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權利不僅需要政府，而且只有通過政府的積極干預，才能更好地實現；在實際生活中，只有法律和政府出面，人們才能夠擁有並享有權利。
原文 ：《「所有權利都是積極權利」》
作者 | 華東政法大學 徐亦秋
上海社會科學院 殷嘯虎
圖片 | 網絡
自從英國學者以賽亞·伯林提出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兩種自由的概念以來，相關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而由此衍生出來的關於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的分類，更是對公民權利的發展與保障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般而言，消極權利主張排斥政府的干預，積極權利則注重政府的干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思想家尤其是那些自由主義思想家，似乎更青睞於消極權利。而隨著福利國家的出現，對政府權力在公民權利保障方面的能動作用的要求日益突出。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布的第二權利法案為代表，強調了政府干預對公民權利實現的重要性，使得人們重新對兩種權利的關係和性質進行審視。美國學者凱斯·R.桑斯坦在其與史蒂芬·霍爾姆斯合著的《權利的成本——為什麼自由依賴於稅》一書中，提出了「所有權利都是積極權利」的觀點；在其稍後出版的《羅斯福憲法：第二權利法案的歷史與未來》（凱斯·R.桑斯坦著，畢競悅、高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一書中，他更為詳細地闡釋了這一觀點。
權利的保障依賴於政府
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區分的核心，是如何看公民權利與政府權力之間的關係。傳統的自由主義主張「最小政府」，認為只有排除政府干預，權利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證。對此，桑斯坦提出了「最消極的自由也需要一個積極的政府」的觀點，指出：「堅持想要『最小政府』的人，實際上需要最大的政府。同樣這些人，他們反對『政府干預』，卻每天都在依賴政府。」桑斯坦的這一觀點是建立在羅斯福那句名言「貧窮的人不是自由的人」的基礎之上的，他認為：如果沒有經濟安全和經濟獨立，真正的個人自由就不復存在；社會發展的現實也已證明，「自由來自於政府的缺席」這個荒唐觀念的徹底瓦解，並就此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政府不是個人自由的敵人；所有權利都依賴於政府。
因此，公民權利不僅需要政府，而且只有通過政府的積極干預，才能更好地實現；在實際生活中，只有法律和政府出面，人們才能夠擁有並享有權利。桑斯坦以公民的財產權為例，闡述了這一觀點。傳統自由主義認為財產權是一項最重要的消極權利，但在桑斯坦看來，即使「消極」的財產權也要求政府的出場。他引用羅斯福1923年在共和國俱樂部演講中所說的話：「財產權的行使可能會幹涉到個人權利，對此，政府必須介入。因為沒有政府的協助，財產權就不復存在，這不是要摧毀個人主義，而是要保護個人主義。」
權利如何從「享有」到「實現」
消極權利和積極權利區分的關鍵，是如何看待政府權力在公民權利享有和實現過程中的作用。所有權利都是積極權利，需要通過政府的干預才能得以實現。只有政府出面，才能享有權利；只有政府作為，才能實現權利。那麼接下去的問題就是政府應當如何作為。桑斯坦還是引用了羅斯福的觀點，認為真正的問題是實踐中的問題：何種形式的干預能最好地促進人類利益？何種形式的規制能使人類生活得更好？這也就回到了政府干預的實質問題：為什麼干預和如何干預。
關於前一個問題，桑斯坦在引用羅斯福的觀點時其實已經說得很清楚了，那就是促進人類的利益。回到羅斯福所主張的第二權利法案，就是「免於匱乏」和「免於恐懼」，通過政府的積極作為，提供安全作為基本權利和自由的條件，達到消除貧困實現公平的目的。桑斯坦指出：「第二權利法案保護兩個這種利益——基本的機會和最低的安全，這二者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極其重要的。一個體面的社會應承諾保證它們。」
關於後一個問題，桑斯坦認為，實現這一目的的基本路徑是建立自由市場，自由市場不是不要政府的干預，而是同樣需要政府的干預；政府干預的基本手段就是法律。他指出：「自由市場的體制依賴於一系列的法律規則，規定誰可以做什麼，並且通過法院實施這些規則。」應當說，這一觀點在今天已經被普遍認同。美國學者斯蒂文·K.沃格爾在其《市場治理術：政府如何讓市場運作》一書中也認為「越自由的市場需要越多的規則」，他指出：「如果市場是一系列制度的話，那麼所有的市場都是被法律、慣例和規範的不同混合體所治理的，所以自由市場經濟與協調型市場經濟同樣受到治理。」
而政府對自由市場的干預，桑斯坦認為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要有所作為：一是提供機會平等，「在美國，正如在其他自由民主國家一樣，機會平等並不存在。要提供機會平等，國家必須進行大量的再分配」。二是防止壟斷，「為了真正機會的存在，政府必須採取措施，防止私人或政府的壟斷。因為壟斷壓制競爭，剝奪了人們在財富方面的公平機會」。三是提供救濟。用羅斯福的話說，就是對於其公民的幸福，政府負有最終責任；那些不是因為自身錯誤而遭遇困境的人有權利要求政府協助，而名副其實的政府必須做出適當的回應。
雖然桑斯坦是基於美國社會的現實，提出了「所有權利都是積極權利」的觀點，但這對於今天的中國社會同樣有重要的啟示和借鑑意義。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公民權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而與此同時，又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和矛盾。在協調利益、化解矛盾、保障權利等方面，需要政府的積極作為。同時，也需要注重對政府權力運行的監督與制約，通過打造法治政府，遏制權力的任性，保證政府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和干預在法治軌道上運行。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02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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