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中國人幾乎都是念著「鋤禾日當午……粒粒皆辛苦」的詩句長大的，但現在許多人已不知曉農民多麼艱辛。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及將來高科技的耕種方式，都不可能「天種人收」，總得靠人們用手中的農具（機具）去完成播種、管理、收割、揚曬、儲運等工作。儘管人們對過去農具的知曉程度不一，或是生長在大城市裡的人，或是學生和還沒懂事的孩子，但他們遲早會有機會去接觸它，甚至將來會有不少人成為運用農具的行家裡手或研究農具的民俗專家學者。
近日，北京創投市場，棗莊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資深媒體人郝玉彩曾多次到滕州市濱湖鎮調研古郁郎國文化及民俗文化，發現滕州市濱湖鎮民間流傳著灌水要有踏車、風車；割麥割稻要有鐮刀、草腰子；挑把運把要有把叉、農船、竹篙；挑糞挑桶兒泥要有扁擔、糞桶、舀子；挑渣要有泥拉兒、釘耙；挑河要有大鍬、擔子；碾場、摜把、壓麥苗要有碌碡，等等。當年，農民天天有活干，從大年初一「開門紅」到年三十上午收工再迎新年。我們大隊每年種「三熟」（兩熟稻子、一熟麥子），年年都有「雙搶」（搶收、搶種），勞動強度大，勞動周期長。那時我與家鄉人民從事農業勞動，與天地相伴，與農具為伍，腳踏實地，送走太陽迎來月亮，至今想起那時的勞動場景仍歷歷在目。
我們在探訪中發現不同農具的特點，以一個個真實、精彩、鮮活的勞動人民的故事，謳歌了在農業生產一線勞作、心地善良的「泥腿子」。每件農具都在他的筆下變「活」了，有「動感」了，件件有靈性，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一年四季，農活有若干種，耕作、播種、管理、收穫、運儲等，農具在農民手中所承擔的作用，由他勾畫出來，儼然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圖」。
滕州市境內的許多漢畫石像壁畫，真實地展現了后稷教民稼穡、發展原始農業的動人場景，令人倍生敬仰之情。石器時代是向青銅時代過渡，標準是青銅器的出現和成熟，青銅時代向農耕時代過渡標誌是鐵器的出現和冶鐵技術的發展
善為國者必先治水，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到公元前3世紀的偉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再到被稱為世界水利建築奇觀的三峽水利樞紐工程，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凡是有水的地方，必有城市的興起、區域經濟中心的發展和崛起。我國新石器時代的農耕文明由於氣候、土壤、地形等的差異，形成了南方以種植粟、北方以種植稻為主的格局。黃帝治水的成功，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到了戰國時期，由於青銅農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我國農耕文明步入了新的發展階段。這一時期，秦穆公主持興建了著名的大型水利工程一一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為「水旱從人，不知飢餓」地「天府之國"。
「大禹治水」這一事件發生於龍山文化時期，而從近些年來的考古發掘來看，主要有以下的重大發現：據史料記載，自春秋戰國至今黃河入海口航道發生了多次變化與更改，自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間，黃河下游決口1590次，大的改道26次。而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時間，黃河由淮河平原入海口，轉至黃河北部的山東半島入海口。當前河南東部、山東半島等平原地區，以及淮北平原（淮河北部）、蘇北平原的大片地區，都發掘出大量龍山文化遺址。但淮北平原龍山文化遺址屬於龍山晚期，龍山早期出土的遺址較少。從二里頭文化、殷商文化、山東嶽石文化的考古發掘來看，龍山晚期，而且魯南淮北平原北部的遺址分布較為密集。
這就表明，4000年前黃河由淮河平原入海口，導致了淮北平原水域的環境比中原地區惡劣，因此部落與人居的聚集也較少。而公元前2000年以後，由於黃河改道山東半島的渤海口入海，從而緩解了淮北平原的河流泛濫狀況，之後慢慢又開始形成了較為密集的聚落遺址。
另一個考古發現為「貝殼堤」。「貝殼堤」是在海水不斷沖刷海岸細沙，海岸泥沙被帶走而貝殼等粗質物被留下的情況下，產生的以「貝殼」為主要物質的堤壩。當前黃河北部平原、蘇北平原等地，都發現了大量貝殼堤遺蹟。同時根據對「貝殼堤」碳14(C14)的測定，發現渤海灣有兩道「貝殼堤」遺址距今在3000-4700年左右，蘇北地區也有有兩道「貝殼堤」遺址距今在3000-4700年左右。這就表明：在黃河由淮河平原入海時，渤海灣由於海水對海岸的侵蝕，會形成粗質物聚集的「貝殼堤」。同時蘇北平原由於黃河河床抬高淤泥擴張，原有的「貝殼堤」會被淤泥掩蓋，而海岸線也會向外擴張。反之，在黃河重新改道北部的渤海入海口後，渤海灣的「貝殼堤」也會被掩蓋，而蘇北平原海岸又會受到海水沖刷而後移。
因此可以斷定：共工、鯀、大禹治理黃河洪水的時期，正是黃河由淮河平原向黃河北部平原改道的時期。共工、鯀治理時期黃河流經淮北平原入海，大禹治理時期黃河流經渤海口入海。那麼為什麼由渤海口入海後，黃河的水患就得到治理了呢？這裡需要引入自然環境和地理的因素加以分析。
1.自然環境：公元前2000年左右，正是天象中的「九星連珠」時期，也是通常學者所說的「小冰河期」。在「小冰河期」到來後，旱災、澇災、地震等自然災害的發生率，都遠遠高於其他時期的災害發生率。據大量史料記載：帝堯時代黃河水泛濫於天下，各種禽獸遍布九州，年穀不登《孟子·滕文公》。從前三苗大亂，天妖夜出，雨下了三天，龍生活在廟裡，狗在街上哭，夏天結冰，地上泉水亂冒，五穀不收，民眾大為震驚《墨子·非攻下》。這裡的三苗大亂，指的是堯、舜、禹時期的三苗戰爭，即華夏集團、苗蠻集團之間的戰爭。
雖然以上史料存在誇張的成分，但也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小冰河期」自然環境的惡劣。而從距今4000年左右時期，例如：江蘇、浙江等長江地區的村落遺址，關於淤泥層、古樹沉積的考古來看，反映出這一時期曾發生過多次的水患與洪災。
2.地理因素：黃河中上游的河南、山西等地地勢較高，而且該地帶土質為黃土地，地下水水位較低，土壤滲水性也較好。因此在發生黃河水患的情況下，即使不使用任何的洪澇災害處置措施，也能夠將部落轉移到地勢高的地帶得以保存。而處於淮北平原、蘇北平原的長江地區，其地勢相對於黃河北部較低，而且主要土質為滲水性較差的黏土。因此在共工、鯀兩位首領治理黃河水患的過程中，其不可能對淮北平原、蘇北平原的水患進行控制。
黃河中上游、淮北平原地形圖
這裡要說明一下，共工、鯀、大禹三位首領的治水方式有所不同：根據以上考古發掘出的大量城牆、城郭遺蹟，可以得出堯帝、舜帝、夏禹等時代，已經出現了較為完善的對外防衛措施。共工、鯀所使用的治水方式，應該是在城郭(外城)築起堵截洪水的堤壩，卻並沒有對洪水的流向進行有效疏導。而在共工、鯀治水的時期，正處於「小冰河」、黃河流經淮北平原入海的時期，其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對黃河水患完成治理。(具體可對比1998年、2017年南方水災，就不難理解共工、鯀兩位首領治水的難度。)
而在大禹治水的公元前2000年，地球「小冰河」時期基本就要結束，與此同時黃河又開始改道由渤海口入海。因此大禹使用疏通河流、疏導阻礙水流障礙的方式，就能夠很好完成引河入海的任務。
到這裡，《大禹治水》這一傳說的分析也就結束了。《大禹治水》作為家喻戶曉的神話故事，並不僅僅像很多史料說的那樣：由於共工、鯀兩位首領採取了不當的治水策略，而大禹採取了恰當的治水策略，這樣就導致了大禹治水的成功。這種說法忽略了「地球冰河期」、自然環境與地理環境等因素，因此是較為片面的思考。而傳承與傳播接近歷史真相的「故事」，才是我們所要做的工作。
滕州市濱湖鎮郁郎國遺址（距今四千多年）第二層發現的一眼木構淺水井遺蹟，是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水井遺蹟。這個發現意味著，我們的先民在此之前已經擁有了管理水的能力。
早在新石器時代，聚居在今日郁郎國遺址（距今四千年左右）的原始先民，就已懂得在村莊外圍挖掘壕溝，以防獸害及外氏族的入侵。在微山湖留城文化時，居住在微山湖沿岸的先民，已開鑿了小型渠道，把水源引進住地，以便飲用洗滌。
到了公元前２１世紀，中原地區進入了文明社會，中原農業和農耕技術的發展也進入了新的時期。在夏到春秋的這一過渡時期中，中原農業進入了溝壑排灌的農業時代。殷墟甲骨文除記載了不少農事活動內容外，還出現了「犁」字的象形文字，可能牛耕農業已在中原大地興起。周朝晚期，鐵製農具在中原地區漸次使用。作物施肥，病蟲防治，土地連作與休耕制度被人們所採用。耕作方式上出現了耦耕和犁耕，並重視深耕和休苗的作用。中原先民們還在田間管理方面創造了一套獨特的作法──鋤地。
如果說這一時期的農業技術和方法初步奠定了中原農業的優秀傳統和技術體系的話，那麼到了兩漢和南北朝，則是這種優秀傳統和技術體系的基本形成時期。兩漢時期，中原冶鐵業非常發達，政府對農具的製造和推廣也非常重視，從而促進了中原農耕文化更加迅速地發展。就墾耕工具來說，除了鐵犁外，還有鐵齒耙、釒矍（即钁，相當於現代的鐵鎬、鐵钁）和（即鍬）等；播種工具出現了耬車。此外，還有新型的覆土工具、田間管理工具、灌溉工具、收割脫粒收藏和運輸工具、加工工具等，到東漢時又出現了水磨。鐵范鑄造金屬器類已相當普遍。到魏晉南北朝時，以保墒防旱為中心的精耕細作的技術體系基本形成，主要標誌是耕－耙－耱－壓－鋤相結合的農業耕作技術系統化。
這一技術體系，是當時中國乃至世界上的領先技術，至今仍是中國北方農業中重要的增產措施之一。後來隨著大量中原人的南遷，這些技術措施也隨之傳播過去，從而奠定了南方水田耕作技術發展的基礎。應該說，中原古代先進的農耕技術，對中國傳統農耕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從而奠定了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基礎。
作為中國農業文化的內容之一，農作物品種的選育、栽培和糧食的加工、儲藏，中原地區在中國傳統農業文化的發展中也處於前列。絲麻的栽培與紡制，也大大推動了中華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
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該詞最初出現在《易傳》中。人們認為林林總總的大千世界是由天、地、人三大要素構成的，並把世間一切事物都放到這樣一個大框架中去考察。中國古農書無不以「三才」理論為其立論的依據。這種理論把農業生產看成稼、天、地、人諸因素組成的整體，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繫觀、動態觀貫穿於我國傳統農業生產技術的各個方面。例如土脈論、地力常新壯論、有風土而不唯風土論、三宜原則等，都是從「三才」理論中派生出來的。
山頭村農耕文化展覽館
農耕展覽館是園區的文化中心，外形是以石磨為棋子，旅遊市集互動為棋盤，演繹展現古郁郎國的石器農耕文明與治水文化，二十四節氣、七行八作再現傳統工藝非遺香油坊通過圖文並茂，設置雕塑，再現場景，加上現代聲、光、電元素，竭力展現魯南農耕文化的演變歷史。是整個園區內容的濃縮，包括了園區內各項內容和文化要素，由關懷篇、養殖篇、種植篇、服務篇和園區沙盤組成。最早的時候農耕文化是從黃河流域興起的，這裡有著豐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有利於農作物的生長，而且在黃河流域附近也挖掘出土了一些農業生產工具。
農耕文明的出現，重要的一個標誌就是出現了可以耕耘的工具。現今我們能從歷史遺蹟裡面找到的最早的工具就是一些有石頭骨頭製成的農具期間，還夾雜著一些青銅的工具，直到春秋的時候才出現了含鐵的工具。
農耕文化從古至今從未斷絕，與他同時期存在的其他三個古代文明已經滅絕了，而華夏的文化卻因為他獨特的理念傳承下來。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先民們秉持著最樸素的想法，自強不息，嚮往和平以及奮鬥的理念。這些優秀的傳統文化蘊含在生活里才讓華夏文明生生不息。農耕乃衣食之源、人類文明之根。農耕文化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化之一，也是對人類影響最大的文化之一。它起源於山東省滕州市濱湖鎮古郁郎國。
遠古時期，魯南大地上長滿了大片的森林，森林中又長著各種各樣的植物，野獸時時出沒在叢林之間。我們的先民在漫長的歲月里，過著原始採集、原始狩獵的生活。正是在這種原始的採集與狩獵過程中，魯南農耕文化才得以孕育和萌芽。從狩獵中，先民們逐漸學會了識別和馴化獸類；從採集中，他們則逐漸學會了辨認果實和種子。
特別是他們在長期的實踐中觀察到，植物的籽粒隨風飄落會在地面上長出新的植物，於是就把採集到的植物的塊莖、籽粒等種植在居住地的周圍，並打制石器，製造生產工具「以墾草莽」，開始了「刀耕火種」的最原始的農業耕作。
迄今為止，在滕州地域內已發現石器遺址多處。出土的農耕、砍伐工具有石斧、石錛、石鋤、石鏟等；糧食加工工具有石磨盤、石磨棒、石杵等；紡織、縫紉工具有石紡輪、陶紡輪、骨針、骨錐等；狩獵和捕魚工具有石鏃、骨鏃、彈丸、網墜等；挖土工具有木耒(lei，三聲。古農具，形狀像木叉)等；收割工具有半月形石刀、石鐮、骨鏟、蚌鐮等；另外還有大量的經打制、磨光，刃部較為鋒利的穿孔石刀、陶刀、大型石鏟、石耜(si，四聲。古農具，形狀像現在的鍬)和打制的盤狀器、砍利器等。出土的農作物則有粟、黍、高粱、大豆以及麻類作物等。
從上述考古發掘的文物看，魯南先民種植作物的品種類別之多、使用工具的用途之廣及分工之細，都證明兩萬多年以前，在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中華民族的先祖們就開始了農業耕作，創造了農耕文化。
濱湖鎮博物館唯一的地域性綜合博物館。
館內設古郁郎國展廳，民俗展廳，古建築構件展廳，四維幻影展廳。其中彩陶展室陳列著北辛文化，龍山文化，伏羲文化，古薛文化，善國文化等一系列文化體系的彩陶，不同文化體系的彩陶讓我們更直觀地了解到史前先民們的生活。
這裡還展示古郁郎國使用時間最長的工具——石器，從人類出現直到青銅器出現前，共經歷了二三百萬年，它是人類最初的主要生產工具。這些石器由石質堅硬的岩石磨製而成，光滑細膩，細心觀察你還會發現都有圓滑鑽孔。
建築是體現人類歷史發展的物質形態，其中凝聚了人類的文化和精神創造，所以古建築不但是一種物質產品，也是一種精神產品，通過這些古建築，可以研究各個時代的國家典章制度，社會秩序和人們的思想，情感，文化意識活動。
在這裡可以看到不同動物，紋樣，大小和質量的各類磚雕，脊獸，其實它們反應出墓室主人的社會地位和生前的生活情景。
木雕也是古建築單體內部空間組織的基本手段，也是體現主人身份地位的重要因素，，通常寄寓這人們追求吉祥如意，福壽平安的語義，同時還包含著深厚的民俗學意義。
牛自古以來就是人類的寶貝，中國牛的圖騰崇拜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大禹治水時期，中華文明的根脈便是源遠流長的農耕文化，為了傳承牛文化、弘揚牛精神，濱湖鎮便建了這個牛文化展覽館。牛文化展覽館你首先看到的是這首《神牛頌》，牛，默默耕耘，無私奉獻，腳踏實地，永遠前行，善良，溫順，牛的可貴精神數都數不完。
牛文化展覽館是山東唯一唯一一家以牛為主題的展覽館，這裡收藏與牛有關的文物109件（套），與牛有關的書畫攝影作品100餘幅，展品主要為康樂牛實物、雕塑、繪畫、模型以及與牛相關的歷史文化、民俗典故等。
館內收藏有漢、唐、北魏、北齊、宋等各個朝代的牛文物，主要包括北魏彩陶牛、北魏牛車、唐代輩輩封侯、童子引牛、牛紋飾陶罐等珍貴文物，這些都是藝術水平極高，極具研究價值的稀有珍品。
看這個唐三彩牛，雄壯大氣，氣宇軒昂，以褐釉，黃釉為主，釉色自然流動，溶融，色彩斑斕，自然有序，大氣磅礴。
在展館的另一側則是關於牛的繪畫，書法，攝影圖片展，展示了以牛為主的典故成語、屬牛的名人事跡、帶牛字的民間諺語、描寫牛的名詩詞以及滕州市養牛規劃。
館內陳列著紅軍遺留的茶壺、子彈箱、馬燈等物品、紅軍在濱湖的戰場遺址照片、護送劉少奇經過微山湖濱湖去延安的路線圖、濱湖地下黨的建立等。公布為省級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紀念館還通過多媒體聲光電技術與場景藝術巧妙融合，力求立體詳盡再現紅軍長征在在濱湖鎮小李莊護送劉少奇的紅色革命歷程。
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國家，農耕文明占據了很長的歷史時段，它熠熠生輝於世界文明史。由田、牛、犁、人構成的畫面，是農耕文明時期最常見的生動場面，而農具更是農耕文明的重要結晶。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哲人確立的命題，集中體現了中國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世世代代依賴並運用的農具，已然成為順應自然、利用自然、保護自然和維持生存、延續後代、生生不息的活化石，映射著先祖們的聰明智慧，映射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天人合一的動人情境。滕州是三國五邑，人傑地靈，名人輩出的地方，郁郎是個古村落在山東省滕州市濱湖鎮。據明萬曆年間的《滕縣誌》記載：滕「西之郁郎，魯郎邑也」。據此推算，郁郎建村大約有近三千年的歷史。郁郎有五郁郎之稱，包括前郁郎，後郁郎、秦村、民生莊、季莊五個自然村。解放後此村被命為秦村，並成為一個獨立的行政村。村北一華里處原有一座唐代古廟，名叫興龍寺。
水井的普遍使用，對農業的旱澇保收與定居生活都起著重要作用。位於滕西平原，具有高超木作技術水平的郁郎國先民早已熟知在村落中「鑿井而飲」，並構築木材為井框，以防泥土塌陷其中。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郁郎國文化，水井的開鑿已較普遍。
水是滕國文化發展的自然基礎，水利是滕國善地地發展的命脈。水利治理工程的好壞，不但是當時農業生產發展狀況的反映，更是王朝盛衰的一大標誌。清人朱佩蓮過正定府，見城垣雄峻以詩狀之:九達京華路，真稱北鎮雄。波驚徒駭側，雲壓太行東。門管三重固，譙樓四角崇。古來爭霸地，時泰盡成空。在今山東滕州市西北。《清一統志·兗州府一》：界河「在鄒縣南五十里。亦名白水河。源出滕縣北龍山，西流入鄒縣境，過界河驛，仍出滕縣界，徑染山前，又西南瀦為郁郎淵，一名溫水湖。又西受聖母池水，入運河」。在今滕州市西南的文公古台上，有一塊明代地界碑，碑上記載：「滕縣系九省通衢，而地勢窪下，道路偏陷，遇陰雨過客幾乎斷行。知縣趙邦清於萬曆二十三年拾月大加修理。自北界河起至南沙溝界牌止，共修理過官道壹百叄拾里。」
水路是古代物資運輸的主要通道，說到運河，我們會想到北界河與大運河。與這些運河相比，中國古人開鑿運河的歷史要早得多。
滕州市界河鎮位於山東省著名的「百里三聖人」：曲阜孔子、鄒城孟子、滕州墨子的中軸線上，民風古樸，誠摯篤信。改革開放以來，界河鎮濱湖鎮兼收並蓄，具有開風氣之先的傳統和環境。
還有毛澤東南巡時提到過的「古郁郎國遺址」。還有一種說法，這個地方是在古郁郎國範圍內。城址頂遺址可能是郁郎國的一處建築遺址。據《水經注》推演，今留莊鄉西北有郎城，現在盡淹沒在湖中，可見郁郎國之大，說此處為郁朗國一處建築遺址是有道理的。1959年，毛主席南巡，駕臨兗州，滕縣縣委書記王吉德奉命向毛主席匯報工作。當時毛主席問起微山湖真有四個鼻孔鯉魚，王吉德作了肯定回答，又問郁郎國安在，王吉德一臉茫然。從而說明，郁郎國在歷史上的位置和毛主席歷史知識的淵博。回去後，王吉德查閱了大量史籍得知，古郁朗國遺址在滕西20公里處，原崗頭公社（濱湖鎮鎮駐地）郁朗村內。
春秋時期，魯隱公派大將來築建朗邑為魯國附國，以郁郎村為中心，向西伸延至現在的古運河邊萬畝紅荷景區，展現在眼前的是一望無際綠洲。濱湖觀光園規劃面積3．5平方公里。主要配置湖盪旅遊碼頭（三個）、水上森林公園、天然濕地氧吧、濕地百鳥園、原始蘆葦盪、濕地科普標本館、特種動物遊園、湖盪濕地昆蟲館等八個旅遊項目。
向陽渠等引湖灌溉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但便利交通，而且對農業生產的發展也起有重要作用，因此，治理水患、防旱排澇、保境安民，成為郁郎國統治者的重要工作。
水利還關係到國家安全。1975年的從微山湖迭湖村，向陽村到山頭村興修十幾公里向陽渠，經專家論證，為的形制很獨特，水和城環環相套，從內城往外走，越過8米寬的壕溝，就是60米寬的外城，城外又是一道壕溝規模更大，說明當時的人們十分重視開發利用水利資源。
興修水利，便利了交通，發展了農業，帶動了工商，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因水成市、枕河而居」的空間格局形成了魯南傳統鄉村特有的水網格局。
魯南農耕文化，是中國農耕文化的一個重要發源地，是中國農業文化的基礎，又是宋代以前中國農業文化的軸心。中原農耕文化源遠流長。「中國農業的起源與發達、農業技術的發明與創造、農業的制度與理念。洪荒的遠古歷史，都被時光的塵土深埋在了地下，只能從文獻記載的傳說和考古發掘出的石頭中找到一些記憶。
我國古代神話傳說中有炎帝號稱「神農氏」。據說神農氏之前，人們吃的是爬蟲走獸、果菜螺蚌，後來人口逐漸增加，食物不足，迫切需要開闢新的食物來源。神農氏為此嘗遍百草，歷盡艱辛，多次中毒，找到了解毒辦法，終於選擇出可供人們食用的穀物。接著又觀察天時地利，創製斧斤耒耜，教導人們種植穀物。於是農業出現了。這種傳說是農業發生和確時代留下的史影。
早在八九千年前，中原華夏族就開始了農耕實踐。中原地區發現了可以說是整個黃河流域迄今發現最早也最有代表性的農耕文化遺址。這裡出土了農業生產工具和糧食加工工具，表明農耕文化已經確立，並有了一定發展。春秋到漢代時，中原農業作物已有「五穀」、「九穀」之說。故此，中原人又被稱為「糧食之民」。不過，糧食生產不是唯一的。當時還飼養「六畜」（馬、牛、羊、豬、狗、雞），種桑養蠶，種植蔬菜、油料，樵採捕撈，副產品加工等。特別是農桑並重的生產結構，成了中國傳統小農經濟的基本特徵。
當代許多學者認為，中華文明的初始階段是多元發生的。而中原文化則以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崛起，率先進入文明時代。距今４０００多年的龍山文化時期，中原農業已由鋤耕階段進入了犁耕階段。
作者：郝玉彩：資深媒體人，國家級文旅及鄉村文化展會展館策劃專家，棗莊市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