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左藍，1943年，在重慶中央公校做老師的時候，一次舞會中，偶然認識了余則成。
那一年我25歲，而他比我還要大4歲，這樣年紀的男人在重慶單著的人很多，但真正沒有結婚的人很少，大多數人在老家其實都有原配，而在這裡又和「抗戰夫人」們過著同居生活。
然而他的感情很細膩，甚至完全不像一個北方男人，而跟我此前認識的很多上海人很像。作為男朋友而言，他的細心呵護，讓我感受到普通生活對一個女人釋放出來的最大善意，但是他其實根本不了解我。
生活在重慶這麼複雜的地方，他謹言慎行已經習慣了，所以對我在報紙上公開發表的一些觀點，他開始表現了出了擔憂。這一點，我認為他對於生活的妥協，甚至開始有點像我的父親了。
我甚至擔心有一天他會像我的父親一樣，最終從一個革命青年變得世故圓滑，最終最終走向普羅大眾的反面。
我的父親，福建安溪人，是粵軍的一個低級軍官，早年經歷過廣州的大革命，是一個標準的走在時代前沿的革命青年，我就出生在這樣的一個革命家庭。
我從小熱愛文藝，14歲那年，就讀慈勤女中的時候，在 《廈門日報》上發表了成名作《我的故鄉》，還在當時上海走在時代最前沿的女性雜誌《女子月刊》上經常投稿，我的偶像是鑑湖女俠秋瑾。
但是隨著1933年底，第十九路軍發動的「福建事變」宣告失敗，連番號也被撤銷。父親這代老粵軍曾經的榮光與希望，瞬間幻滅，父親也徹底變了。
父親最終變成了他年輕時自己最討厭的人的樣子。那段時間父親賦閒在家，原本堅持一夫一妻、新式婚姻的他，卻因為想生個兒子，打算拋棄我的母親，再娶個姨太太。母親逆來順受，咽下苦水，我不能忍，因為從小正是父親教會我的，對於不公的反抗。
父親曾經是我眼中的驕傲，粵軍曾經走在革命的最前沿，十九路軍在北伐戰爭、中原大戰和「一二八淞滬抗戰」時期戰鬥力極為強悍，被譽為「鐵軍」。
如今看他墮落如此，我實在心有不甘，怒言控訴。然而他沒有像以前那樣耐心解釋，而是強制關了我的禁閉，並威脅要將我許配他人。這還是當初的父親嗎？母親可憐我，在她的幫助下，我拿著18塊銀元，得以逃離虎口。
1934年，我流落到了上海，見到了魯迅先生。在我人生最痛苦和彷徨失措的時候，正是他的作品，讓我重新振作與清醒。
在他的介紹下，我認識了一大批左聯的作家。其中包括戲劇作家左明，我們經常一起創作，一起表演，一起宣傳，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左明組織了上海抗日救亡演劇第五隊，我們一路演出，一路向心目中的革命聖地延安出發。然而一個多月後，淞滬會戰爆發，當到達武漢之後，我就和上海抗日救亡演劇第五隊走散了。我被人群裹挾著一路向西，到了重慶。
當我1938年5月，到達重慶的時候，聽說他們已經於去年的10月就已經到達延安了，很多成員已經進入了魯藝，這讓我很羨慕，我這希望早日和我的戰友們團聚。
在重慶的時候，經人介紹，我進入了重慶中央公校當老師，積極宣傳抗日，發表了很多蘇聯譯作，宣傳革命思想。這也讓重慶的地下黨組織發現了我，慢慢發展進入了組織。
我一直認為，他是一個內心很小資的人，眼裡面只有小日子，他本能地逃避著國家的民族即將面臨的命運。他甚至天真地相信，只要趕走日本鬼子，天下就太平了。
其實是我簡單了，1945年，當組織告訴我，眼前這個男人根本不是什麼青年工程師，而是軍統特務。
包括他是哪年從軍統的青浦特訓班畢業的，然後怎麼來的重慶，都攤在我的面前時，我突然一切都明白了。
當我知道他是軍統特務的那一刻，我們本已提上日程的結婚計劃就擱淺了，我們的愛情在我內心也已經結束了。
但是組織讓我繼續和他保持接觸，試圖將他爭取過來，因為他只是負責技術工作的。我嘗試不揭穿他，和他談到了未來，但是這次當他依然說信仰生活，信仰我的時候，我沉默了。
曾家岩聚會事件，有驚無險，但那個叫余則成的人卻突然失蹤了。以前我去他宿舍找他，他即便不在，經常會在在桌子上放本書，在書里夾張紙條，告訴我他的去向，大概幾天能回。可是這一次，他徹底消失了。果然，他是特務。
發生這種情況，組織立刻安排我轉移。可是重慶走不了了，因為我早就被特務盯上了。原來安排我從重慶去延安，用的那個渠道，就是軍統特務派遣的渠道，這是一個隱藏在軍統內部的渠道。但是臨行前，突然通知被作廢了。
當時我並不知道，因為軍統通過這個渠道派遣到延安的幾名特務一到延安，就全部落網，軍統反向查證的時候，導致了這個渠道的暴露，最終又導致了呂宗方同志的犧牲。
而我要安全離開重慶，只能選擇走南京，去南京的渠道，同樣是軍統的內部派遣渠道，然後再通過南京的渠道到延安。
當2個多月後，我到了南京陝西會館，組織讓我見一個人，驚魂未定，我竟然再次見到了受傷的余則成。
此刻的他，對這個充滿懷疑，充滿警惕，像極了一隻受傷的小獸。這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已無力探究，但是無論他要表達的是憤怒還是眷戀，人生啊，一旦分開，能有幾個重逢？
我以為這段感情已經徹底結束了。當我到延安後，終於與同志們團聚了，我留在邊保社會部，負責文藝宣傳工作。經常去到學校，見了太多的人，做了太多的事情，我一直忙碌著自己，希望淡化掉那段感情對我的影響。
1945年12月初，軍調開始，鄧銘將軍在邊保社會部選一個擅長文藝宣傳的女助手，和他一起參加天津的軍調工作。
但是我萬萬沒想到，時隔大半年，我竟然在這裡又見到了余則成。這一次，他的身份是一個記者。
此刻我愣住了，究竟是敵是友？至少他曾經是一個軍統特務。特別是我見到他和一個陌生女人，在飯店一起吃飯分場景，那個信誓旦旦信仰我的男人，還是跟別人結婚了。
我的心亂了，革命者不應該婆婆媽媽。可是他畢竟在生命中出現過3年，回憶一幕幕，往事一幕幕。
當我向鄧銘將軍匯報了情況後，鄧銘將軍突然意識到了另一種可能，最終電報也證實了他的假設。沒錯，余則成現在是自己人。
鄧銘將軍一句：「革命的愛情分外浪漫。」讓我紛亂的思緒和陰霾一掃而空。
我們排除了可能因為誤會而產生的各種不必要麻煩，還一起合作揪出了掩藏在延安的佛龕，除掉了馬奎，換回了秋季秋掌柜。那段時間，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愛情和信仰得到了統一。
但當那天他莫名其妙地來奉命來策反我時，一個自稱馬太太的電話打進，當時我並沒有意識到風險。
直到他走後，我才意識到我們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圈套，余則成危險了。怎麼才能將他掩護過去？
思來想去，只有以身涉險，主動答應去見馬太太，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掩護余則成。但是你們知道的，在路上，發生了意外。
其實很多人都在責備我專業素質不行，怎麼就不懂及時補槍呢？其實我並不是不知道要及時補槍。而是我必須立刻馬上讓翠平離開，她的憨勁上來，不肯走，要確保我的安全，她才肯走，因為這是余則成交給她的任務。
幼稚啊，那我為什麼要冒險出來？此刻只有沒人發現她在現場，才是對余則成最大的保護。那麼勸她，她就是不停回頭。
所以當我背後中了一槍後，其實我已經疼得站不起來了，但還得微笑著，讓翠平快走，讓她確信我沒事。你走吧，為了余則成的安全。
在倒下的那一刻，我無怨無悔。因為我知道余則成已經和我有了共同的信仰，會替我走完我還未走完的路。我的愛情和我的理想已經高度統一。革命的愛情啊，分外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