名聲掃地。他的繼任者羅納德·坎貝爾爵士於1939年10月接任，他的人品並不為人所知，不過他那相當冷漠的態度倒是很符合法國人對英國人冷漠和矜持的看法。
一旦從英國那裡獲得了虛無縹緲的承諾，法國的決策者們就對英國變得更加堅定自信。這一點在兩國對義大利的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法國向墨索里尼尋求支持的努力就從未完全停止過。1938年10月，法國最終承認義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征服，並向羅馬派駐大使，從而消除了影響兩國關係改善的障礙。但是，當義大利媒體發起了一場顯然經過精心策劃的運動，要法國把一些殖民地甚至還有一小塊法國領土割讓給義大利時，法國的希望頃刻之間破滅了。1938年11月30日，法國新任大使應邀在義大利議會目睹了一場喧鬧的示威活動，集會的議員們都站了起來，高喊著「尼斯，科西嘉，突尼西亞」。這似乎使任何讓墨索里尼與希特勒劃清界限的希望都化為泡影。然而，英國依然對此抱有希望，這就是為什麼張伯倫要在1939年1月訪問羅馬，他們並不是義大利帝國野心的目標。英國向達拉第施壓，要求他對墨索里尼多加安撫，結果遭到了拒絕。有些法國政治家仍然相信義大利可以被說服，但1939年3月以後，這就不再是官方觀點了。一位部長輕蔑地說：「可以給他們一座碼頭，但不能再多了。」達拉第告訴菲普斯，義大利人就是一幫「匪徒」。儘管英國在7月又重拾這一問題，但達拉第卻不為所動。英國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勳爵擔心，達拉第正在變成另一個「普恩加萊」。在英國人看來，這可不是什麼恭維的話。法國已經很久沒有這樣反抗過英國了。
【摘自：《法蘭西的陷落：1940納粹入侵》[英] 朱利安·傑克遜/著 魏本超/譯 廣東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