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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子彈爆掉腦殼的約翰·甘迺迪，是《聖經》啟示錄里野獸的象徵。這種想法，對20世紀中葉的美國極端保守派來說，不僅不冷門，甚至有相當影響力。
（甘迺迪遇刺現場）
50年代成為全球首富的德州石油商H.L.亨特，便是這一流派的領頭人之一。他是相信時代論和末世論的絕對主義者。他砸錢鋪設自己的媒體帝國，只為兜售他堅信不疑的陰謀論。
（亨特）
亨特的奇特之處不止於此：他喝母乳喝到七歲；平日最喜歡的運動，是在辦公室里爬行；他確信他會永生......
除亨特這樣的極端派外，彼時的德州達拉斯共和黨，亦有亨利·尼爾·馬龍這樣的溫和保守派。
（馬龍）
馬龍與政治豪門布希家族淵源極深，當年二十來歲的老布希，來南方尋找發財機會時，便是投靠在這位父輩老友的公司里（後來老布希給三兒子起名尼爾·馬龍·布希，以示敬意）。
（老布希）
相比神戳戳的亨特，馬龍的政治理念溫和許多，也更能代表大多數共和黨人。他支持小政府；支持減稅；反蘇，但不認可美政府高層已被蘇聯滲透的陰謀論；支持溫和的種族隔離，但不支持煽動種族對立。
乍看之下，亨特之流，似乎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笑柄，但事實上，正是極端保守派的存在，才給溫和保守派構建政治身份提供了掩護，並對重塑美國右翼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亨特們被全美的批評和嘲諷包圍時，溫和派政客，如達拉斯眾議員布魯斯·阿爾傑、德州參議員約翰·托爾、亞利桑那州參議員巴里·戈德華特等人，不僅能避開攻擊，甚至還能反過來推動一些極端政策的制定。
（阿爾傑）
兩派人無意間完成了非常高妙的配合。
也正是憑藉這段鋪陳，共和黨人才得以實施所謂「南部戰略」，重新構建了一套政治敘事，令南方的白人選民認為民主黨不再保護他們的利益，一舉翻轉了民主黨在南方的統治地位，重塑了美國政治格局。
（尼克森和戈德華特）
達拉斯是這一過程的地理中心。作為連通中、西、南部的陽光地帶新興城市，這裡有悠久的新教福音主義傳統及白人種族優越論歷史，在傳統保守主義價值觀下，強調自力更生、道德主義、社會等級制度及種族隔離。
同時，達拉斯還有大量外地移民。多種條件加持下，使得這裡非常適合進行政策實驗。一旦一項政策在此地經過錘鍊和完善，便可推入國家級政治戰場。
（50年代的達拉斯）
其中最重要的一樁策略，是更為隱蔽的種族歧視方法。政治上完全正確的語言之下，藏著的隱性歧視，影響至今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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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至20世紀中葉期間，德州共和黨一直無緣參議院，州級公職亦無共和黨身影。南方白人普遍認為，共和黨是林肯的政黨，是聯邦政府的象徵，故堅定支持民主黨。
改變的發生，要從達拉斯講起。20世紀30年代東德州油田被開發後，該市成德州石油之都，銀行家也因之向這裡的石油商慷慨放貸。
（東德州油田）
二戰和冷戰，又大大加速了達拉斯飛機、飛彈、電子產品等製造行業的發展，進而給這裡吸引來更多企業及大批移民。
這些移民多是來自中西部的共和黨支持者，信仰新教居多。他們給達拉斯的政治光譜帶來新色彩。
達拉斯經濟的快速發展，仰賴聯邦層面的政策扶持。但一個個送上門的國防合同，卻滋生強烈反聯邦情緒。中上收入群體人數增加，令需要繳納高額所得稅的人變多，這些人開始慢慢轉向共和黨，以求稅收減免。
選民因而被分化。1944年、1948年、1952年的總統選舉中，許多民主黨人轉投共和黨。
1952年的選舉尤為典型。共和黨候選人艾森豪承諾，將在當選後把德州海岸線富含石油的灘涂，歸還給德州。他因此在德州擊敗對手。
（艾森豪夫婦）
這場選舉，成了兩黨在南方的抗衡轉折點。
德州共和黨的最佳媒體盟友是《達拉斯晨報》。該報40年代被泰德·迪利接手後，政治立場大翻轉，從進步派變為極右翼。制定新政的民主黨總統羅斯福及其幕僚，在該報筆下，被描繪成一群老變態。
（《達拉斯晨報》）
這類看法，在當時大有市場。該報60年代初的發行量為25萬份，居德州之首。
宗教，是團結保守派的另一武器。截至1961年，有1.12億美國人（約占總人口六成）是活躍教會成員，1960年，全美花在建造新教堂上的資金達10億美元。達拉斯是德州的宗教中心，浸信會、衛理公會、長老會的最大教堂均落座該市。
以達拉斯第一浸信會教堂為例，該教堂1960年有12108名成員，教徒捐款額超148萬美元。
（達拉斯第一浸信會教堂）
這股勢力被轉化為政治力量，緣起牧師肯尼斯·哈金。他的集會「信仰的話語」，將原教旨主義和資本主義聯繫起來。根據其理論，追求財富乃神所認可的事。這與當時達拉斯盛行的自由市場原則極為貼合。
（肯尼斯·哈金）
以上種種，促成達拉斯共和黨崛起。但若要長久維持這股勢頭，還需建立相關機構、籌措資金、吸引草根、培養候選人。
保守派的兩個亞類——溫和派和極端派——在此階段登上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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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7日，轉投共和黨不久的里根，在達拉斯紀念禮堂，對市長、商業領袖等出席人發表講話，對甘迺迪總統為首的民主黨發表猛烈抨擊。
（1962年裡根在達拉斯）
《達拉斯晨報》盛讚這場演講。組織方自由論壇的主席波特·吉福德，稱之為「有關自由這一主題的最佳演講之一」。
但最支持里根的還是共和黨溫和派，因為里根正是其中一員。相比極端派，溫和派更加務實。自由市場、有限政府、反對聯邦權力侵入各州，即是溫和派共和黨的世界觀。
經濟自由，是達拉斯溫和派的首要大事。
過往三任總統，羅斯福、杜魯門，乃至共和黨人艾森豪，都未令溫和派滿意。前兩者自不必說，艾森豪則變得越來越「左」，他成立衛生、教育和福利部，提升最低工資標準，確立更廣泛的社保福利政策。
（艾森豪）
聯邦的權力不斷擴大。
對達拉斯的移民選民來說，溫和派共和黨成了應對這一狀況的解藥。
籌措款項方面，石油商哈里·巴斯和迪克·巴斯兩兄弟，給達拉斯共和黨開闢了路徑。50年代的保守派商人，原本只給保守派組織捐款，避免參與選舉政治。巴斯兄弟則從商業夥伴處籌集資金，並由此搭建本地共和黨商人組成的捐款網絡，直接資助共和黨。
（哈里·巴斯）
哈里·巴斯手腕尤其強，1957年，他成為達拉斯縣共和黨主席，開創從銀行帳戶定期自動劃扣政治捐款的先河。
與巴斯兄弟類似的，還有德州儀器副總裁弗雷德·阿尼奇。他50年代起便為候選人募資，1960年主持過尼克森的籌款活動，1961年主持過戈德華特的晚宴委員會，1970年當選眾議員。
（弗雷德·阿尼奇）
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小年輕卡爾·羅夫，在德州政界得到的第一份工作，便是阿尼奇給的。羅夫後來為小布希掌舵了幾乎所有重大競選，名震多時。
（卡爾·羅夫和小布希）
極端保守派公然反智，但溫和派卻將知識分子及書報媒體，充分發展為吸納新選民的利器。
1962年，賈爾斯·米勒轉為共和黨人，並收購德州報紙《北達拉斯公園城市新聞》，又創立《理察公園城市文摘》周刊。他邀請富爾頓·劉易斯、莫里斯·雷思金、巴里·戈德華特等知名保守派評論認，為其撰寫文章。
（賈爾斯·米勒）
採礦商亨利·沃利發現幾無售賣保守派書籍的書店，遂開始賣書。讀者可以用很低的價格購買攻擊蘇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福利制度的書籍。
「夫人社交」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黨內女性的丈夫，通常為權貴或所在領域內專家，他們無暇經營的社交圈，便交由他們的妻子們，藉由俱樂部、教會、各類聚會等平台，運營並擴大。
這使得達拉斯的夫人們有了極廣人脈，招聘、組織集會，甚至召開選區會議，對她們來說都不是難事。
女人從以往的政治隱形人，變為不可忽視的中堅力量，背後動機，卻是為了加固宗教為綱的傳統價值觀。達拉斯共和黨活動人士瑪麗·盧·維金斯說：「我們把這些（付出）看作是一種保守主義的使命。我們覺得我們這麼做，是為了我們的孩子。」
1947年初，德州共和黨俱樂部婦女分部的成立，是該州首次將女性納入黨內機構。而全州範圍內女性共和黨俱樂部數量激增，則與德州NRC女委員薩爾瑪·布萊克密切相關。1950年至1955年間，有64個俱樂部加入美國婦女共和黨俱樂部聯合會，成員階級從權貴到工人，無所不包。
通過郵件或實地拜訪等方式拉選票，只是這些婦女俱樂部的工作之一，她們的另一重要工作，是進行意識形態教育。為政客組織演講是其中主要形式。
步入60年代後，開始有女性真正進入黨內體制中。迪克·巴斯的妻子麗塔便是如此。
（麗塔）
她從艾森豪的總統競選志願者做起，1958年成為達拉斯縣共和黨選區主席、1964年任職戈德華特總統競選委員會州聯合主席、1973年被任命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委員、1972年到1975年間加入國家經濟機會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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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端派以宗教為敘事基礎。
在這種解讀下，冷戰，乃至整個人類歷史，都是有神論和無神論的對抗。亨特堅決反對美蘇和平共處，因為他認為這意味著「自由的終結」。
（亨特）
依此思路，聯合國在極端派眼裡是撒旦的產物，是巴別塔；沒擊垮古巴和蘇聯的甘迺迪應該被彈劾；實行對外援助簡直離譜。
為宣傳其立場，亨特組建了名為「事實論壇」的媒體公司，旗下覆蓋廣播、電視、紙質印刷品等全渠道媒體。
（《事實論壇》封面）
50年代中期，該公司影響力達頂峰，受眾合計達500萬人。其最受歡迎的政策包括取消所得稅、限制弱勢群體權利、拒絕聯邦侵犯州權等等。
事實論壇亦組織了大量基層活動，最成功地點位於其總部達拉斯。1951年5月，事實論壇社區討論小組甫一開張，便在一周內成立7個分會，吸納225名成員。五個月後，分會數達50個。
電視媒體人丹·斯穆特，則專注於電視和印刷品。他在達拉斯的工作室製作的電視節目《丹·斯穆特報導》極受歡迎。
（《丹·斯穆特報導》播出廣告）
歷史學家艾沃茨·海利出版了12本保守派相關書籍，並活躍於演講圈。他批評德州出生的民主黨總統林登·詹森的《一個德州人眼裡的林登》，熱銷700萬冊。
（《一個德州人眼裡的林登》封面）
談極端派，不能不提陰謀論。陰謀論填補了信仰和知識體系中無法解釋的空白，可在智商不夠高時用來「解釋」複雜事物。對陰謀論者來說，無論對歷史現象如何進行精確記錄，都只是屬於過去的邪惡陰謀。他們先預設結論，再為這一立場找論據，進而不斷固化陰謀。
於是，學校成了戰場，文藝領域成了垃圾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成了敵人。
為加強煽動性，極端派的公開演講往往用詞過猛，風格癲狂，比如，海利形容羅斯福的政策是「屠宰美國人民」、「他的羊將被屠宰」。
（海利）
極端派又一項重要政策主張，是種族歧視，斯穆特甚至說過「採摘棉花是黑人非常喜歡的夏末節日」這類離譜言論。他自然也不承認賦予黑人公民身份的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反猶言論亦不時出現。
1915年，新三K黨在威斯敏斯特長老會、第一衛理公會、第一長老會等達拉斯教會領袖的支持下，死灰復燃。1924年，達拉斯分會成立，規模在全美各分會中位居第一。
（三K黨達拉斯分會）
表面上看，支持種族隔離的理論依據是《聖經》中對閃、含、雅弗的描寫，但本質上，是對跨種族婚姻的恐懼。
說得更直白點，是白人男子潛意識裡，對黑人男子可能會與白人女子發生性關係的焦慮和恐慌。
極端派在敘事中，喜歡粗糙地把無神論、自由主義、民權等混為一談，深究其背後心理，本質上是覺得民眾都是不該被賦權的傻子。這一點，在種族隔離議題上體現明顯，黑人群體、勞工群體、自由派的社會運動和訴求，被極端派有意混為一談。
校園是種族歧視事件高發場所，雖然1954年的布朗案，已將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判為違憲，但曼斯菲爾德市長和警察局長，依舊在1956年帶領三百多名白人，在曼斯菲爾德高中門口，試圖阻止三名黑人學生入學。
（曼斯菲爾德高中門口）
在德州州長艾倫·希弗斯都是鐵桿種族主義者的情況下，此事早已超出州級政治的層面，成為國家級政治問題。
對溫和派共和黨政客來說，這事無疑是危機，但亦有許多人，從危機中嗅到了機會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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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翼在德州吃得開，但從全美範圍來看，無疑是一群遲早要被時代淘汰的反動群體。最知名的反共政客麥卡錫，也在1953年走向末路，背後金主亨特等德州石油商，成了全美民眾提防和嘲諷的對象。
（麥卡錫）
溫和派政客審時度勢，在檯面上和極端派劃清了關係。布魯斯·阿爾傑1954年的眾議員競選中，明確站隊同為溫和派共和黨人的總統艾森豪，贏得許多選民支持。
但這種「溫和」，絕不等同於民主黨的「左」，因為他終歸是要在德州這個地方競選。連這裡的民主黨，都比外地的民主黨保守許多。
阿爾傑最後採取的，是一種經過優化的辦法。他避開了極端派的遣詞造句，轉而以更微妙的語句，對變革、種族平等、大政府等議題，進行了低調抵抗。
（阿爾傑）
比如，他不會傻乎乎地直說「要在學校進行種族隔離」，而是說「我認為黑人不想上白人學校，我們不能強迫孩子接受其他種族老師的教育」、「物以類聚是自然法則，誰都無法廢除」等等。
進入國會後，阿爾傑的實際行動，處處體現保守派利益。比如，眾議院1958年以348票對1票的結果，通過了聯邦向學校牛奶項目撥款的法案。唯一一個反對票，正是阿爾傑投的。
阿爾傑走通的這條路，給包括巴里·戈德華特、約翰·托爾、尼克森等後來的共和黨人，開創了新的上位範式。
（約翰·托爾和戈德華特）
同時，德州共和黨和德州民主黨間的裂痕在增大。德州民主黨人林登·詹森，曾是德州右翼和白宮之間的重要紐帶，在那個石油商日進斗金的年代，詹森對這些金主老鄉言聽計從。
（林登·詹森）
50年代末、60年代初，德州石油產量顯著下降，價格亦被中東低價石油衝擊得不像樣，詹森開始逐漸疏遠這些在主流選民眼裡和瘋子無異的德州保守派富豪。
詹森同意成為甘迺迪競選搭檔的消息一出，保守派更是震怒。
（林登·詹森和甘迺迪）
甘迺迪及其支持的一切，都戳了德州人的肺管子。他信天主教，推崇自由派政治綱領，強烈支持民權運動，對意識形態戰爭不狂熱，且試圖撤銷對石油商的津貼。
（甘迺迪）
於是，當詹森夫婦在1960年11月4日，也就是總統大選前四天，前往達拉斯拉票時，阿爾傑招募大批抗議者，在阿道弗斯酒店門口對詹森夫婦謾罵、吐口水。
（阿道弗斯酒店門口的抗議者）
腦子靈光的詹森，故意放慢腳步，讓這一幕盡情被媒體捕捉，進而投放給全國選民。藉此，他洗白了和老家金主有太多利益往來的負面形象，徹底與極右翼進行了切割，成功拉了一波選票。
（詹森夫婦）
而對德州共和黨來說，阿道弗斯酒店的抗議活動，令他們在國家級政治舞台上，進一步被孤立了。達拉斯被視為新興極端主義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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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樣事物走向沒落時，都有一波迴光返照。對20世紀中葉的美國極端派浪潮來說，伯奇協會正是這樣的存在。
（伯奇協會）
伯奇協會成立於1958年，初始成員包括弗雷德·科赫在內的政、商、學界知名人物。協會創始人小羅伯特·韋爾奇，是極端反共的極右翼陰謀論者，他認為包括羅斯福在內的往後所有美國總統都是蘇聯特工。
（小羅伯特·韋爾奇）
伯奇協會由一個個10到20人的小組構成，小組領導由總部直接任命，以便垂直管理。男會員和女會員的年會費分別為24美元和12美元，一次性繳納1000美元可成終身會員。成員定期聚會，討論政治熱點問題，以向政客直接寫信為主要發聲方式。
在全社會對極右翼已極為牴觸的背景下，伯奇協會的一舉一動，都極易引起政界的戒備心。1961年，《時代》《洛杉磯時報》等大媒體發文，將伯奇協會定性為在韋爾奇獨裁管理下頗具威脅性的極端意識形態組織。
就連當初糾人向詹森吐口水的阿爾傑，都在1961年3月接受NBC採訪時，冒著被罵的風險批評伯奇協會，急急撇清關係。
許多在極端和溫和之間搖擺不定的政客，也像阿爾傑那樣，借伯奇協會之力，重新把自己定位回更討喜的溫和派陣營。
令伯奇協會在衰落之路上更近一步的，是其成員、軍官艾德文·沃克。
（艾德文·沃克）
因恐懼美軍戰俘可能被敵對意識形態洗腦，美國國安委1958年發布一項指令，要求軍官在軍事基地對士兵進行反共教育。
實際操作中，像沃克這樣的極右翼軍官，自然會「夾帶私貨」，不僅抨擊白宮高官，還要求手下士兵只投票給保守派。
甘迺迪內閣擔心這類行為，會給緩和美蘇關係增加難度。於是，當沃克向一萬多名士兵分發伯奇協會宣傳冊的行為被發現後，甘迺迪下令對其進行調查。
那年11月，沃克公開辭職。保守派對甘迺迪的恨，又加深了一層。他們認為甘迺迪對沃克的調查，與當年杜魯門解除麥克阿瑟的指揮權無異，是在迫害愛國者。
但從全美範圍來看，沃克這類人的存在，不過又加深了南方保守派都是神經病的固有印象罷了。
阿爾傑、約翰·塔爾等共和黨人，於是又開始批評沃克。他們既是為與「豬隊友」切割，也是要藉此機會，主動掌握重新定義溫和派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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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翼對總統的刻骨仇恨人盡皆知，因此甘迺迪1963年11月22日遇刺時，極右翼群體在很長時間內成了重點懷疑對象。
（《達拉斯晨報》報導甘迺迪遇刺案）
首先，甘迺迪遇刺地點，是極右翼大本營達拉斯。直至刺殺案發生那天上午，亨特的廣播節目《生命線》都還在批評甘迺迪的政策。
其次，命案現場出現了一個詭異的「雨傘人」。這個名叫路易·史蒂芬·威特louis steven witt的男人，是那個陽光明媚的中午，唯一一個帶傘的人，且是在第一發子彈擊中甘迺迪時，離甘迺迪最近的人。
當甘迺迪的轎車接近時，威特撐開了傘，並將傘按順時針方向旋轉。
（黑衣人為撐開傘的威特）
由於行徑太過古怪，威特一度被視為向刺客發送信號的的人。但實際上，威特很可能真的只是個在不巧的時間、在不巧的地點、做了件不巧舉動的倒霉蛋。因為在極右翼文化里，雨傘是個極有象徵意味的物件。
（威特）
主導了綏靖政策的英國首相張伯倫，最愛的隨身攜帶的東西便是傘。舉著雨傘抗議的形式，從英國傳到美國後，成了美國極右翼抗議對外不強硬的領導人的常用方式。
（張伯倫）
威特事後辯解說，他真正抗議的對象，是甘迺迪的爸爸老甘迺迪，因為後者是慕尼黑協議簽署時的美國駐英大使，且是張伯倫支持者。
（老甘迺迪）
雖然威特的辯解很合理，卻無疑令極右翼中了更多箭。伯奇協會為了避嫌，緊急停止發行最新一期刊物，因為其中有兩篇強烈批評甘迺迪的文章。相關晚宴和集會全部取消。
刺殺案發生五天後，新總統林登·詹森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的講話，更是把極右翼架在火上烤：
「讓我們遠離狂熱分子，遠離苦難和偏執的使徒，遠離那些藐視法律的人，遠離那些將毒液注入我們國家血液的人。」
（林登·詹森在參眾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
共和黨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各種選舉中，都寸步難行。他們必須想出更加高明和低調的方式，來和保守派選民「打暗號」。
彼時共和黨的希望之星，是巴里·戈德華特。他是共和黨南方戰略的堅定支持者和實踐者。
（戈德華特）
所謂南方戰略，是指利用白人對民權運動引發的社會變革的焦慮和恐慌心理，把白人至上的核心訴求，用精心編排的表達方式進行包裝，不僅把南方民主黨中的保守派爭取過來，還鞏固中西部的保守力量。
戈德華特實施的南方戰略，有幾個組成部分。首先，他妖魔化1964年的民權法案，稱林登·詹森已背棄德州，向東部和北部的極端自由分子和黑人集團示好。
其次，他把民權運動和街頭犯罪混為一談。他的理論是，街頭犯罪源於對權威的蔑視和道德的淪喪，而道德的淪喪又源於自由主義福利國家。
他知道如何激起白人保守派潛意識裡對犯罪和黑人的恐懼，又不讓人抓住挑撥極端情緒的把柄。比如他說：「我們的女性在家裡的時候不再安全了。」話說到這裡即打住，剩下的部分，聽眾會自行腦補。
戈德華特使用了「法律和秩序」這個表述，作為對60年代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的答案，從更長的時間維度而言，無疑非常高明，但在甘迺迪被刺殺的次年，即1964年，共和黨在重大競選領域收成慘澹。
南方黑人選民毫無懸念地徹底拋棄共和黨。在達拉斯一些黑人選區，民主黨甚至曾以119:1的比例贏得選舉。1964年，全美只有6%的黑人選民支持戈德華特。
但若方向正確，蟄伏也是蓄力。無法公開表露真實心意的人，暗中用行動表態，單單1964年，戈德華特便收到超100萬美元捐款，足見南方戰略對群體心理的把握之準確。
經過四年蟄伏，共和黨終於迎來大豐收。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共和黨候選人尼克森，將民權言論和「法律與秩序」的敘事進行融合，打動了那些「被遺忘的美國人」。
（尼克森）
檯面上他絕口不講種族，只為「住在郊區的中產階級」發聲，他說這些人承擔了最多稅負，是社會的中堅，因此理應活在更安全的環境裡、享受更多福利。
但實際上，這些中產階級都是白人。尼克森在隻字不提白人至上的情況下，令白人成了最大且唯一的受益者，以讓人挑不出毛病的方式，歧視了黑人。
彼時的媒體上，儘是種族騷亂和學生反戰抗議活動，中產階級對社會崩潰的焦慮程度，遠甚1964年。若說戈德華特四年前在選民心裡種下了種子，那麼四年後這些種子已結出了果實。
1968年，尼克森當選新一任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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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末期，宗教再次在保守勢力崛起中發揮重大作用。
1976年的總統競選中，僅有三成基督徒參加投票。共和黨掮客保羅·韋里奇見狀，組織七萬多名神職人員，發動了一場名為「道德上的大多數」的政治運動。
（保羅·韋里奇）
在韋里奇等人的安排下，1980年8月21日，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里根，在達拉斯留尼球館發表講話，極大提振了南部教徒參與政治投票的熱情。
（里根在達拉斯留尼球館發表講話）
里根不斷向德州各地教徒示好，且極重視達拉斯，將其視為「里根革命」的中心城市。里根贏得1980年總統競選過程中，宗教右翼發揮了重要作用。
共和黨政治達到了頂峰，達拉斯的城市形象亦隨之改善，1984年，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在該市舉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