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奧斯維辛囚犯長親歷的猶太人絕育實驗
轉載自人間theLivings
在那些得以返回訴說自己經歷的女孩中，有些告訴我，一些刺激性的液體被注入了她們的陰道，這過程疼痛難忍；有些說她們被某種東西輻射，我能看到她們的皮膚上被灼傷的痕跡；其他的女孩則被麻醉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只是醒來後發現自己的私處非常疼痛。一些人的陰道口被縫上了線。
前 言
1942年3月，25歲的幼兒園老師瑪格達和將近1000位年輕女性被送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集中營里，納粹很快就發現，透過讓囚犯每天自主管理住宿區，甚至營地，就可以減少所需的守衛人數，同時，納粹還可以利用這些「看守長」來轉移外界對他們的注意力。
瑪格達就是一個被推選為「看守長」的猶太囚犯。為了儘可能地挽救生命，同時避免過於「軟弱可欺」，她遊走在刀刃邊緣般的危險界線，一邊竭盡全力幫集中營的女性們度過難關，一邊又與奧斯維辛最惡名昭彰的納粹們建立了緊密的關係。《納粹知道我的名字——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勇氣與生存》就是她的故事，為我們揭開了納粹最鮮活的面目和集中營女性最真實的處境。
序言（節選）
很少有人知道被關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中是什麼感覺——除非你在那兒當過囚犯。而知道在集中營中被迫當看守是什麼感覺的人就更少了。
假如不幸身陷此境，或許勇敢聰明如你也無法阻止大屠殺的發生，但在不斷與敵人周旋的過程中，你可以拯救一些生命。每時每刻，你都必須警惕其他發現你對犯人太好的看守，他們或許會因個人恩怨，或者僅僅是出於無聊，就讓你死無葬身之地。然而，你可能並沒有做什麼對犯人「太好」的事——僅僅是想要將他們當人看而已。
我的母親瑪格達·海靈格·布勞就是這樣一名囚犯，儘管在她人生的大部分時光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故事，甚至她的大部分家人也不知道。
瑪格達一直是一個謎。儘管她經歷了很多，但她不像許多其他大屠殺倖存者那樣，餘生都在展示這段經歷造成的情感創傷。瑪格達總是向前看，積極而勤奮。在我和我的妹妹的成長過程中，如同其他母親會講述自己在農場長大的故事一樣，瑪格達也會講述她在集中營的故事，以及她在其中扮演的獨特角色。我們對此毫無概念。最後，我們總會不耐煩地說：「媽，別再說了。」
最後，在我和妹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她用手寫下了自己的故事，並一遍遍修訂。後來，她雇用了一個年輕人，讓他把自己的手稿轉錄為列印稿。至此，我們才完整地了解了她的故事。但瑪格達並不在乎別人讀完後的感受，也不打算做任何說明。
在2003年，她87歲的時候，她將自己的故事印刷成了一本小書。為了支持自己參與的慈善項目，她組織了一場新書發布會，賣出去幾本書。整個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在母親生命的最後幾年，她不再談論她的故事，或者關於大屠殺的任何話題。雖然還有更多故事有待講述，但她已經受夠了，想要擺脫回憶往昔的噩夢，就好像將這些故事寫下來之後，那些深刻而令人窒息的創口便癒合了。她又變回了我們熟悉的母親——那個總是帶著目標向前看的母親。
直到母親在將滿90歲時過世，我才開始重視她那驚心動魄的人生故事。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她為以色列的亞德瓦謝姆大屠殺紀念歷史博物館、美國的大屠殺紀念館、墨爾本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中心等大屠殺紀念機構提供了一些音視頻證詞。
幾年之後，她又將這些資料交給了電影導演史蒂芬·史匹柏創建的納粹浩劫基金會。這些採訪往往長達好幾個小時，但她幾乎沒跟我們提過。當我觀看或者聆聽這些資料時，我才明白，她當時為什麼會急著將她的故事寫下來，因為她已經忘記好多細節了。
她也留下了其他一些可以充實此故事的材料，包括那些她通過不斷斡旋才從納粹手裡救出的女性的證詞。我意識到，瑪格達只寫出了整個故事的一小部分。
在母親去世後的幾年裡，我對她和她周圍人的經歷有了更多的了解。這是一個女人和納粹黨衛軍鬥智鬥勇的非凡故事。在最臭名昭著的納粹集中營，殘酷和恐怖的事件時刻上演著。
然而，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瑪格達發現了內心的力量，在和黨衛軍近距離接觸的過程中，她用獨特的視角記錄了黨衛軍的謀殺行為、謊言和欺騙手段，並且在三年半的時間裡，不僅保住了自己的命，也救下了數百個其他囚犯。
瑪格達的身份十分特殊。她身為囚犯，卻被黨衛軍任命，成為一名「囚犯工作人員」。人們對這類角色所知甚少，更被大眾所熟知的是「囚監」——為黨衛軍中管理囚犯勞力的官員執行特殊任務的囚犯。囚監通常是硬核的德國囚犯，以冷酷無情著稱。
不幸的是，他們的名聲也為其他囚犯管理者們塗上了相同的色彩。因為被迫被納粹任命，瑪格達被一些倖存者誤解，並受盡指責。對她的大多數指控都來自道聽途說。在大屠殺之後的最初幾年，猶太倖存者們對囚犯看守頗有微詞，因為總要有人承受責備。
許多人，包括瑪格達在內，都被指控與納粹合謀。這類事件使大多數擔任職務的人選擇了沉默，以防事情變得不可收拾。
然而，對瑪格達或其他囚犯看守進行道德審判的人無疑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他們每做出一次救助囚犯的決定，都冒著生命危險。他們的故事需要被大眾知曉。
瑪格達從來不期望她救過的人感激她——只是認為自己在恐怖時代做了正確的事而已。與許多其他倖存者一樣，她還想要讓那些否認大屠殺罪行的人受到懲罰。
用她的話來說：「我經常希望有機會問這些人，為什麼你們否認我遭受的一切，並詆毀我和數百萬其他人的人生呢？難道我們受的苦還不夠，還得聽你們否認所有的罪行？」
她也像許多其他人一樣，希望大屠殺這樣的人類慘劇，不會再重演。
瑪雅·李
1
1943年5月
「你不是猶太人。」
我回到了主營——奧斯維辛一號營——站在了黨衛軍司令、奧斯維辛首席醫生愛德華·沃斯（出生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一個天主教家庭。1933年加入納粹黨，次年加入黨衛軍。1942年9月—1945年1月為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黨衛軍首席醫生，為司令級軍官）的面前。他盯著我的頭髮，它們已經長得足夠長了，淺淺的顏色和自然卷非常顯眼。
「2318號正在報告。」我一邊喊出我的編號，一邊跺著鞋後跟。我盯著他的眼睛——雖然這麼做有風險，但我願意一試。我不會表現出恐懼。
「你不是猶太人，」沃斯醫生再次說道，「肯定搞錯了。你的頭髮很淺，身材又高又瘦。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瑪格達·海靈格。」我回答道。我想知道，在集中營里，除了「瘦」，還有別的選擇嗎？
我小心翼翼地繼續著談話。
「我不是猶太人？據我所知，我一直是猶太人。」
「你之前是做什麼的，瑪格達？」他問。
「我是一個幼兒園老師。」
「看，我說吧，你不是猶太人。」他說。
我不知道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說這些話的時候，我們在10號實驗區的樓上。10號實驗區與9號區相鄰，9號區就是去年4月我剛剛抵達奧斯維辛的時候居住的地方。沃斯醫生告訴我，10號區已經被改造成了做健康研究的診療所，而我將成為這裡的區囚犯長。
我環顧這間光線昏暗的房間，它與9號區的空間一樣大，不同的是，9號區的空間要供我們大約600人共同居住。而這裡鋪位少一些，彼此的空位大了一點，大約可供400個女孩居住。所以，儘管這裡沒有任何家具，但它看起來更像一間宿舍。
我突然想要測試一下，沃斯醫生說我不是猶太人，他是不是真是這麼想的。
「如果要把這裡變成醫院，」我說，「我需要床單、毯子和枕頭，還有女人晚上穿的衣服。」
「這些都有。」沃斯醫生說。
我對這個回答感到震驚，我決定再往前走一步。
「我還需要肥皂和毛巾。」
有那麼一刻，我以為我有點兒冒險，但他說他可以在第二天幫我安排。
「我還需要從比克瑙帶幾個女孩回來，做我的幫手。」我的膽子又大了起來。
他面無表情地點點頭，走了，把我留在那裡。一切似乎順利得令人難以置信，但時間會告訴我究竟是不是這樣。
現在，我用一些時間再次環顧這個房間。我很熟悉這和9號區相似的布局，只是，這裡所有的窗戶都被厚重的木板封住了，只有頂部的狹窄縫隙有光透進來。其他的光則來自電燈發出的昏暗燈光。封上窗戶是為了防止外面的人偷窺，因為10號區將會成為唯一的女性居住區？又或者是為了防止我們向外看？
第二天，一群來自塞薩洛尼基（希臘北部最大港市及第二大城市）的希臘猶太女孩被帶到10號區。她們最近才抵達奧斯維辛集中營，並且在一次「挑選」後活了下來。她們洗過了澡、剪了頭髮、穿上了舊制服並被文上了編號，和一年前的我們所經歷的一樣。
然而，當這些女孩上樓發現床鋪已經整理好，還有肥皂和毛巾時，她們非常驚喜。當晚上穿的衣服到了之後，我隨機發給了她們，並讓她們穿上。她們在房間裡走來走去，咯咯地笑著。
對於一些個子小的女孩來說，衣服太大了，她們就像拖火車一樣拖著它們，而一些高個子的女孩連腰都沒遮上。她們手忙腳亂地交換著衣服，直到每個人都找到合適自己的。她們開懷地笑著。在這個黑暗的地方，這是一個超越現實的喜悅時刻。
10號區的生活與比克瑙（奧斯維辛集中營由三個主營組成：奧斯維辛一號集中營、奧斯維辛二號-比克瑙集中營和奧斯維辛三號-莫諾維茨集中營）十分不同。在這裡，我們不需要在外面接受點名，每天都有人來數房間裡女孩的數量；不用去廚房或麵包房運食物，男犯人會給我們送來湯、茶、麵包和黃油，每樣東西都比在比克瑙時給得多。
有時，在廚房工作的男犯人甚至會在常規食物中塞上一些義大利臘腸和奶酪，有時是一封信或一件類似禮物的東西。（甚至有人給我送了情書！）樓下有合適的廁所，周圍也幾乎沒有黨衛軍守衛——只有兩個守衛在白天看著前門。晚上那扇門就會被鎖上，裡面便只剩下我們。
這麼說的話，與比克瑙相比，10號區相當豪華。
是我想得太簡單了。
微弱的陽光從木板窗的縫隙透進來，女孩們永遠不能向外踏出一步。當然，這只是最基本的情況，不久之後，我們就會發現，這裡才是真正的人間煉獄。
2
如果你還記得，沃斯醫生告訴我這是一座研究性的診療所，但具體怎麼研究，他沒有詳細說明。營房的第一層由許多小房間組成，其中一些沒有窗戶，另外一些有窗戶的，則像樓上的房間一樣被封上了。這些房間裡有各種類型的醫療設備，當我到這裡時，其中的大部分還在調試。
在「研究型」醫生每天早上開始工作時，我的一項工作內容就是按照他們需要的人數將女孩帶到樓下。克勞伯格醫生大概需要10個，舒曼醫生也是10個，沃斯醫生5個，諸如此類。一些醫生會點名要一些囚犯，另一些只要保證數量就可以。
事情很快就明了了：這種「醫學研究」既不單純，也非無害。一些返回房間的女孩病得很重：有的在嘔吐，有的在頭痛，有的雙腿之間帶著血。另一些則根本沒有回來。我無法知道實驗室沉重的門後究竟發生了什麼，只能聽回來的女孩們講。
在那些得以返回訴說自己經歷的女孩中，有些告訴我，一些刺激性的液體被注入了她們的陰道，這過程疼痛難忍；有些說她們被某種東西輻射，我能看到她們的皮膚上被灼傷的痕跡；其他的女孩則被麻醉了，不知道在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只是醒來後發現自己的私處非常疼痛。一些人的陰道口被縫上了線。
有一些囚犯擔任了護士。她們有的是在幫醫生做手術，有的則是做一些基本的術後護理。我們從她們那裡獲得了一些信息。
我記得我對這些護士說過：「女孩們，讓我們記住我們所看到的一切。如果我們能夠活下來，我們一定要將這裡的恐怖事件公之於眾。現在我們不能寫下任何東西，但讓我們將這些銘記於腦海。」
在醫生中，有些也是囚犯，他們時不時地檢查著這些「病人」。這裡面，有一位法國女醫生——精神病專家阿德萊德·哈特沃爾（出生於法國阿爾薩斯。法國醫生、精神病專家。1943年來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並拒絕在此地為囚犯做精神實驗），她很早便來到10號區。
哈特沃爾醫生是一個又高又瘦的新教徒，因不滿地方監獄對猶太婦女的虐待而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她有著一頭烏黑的直發——因為她不是猶太人，所以沒有剃光頭。她被安排為沃斯醫生的助手。儘管沒有任何婦科檢查或外科治療經驗，她還是得檢查這些女孩的子宮頸，有時甚至要做切除手術。
一天晚上，阿德萊德臉色蒼白地回到樓上。她告訴我，沃斯的所謂研究對許多女性造成了不必要的傷害。她告訴我她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她要說「不」。
「你知道你會受到什麼樣的懲罰嗎？」我說，「他們會處決你。要不然就是送你做拆除建築的工作，你堅持不了多久的。」
「不管受到什麼懲罰，我都不會再做實驗了。」她說。
第二天，她告訴沃斯醫生，這項工作讓她違背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知是什麼發揮了作用，總之，她說服了沃斯醫生，並且並未因這種拒絕而受到處罰。在後來被轉移到比克瑙之前，她有幾周的時間在做其他醫生的助手，並照顧參與過實驗的女孩。
作為囚犯，給任何人寫東西都是很危險的。如果它們被發現，寫信人和收信人都可能被安排去做拆除建築的工作，或者被送進毒氣室。因此，我們慢慢地摸索出了一種秘密交流的方式，用來傳遞口頭消息，這項工作由一連串的跑腿人員和其他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囚犯工作人員完成。在這種情況下，我得以向卡特婭請願，希望阿德萊德能被派往醫療營，而不是去做拆除建築的工作。不久之後，阿德萊德與一些其他法國女人被轉移到了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這將提高她活下來的概率。
另一位著名的囚犯醫生是馬克西米連·塞繆爾（德國猶太人，婦產科醫生。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授勳。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在犯人身上做過一些身體實驗。「二戰」過後，他被一些歷史學家指控與納粹合謀。另有一些觀點認為，塞繆爾也在努力地幫助其他囚犯）。他是在我到這兒幾個月後過來的。
塞繆爾醫生是德國猶太人，戰前是一位著名的婦科醫生。塞繆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為德國戰鬥，但這並沒有令他獲得豁免——他和妻女依舊被捕，並經由德朗西被送到奧斯維辛集中營。他們剛到集中營，他的妻女就在「挑選」中與他分離。他的妻子直接進了毒氣室；他的女兒似乎還有勞動價值，但沒有活多久。
儘管他年事已高——將近62歲，身體虛弱——但他仍是同一批次在第一次「挑選」後活下來的12個人之一。黨衛軍看中了他的醫學專長。
最初，塞繆爾醫生接手了阿德萊德的工作。他經常上樓檢查他做過手術的女人。因為他是猶太人，如果周圍沒有黨衛軍，我可以和他交談。
塞繆爾醫生告訴我，他聽從沃斯醫生和霍斯特·舒曼醫生的指揮，而這兩個人再加上卡爾·克勞伯格醫生，就是10號實驗區最惡名昭彰的納粹醫生。他還告訴我，他肯定會死在這裡，因為作為一個猶太人，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3
隨著時間的推移，事情變得愈發清晰——歷史檔案對此也有記載——克勞伯格和舒曼在10號區所做的實驗，主要圍繞在發明不同類型的絕育手術上。新的絕育手術將會和大屠殺一道，成為消滅猶太人的有效方式。
和在比克瑙一樣，我學會了另外的反抗方式，雖然很危險，但我希望能做些事，減少女孩們所受的傷害。
如果有些女孩在某些天的處境非常艱難，我會儘量讓她們多休息。有一次我問塞繆爾醫生哪些實驗最不危險。他告訴我，克勞伯格的絕育手術不太可能成功。
我後來才知道，克勞伯格在探索如何使輸卵管發炎，從而阻止女性懷孕，而舒曼則在探索用強力輻射的方式對生殖系統進行破壞。克勞伯格的實驗會對人體造成很大傷害，他也成功地絕育了一些女性；但舒曼的被試死亡率更高。一些人被灼傷得太嚴重了，已經沒有了實驗價值，所以，她們被直接送進了毒氣室。
瓦迪斯拉夫·德林醫生（波蘭外科醫生，「二戰」之初曾在波蘭軍隊做軍醫。被關押於奧斯維辛集中營期間，他曾幫助其他醫生做絕育手術）也是我在10號區任職時的囚犯醫生，他是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波蘭政治犯。
包括納粹和囚犯在內的所有醫生都在進行著持續而明顯的競爭，塞繆爾會告訴我德林做手術的具體細節，包括他如何在不施用全身麻醉劑或其他藥物的情況下做卵巢切除實驗。他還告訴我，德林會在不清洗甚至不消毒的情況下重複使用手術器材。
沒有親眼看到手術的過程，我無法確定他的講述的真實性，但德林的確是個虐待狂，他對自己手術刀下的女人毫不同情。
而作為醫生的猶太囚犯，則和其他囚犯工作人員（包括我和卡特婭）一樣，走在一條步步驚心的路上。我們的工作讓我們有了些許自由和一定的見縫插針的機會，儘管理論上我們要毫不猶豫地聽從黨衛軍的指揮。
與此同時，只要可能，我們就會通過有限的自由和對黨衛軍的了解，來和他們迂迴戰鬥，從而減少傷害和挽救生命。當然，越界的風險很大，如果我們看起來很溫和或者對執行黨衛軍的命令顯示出絲毫的不情願，就可能在沒有任何警示的情況下被送上煙囪。
1943年11月，塞繆爾醫生就遭遇了這樣的命運，彼時，我已經離開了10號實驗區。我聽說，某天早上他被從10號實驗區帶走，然後再也沒有回來。一些曾被塞繆爾醫生動過手術的女人認為，他可能在工作時顯示出了不配合——要麼是很不情願地慢慢推進自己的工作，要麼就是沒有按要求來做。也可能是，正如他告訴我的那樣，他知道的有關納粹醫生的事情太多了。
我們從來不知道他失蹤的確切細節，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被沃斯醫生下令處決的。
4
作為10號實驗區的區囚犯長，我的一項自由便是可以在某些情況下外出，這是那些作為實驗對象的女孩不允許做的事情。除了從被封掉的窗戶的縫隙中透進來的陽光外，她們看不到任何日光。
某個星期日，當沃斯醫生和我說話時，我決定再碰碰運氣。我指出女孩們見不到光——我可以帶她們出去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嗎？
「好吧，瑪格達，如果你非要這麼做的話。」他同意了。我在心中暗喜，沒有表現出來。
那是非常完美的一天——可以讓我們暫時忘記自己身處何處的一天。女孩們在路邊的縫隙中發現了一些小花，一個女孩甚至認出了一些可以熬湯的野菜。在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裡，我們的精神狀態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真的是令人驚奇。
還有一次，我一個人走在10號區外面的馬路上。我走過了將10號區和11號區的庭院隔開的磚牆。我們經常聽到類似槍聲的聲音從這個方向傳來，但是封上的窗子讓猜測變得不確定。直到戰後，我們才了解到這個院子的真面目：那是一座刑場，一個數百起兇殺案的現場。
透過牆上的鐵門朝院子裡看時，我呆住了。
地上躺著三具年輕女子的裸屍。我認出了其中的一個，想起她們是前一天被送去做實驗卻沒有回來的三姐妹。突如其來的悲傷淹沒了我，我幾近崩潰。
一直以來，儘管暴行、死亡和魔鬼般的虐待一直圍繞著我，儘管我的心一直在滴血，但我始終保持著冷靜。我下定決心，不會向黨衛軍表現出任何的軟弱和恐懼；我下定決心，向所有苦難中的女孩展示堅強的一面。但此時此刻，在一剎那的時間裡，面對曾經健康如今卻被當作腐爛屍體拋棄的三個女孩，我內心的最深處被擊中了。
奇怪的是，我們總能在最黑暗的時刻發現微光。
10號區的夜晚相對平靜。每天晚上六點，大樓的門會被鎖上，黨衛軍守衛返回自己的營房，這裡只剩下了我們。他們的離去，再加上被封上的窗戶，聲音很難傳出去，這讓我們有了難得的娛樂時光。
米拉·波塔辛斯基是著名演員、舞蹈家和歌手，她在這兒是一名護士。當我知道她的才藝後，有了一個主意——成立一個歌舞團。她同意了，然後挑選了一些女孩，開始教她們唱歌跳舞。
在阿爾瑪·羅斯到來之後，歌舞表演被打磨得更加成熟了。
1943年7月中旬，身為第57批被運送的囚犯中的一個，阿爾瑪經由法國抵達奧斯維辛。在同一火車上的1000個人中，她和其他11名女性被選中，在經過「處理」後被送到了10號實驗區。
其中一名囚犯護士認出了她，指著她跟我說，她是一位著名的維也納小提琴家。我對她的名字並不熟悉，但當護士告訴我阿爾瑪的前夫是瓦薩·普里霍達（捷克小提琴手，小調作曲家）時，我開始注意她了。
這對她來說是個機會。我還不知道具體要怎麼做，但如果我可以為阿爾瑪找到一把小提琴，或許她就可以不用參加實驗。或者最起碼，她的演奏可以讓10號實驗區的女性的精神受到鼓舞。
通過我們的地下消息組織，我將自己的想法告訴了海倫·齊皮·斯皮策，後者是卡特婭在行政辦公室的助手。齊皮本人也是一名音樂家，所以她知道我的建議有多重要。在包括齊皮、卡特婭和在「卡納達」倉庫工作的其他囚犯形成的網絡的助力下，我們拿到了一個成色不錯的小提琴。這很可能是從一個不幸的新犯人手裡沒收的。
當我把小提琴交給阿爾瑪時，我感覺很滿足。
仿佛有一種魔力，那天晚上，這個地方簡直換了一種模樣。
黨衛軍守衛把我們鎖在裡面離開後，我就會派兩個年輕女孩站在門口守著，以防有人靠近。阿爾瑪拿起樂器，調好音，開始演奏。她演奏的是什麼我不記得了，但在那個連鳥叫聲都聽不到的灰暗世界裡，我們夢回美好的舊時光。
從那天晚上開始，阿爾瑪的演奏就成了常規項目。她也會加入米拉的節目，為我們歌唱或者朗誦詩歌。有了小提琴，米拉的歌舞表演變得更加生意盎然。
隨著時間的推移，在一次又一次的實踐中，我們的表演被打磨得非常成熟——直到被黨衛軍發現。很可能是一名囚犯護士對某個醫生透露了消息。但是，我們發現，「懲罰」我們的方式是在一群黨衛軍軍官面前表演。野蠻了足夠久，他們似乎也在懷念有文化的生活。
最後，在聽完阿爾瑪的演奏後，瑪麗亞·曼德爾決定將她轉移到比克瑙。她希望她能領導一支由女囚犯組成的管弦樂隊，從而與男子營已有的管弦樂隊相抗衡。阿爾瑪將領導女子管弦樂隊度過1943—1944年的冬天，直到她於1944年3月下旬病倒。儘管曼德爾下令黨衛軍醫生為阿爾瑪治病，但她還是於4月初去世了。
米拉活到了戰爭勝利的一天，她的丈夫莫伊舍也是如此。他們搬到了澳大利亞，並在墨爾本創立了一個意第緒語劇院。
作為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最殘酷的地方之一，10號實驗區被載入了歷史。儘管如此，我們的人性從未被剝奪，音樂給了我們力量。
5
10號區還有一位做人類學實驗的醫生，他的日常工作就是給女孩的頭部做石膏模型。他告訴我，他要證明猶太人的大腦比德國人的大腦小，從而進一步證明，猶太人的智力比德國人低下。
「猶太人的腦細胞比德國人少。」他說。
他讓我送30個女孩到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醫療營，以便他製作石膏模型。
我開玩笑說：「我也想要一個模型。」
「可以，我會給你做個模型，證明你的大腦也不太發達。」他半開玩笑地說。
一周後，我接到通知，要我在晚上將這30個女孩關進一個獨立房間，然後鎖上門。醫生把鑰匙留給了我。午夜時分，她們將乘火車被帶到另一個城鎮，在那裡的療養院被繼續研究大腦。天黑下來後，我聽見有人在敲擊房間門上的小金屬窗。我打開小窗，是米拉。
「瑪格達，如果他們想研究我們的大腦，就得先殺了我們。放我出去吧。」
我讓她出來了，不久之後又放出了另一個女孩，她懇求我別讓她和她姐姐分開。黨衛軍並不總是有秩序的，所以我有一種僥倖心理，認為他們不會發現少了兩個人。
我想錯了。
他們發現少了兩個女孩。黨衛軍將矛頭指向了我，因為我是唯一可以釋放她們的人。
「他們要處死你。」有人在第二天早上說，我將被處決的消息很快傳開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面臨死亡時的想法：這就是我的人生，結束了，但至少我曾試著幫助別人。我想知道他們會用什麼方法處決我。像我在院子裡看到的那三個女孩一樣？在其他囚犯面前被公開絞死？注射苯酚？送到毒氣室？
我繼續著區囚犯長的工作。我還能做什麼？與此同時，那些希臘女孩開始為我祈禱。
劊子手雅科給我帶了話。每個人都知道雅科：高大、強壯的雅科，他在這兒就像一個巨人。他是一名波蘭猶太人，戰前是一名摔跤手。但作為劊子手來說，他出奇地溫柔。
他帶的話是這樣的：「如果我不能以其他方式幫助你，至少能做到手起刀落，讓你少受點兒罪。」
希臘女孩們偷偷為我做了兩個漂亮的枕頭，然後將它們放在了我的床上。枕頭非常柔軟華麗，但就像波蘭女孩做的皮埃羅娃娃一樣，我無福消受。沃斯的車正好停在10號區的門口，車上沒人，但窗戶開著。我看到他的槍放在後座的槍套里。我跑回樓上，拿了枕頭，在周圍沒人的時候跑下樓，扔進車裡。
不久之後，沃斯在走廊里找到了我。
「我聽說你惹了麻煩，瑪格達。你為什麼要放了她們？」他說。
「我只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我說，「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
「好吧。你會接受營指揮官奧梅爾的審問。」
一個在行政區工作的斯洛伐克女孩帶我去見奧梅爾。她在路上跟我說：「對不起，瑪格達。沒有人能從他這兒活著出來。奧梅爾雖然個子很小，但性格複雜，手段強硬，他殺了很多人。」
「就在這兒說再見吧。」她指著奧梅爾的辦公室對我說。
我站在漢斯·奧梅爾（出生於德國小鎮安貝格。在常常面臨失業的情況下，奧梅爾於1929年加入納粹黨，成為該黨的早期成員之一。1942年2月—1943年8月，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任司令官，其間發明並使用了很多刑罰。1948年，他在波蘭被執行死刑）的面前。之前，我從來沒見過這位黨衛軍司令，但正如剛才那個女孩告訴我的那樣，他是個矮矮胖胖的男人。他頭寬臉小，兩眼的間距很近，顯得很刻薄。
「你為什麼要放走這些女人？」他說。
我重複了我對沃斯醫生說過的話，我只做我認為正確的事情。
他又問了一遍，我的答案還是一樣。
「出去。」他說。
我轉身離開，不知道剛發生的事會有怎樣的後續。
我回到了10號區，每個人都在用震驚的表情歡迎我的回歸，除了沃斯醫生。
「謝謝你的枕頭。」他說。
我沒有說話。
6
但事情還沒結束。曼德爾，作為10號區的最高負責人，對一個男性長官釋放我的行為十分不滿。她決定處罰我。
那天晚上，帶走我的是厄瑪·格雷斯。自從我們在返回比克瑙的路上相遇後，我就再也沒見過她了。她沒說我們去哪兒，只是讓我跟著。等我們出來後，她開始跟我說話，就像我們在麵包房門口初次相遇的時候那樣。
她並沒有討論我所犯的「罪行」。現在想來，這有點不尋常。我心不在焉地聽著她講話，作為一個並不知道自己將面臨何種處罰的人，我實在是無法集中注意力。
我們走進11號區，這是一個專門懲罰犯人的區域。我們沿著中央走廊往前走，然後右轉，從樓梯走進地下室，接著又是一條走廊，我們穿過一道鐵門，來到大樓的最後面。在那裡，我們面對著四扇木門，這些門的高度還沒有普通門的一半。
「這些是站立牢房，」格雷斯說，「曼德爾下令，你必須在這兒度過七個夜晚。白天你要繼續工作。」
她讓我蹲下，進入其中一間站立牢房，然後關上了門。
在一段時間裡，這個小小的牢房只有我一個人。當我站在中間的時候，可以輕而易舉地摸到四周的牆。除了從屋頂附近的一個小格柵（是個通風口）透進的微弱光線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光源了。
後來又有三名囚犯被送進來，我終於明白了這裡為什麼叫「站立牢房」。當我們四個擠在這個狹小的空間時，我們只能站著。即使是在運送我們的火車上，仍然可以找到地方稍坐一會兒，但是這裡不行。我們幾乎不能移動手臂，更不能將它們抬起。我們痛苦地呻吟著度過了一夜。
真的是非常恐怖的經歷。只有魔鬼才會使用這樣的刑罰。
第二天早上，門被打開，我們從這種折磨中解脫了出來。那三個女孩像大多數被送進這些牢房的人一樣，被送到了戶外，做拆除建築的工作。格雷斯告訴我，我的工作是打掃周邊區域的廁所。
等其他人被帶走後，格雷斯小聲說道：「點名前趕緊躺會兒。否則你將無法度過這一天。」
「厄瑪，謝謝你。」我說。
「別客氣。」
我不記得那天早上的點名，那一周早上發生的任何事，我都不記得。我頭暈目眩地做著交給我的工作，直到我在大樓里遇到一群跟我做同樣工作的男囚犯。聽說我被送進了站立牢房，光這一點就足以讓他們同情我。
「躺下休息吧，」其中一人說道，「我們會留意黨衛軍，也會幫你打掃廁所。」
另一個給了我一些他省下來的食物。
我儘量不去想未來的夜晚。
但當夜幕降臨時，我不得不返回站立牢房。然後就是日復一日，直到我被「刑滿釋放」。我始終努力保持理智。每次和我關在一起的都是不同的女孩。我能活下來，主要得益於我在室內工作，並且得到了男囚犯的幫助，他們每天都會找到我，然後讓我休息。許多白天被派到外面工作的女孩沒有回來，她們很可能死於疲憊，或者因為沒有完成工作而被處決。
在最後一天的某一時刻，我在廁所附近躺著，男囚犯們在我周圍打掃衛生。
「黨衛軍來了！」其中一個喊道。
男囚犯們很快離開，我也迅速地站了起來。我來不及假裝出工作的樣子，便坐在離我最近的馬桶上，裝出正在上廁所的樣子。
黨衛軍軍官問我在做什麼。
「哎呀，」我說，「我在拉屎。」
「我一直在找你。」他說。
他告訴我他叫陶伯（Tauber），是比克瑙集中營一個區指揮官的朋友——就是我送了玩偶娃娃的那個軍官。
「我需要一個區囚犯長。」他說。
（本文節選自《納粹知道我的名字——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的勇氣與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