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新聞史研究群主辦的「大眾媒介與近代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第一屆新聞史工作坊」在北京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等科研機構及高校的30餘位專家齊集線上線下，就中國近代史與新聞史學科共同關心的關於近代中國報刊、現代媒介與政治、記者群體與新聞生產、國際關係與輿論宣傳、傳播與閱讀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並進一步探討了相關研究領域的拓展與深化。
報刊史實的發掘與釐清
近代中國新聞史實的發掘、梳理是新聞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共同關心的問題。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李衛華關注了近代報刊發刊詞的淵源與流變，她梳理了近代報刊發刊詞經歷了由傳統書「序」到代之以「敘」、再到源自日語的「發刊詞」的變化，並揭示了這一演變過程中所折射的近代報刊文體的形成、從日語輸入的「新名詞」、知識分子藉助報刊傳播新思想等豐富的歷史意涵。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李珊注意到晚清時期上海道台馮焌光創辦的中英雙語報紙《新報》，她通過對該報刊載內容的分析認為，馮焌光主持下的《新報》是洋務派的一次辦報實踐，值得進一步發掘。武漢大學歷史學院左松濤副教授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後武漢存在的幾種「漢口日報」的相關史實。清末民初的武漢報館林立，但是武漢地區新聞史的研究相對薄弱。有鑑於此，左松濤在海內外多方搜求資料，釐清了清末《漢口日報》、英文《漢口日報》等報紙諸多基本史實。
媒介政治
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彭劍教授從1911年夏秋清廷對於制憲時期的新聞管控，探討了在清季報業勃興的時代，清政府對於涉及國家大事、朝廷對機密信息的保密能力。他認為，清廷對於制憲活動嚴格保密，以致外界對制憲細節知之甚少。由於民間對制憲極為關切，在無法獲取官方消息的背景下，報刊紛紛傳播小道消息、刊載制憲主張，客觀上削弱了清廷的公信力。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馬建標對於五四時期的媒介與權力的關係加以考察，提出政治精英對於新聞媒介的把持，致使巴黎和會上山東問題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與此同時南北議和等時事則為大眾所忽略。他進而提出對於民國時期媒介政治的研究中，應當注意思考外交與內政、民族主義與民生主義之間的關係與張力。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高級講師魏舒歌，考察了20世紀20年代初期英、美、日在華英文報紙對媒介資源的爭奪。她指出，一戰以後列強勢力重返中國，各國對於國際話語權的爭奪，使得原本即具有跨國特徵的在華英文報界呈現出複雜的競爭局面：一戰期間乘機在中國拓展英文報業的日本對英國在中國英文報界的壟斷地位構成了極大威脅，美國亦憑藉與中國精英的密切合作及無線電報上的優勢挑戰著英國的媒介霸權，具有美日兩國背景的英文報紙的競爭關係更是日益白熱化。
國際關係與輿論宣傳
現代社會的新聞媒介在對內和對外兩個不同方向發揮其輿論作用，對外的宣傳往往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宗旨、面對其他國家展開對話或交鋒。九一八事變後，中日兩國在政府層面和公共輿論層面展開了激烈的輿論較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侯中軍研究員指出，為配合訴諸國聯的外交政策，南京國民政府有針對性地進行外宣，力圖駁斥日本反動侵略的戰爭藉口，但是英國外交部遠東司經研判認為，很難在既有的國際法原則上作出孰是孰非的判斷，這種認知影響了國聯在中日衝突上的態度與決策。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籌）博士生丁書穎重點考察了太平洋戰爭前夕漢口《楚報》和路透社在日偽破壞下被迫停業的事件。《楚報》停刊和路透社的停業造成華中地區新聞被軸心國把持，因此該案發生後英國政府開始反思其對華宣傳政策，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英國情報部便開始在外交綏靖的掩護下通過部署人事、發行刊物等形式進行對華宣傳。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籌）肖如平教授則關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駐華記者對國共關係的報導及英國政府對本國新聞記者涉華報導的審查，揭示了英國出於對中英盟友關係的顧忌以及對本國殖民利益的擔憂，打破本國新聞自由主義傳統，出台關於中國內政和國共關係的報導自由與尺度的過程。
冷戰語境下的輿論宣傳是近年來學術界較為關注的議題。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翟韜副教授聚焦於1949年至1969年美國在第三世界的涉華外文宣傳，分析了美國面向第三世界國家的涉華宣傳從醞釀、啟動到全面展開的政策演變。翟韜指出，美國在東南亞國家的涉華外宣，顯示出中國因素是美國第三世界觀念和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向芬研究員的報告指出，「冷戰觀」是指冷戰利益相關方長期形成的根本性認知和系統性邏輯，因世界觀、安全觀和國際關係政策指向不同，中西方在不同時期形成了不同的冷戰觀。她追溯了20世紀40年代冷戰話語的緣起、分析了外交戰略下的權力運作以及冷戰研究中「官智合流」的現象，並在此基礎上揭示出西方主導了冷戰觀的知識傳播，中國則在複雜的國家關係和世界格局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冷戰觀」。
精英知識分子與報界
民國時期，知識分子與報界關係密切，知識分子不僅頻繁在報刊中表達自己的意見主張，還往往主動創辦各種報刊、搭建發聲平台。因此，中國近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亦頗為關注報刊及其背後的人際網絡、權力運作。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朱丁睿注意到中國近代史上報刊對於知識分子的凝聚作用，她以新文化運動時期重要的知識分子高一涵為考察對象，分析他與《甲寅》《新青年》《努力周報》等刊物的關係，揭示高氏與不同刊物同人在思想上的離合。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王建偉則藉助報刊史梳理了1930年代各方有關胡適「落伍」的言論，結合對於胡適自身思想脈絡的分析，試圖重現相關爭議的歷史語境，進而把握時代特徵與社會思潮。
不僅是國內的報刊雜誌，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曾在海外的英文刊物中積極發聲，推動了中國與世界的學術互動與思想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馮淼考察了陳翰笙1936—1939年在太平國際學會總部及其附屬刊物的相關工作，展現了在日本侵華的歷史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立足學術研究、反駁日本在英美知識界所做的戰爭宣傳的愛國意識。
記者群體與新聞的生產
作為近代中國社會誕生的新事物，與報刊相伴生的新聞記者亦是中國新的職業群體。他們的專業教育、職業樣態與群體特徵，以及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新聞生產機制，亦是受到歷史學和新聞學研究者共同關注的問題。
由相同職業的人群結為的同業協會等組織，是近代中國社會機構的頗具活力與時代特徵的新元素。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趙建國教授關於國民革命時期廣州市新聞記者聯合會的研究，便為理解這種歷史現象提供了典型案例。廣州新聞記者聯合會在國民革命時期建立，該組織的宗旨、活動反映了革命意識形態和新聞專業主義的相互滲透，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該組織發展受限則反映了國民黨新聞統制政策對新聞業的擠壓和限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王毅以「1920年代末新聞界危機與左翼記者的形塑」為題，考察了左翼記者群體的出現。他指出，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在國民黨黨國體制建立、商業資本擴張和民族危機加劇的背景下，新聞界進步人士將新聞職業理念與左翼社會科學思潮結合，發展出左翼新聞理論，左翼新聞記者群體亦由此形成。這一過程構成了中國新聞職業化發展的重要階段，也展現了近代新聞記者對時代命題的積極回應、思考與介入。山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俞凡在發掘整理大量珍貴歷史檔案的基礎上，聚焦於山東抗日民主根據地宣教幹部的選拔與培養，深化了我們對於抗日中共根據地新聞發展的認知。他指出，在人員選拔上，中共大力爭取與動員根據地農村的知識分子，並著力提高其思想認識、培養其業務能力。在實際工作中，中共儘量採取口語化傳達、細化工作步驟等方式布署宣傳工作，為中共建立和發展抗日根據地提供了堅實的輿論支持。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研究員張慧瑜關注了晉冀魯豫根據地《人民日報》中「生產宣傳」的報導。他從生產宣傳的理論來源、基本形態、傳播手段、組織機制及其與西方新聞傳播學理論的對話等方面，探討了生產宣傳這一特殊的報導類型，在近代中國新聞實踐中的特殊性和歷史意義。江西師範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德學報告了對日本人在華北淪陷區創辦的偽中華新聞學院的研究，揭露了日本人通過提供優渥學習條件、豐富就業機會等方式收買人心，實為掩蓋其侵華行徑的醜惡面目。
文本的傳播與閱讀
無論從傳播學的視角出發，還是從歷史學的進路入手，與新聞的製造者與生產機制相對應的新聞的受眾與閱讀接受是研究者不能不關心的問題。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王明亮則考察了抗戰時期淪陷區民眾對日偽報刊的閱讀。在日偽報刊利用廉價傾銷與強迫攤派的方式壟斷淪陷區輿論、民眾無法獲取愛國抗日報刊的背景下，閱讀日偽報刊成為淪陷區民眾不得已的選擇。但是，通過對中國民眾的閱報行為的考察，王明亮發現淪陷區民眾對於日偽的報導有自己獨特的「解碼方式」，在抗拒日偽報刊的輿論引導和感情收編的同時，創造了自己的解釋空間。
此外，線上線下的專家學者還就新聞學與歷史學的交流與對話的可能性、新聞史研究的主體性、媒介技術與歷史演進的關係等問題進行了進一步的交流。
（作者：李 珊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