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迷人的外表下，有一種更深層次的孤獨感和失落感，這是奧黛麗赫本永遠無法擺脫的。

儘管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女演員之一，赫本的微笑和輕鬆、無憂無慮的公眾形象隱藏了更深的黑暗。正如她的孫女艾瑪·費雷爾 (Emma Ferrer) 透露的那樣），「我父親談到我的祖母時說，關於奧黛麗最保守的秘密就是她很傷心。」 她餘生所承受的情感痛苦讓她扮演的角色具有一種特殊的脆弱性和幾近純真，但她似乎永遠無法將痛苦放在一邊。

這個悖論，她外在的歡呼和內心的痛苦之間的矛盾，可能是她如此吸引觀眾的部分原因。但據最了解她的人說，她的歡呼和表演背後隱藏著的傷害從未消失。她的兒子盧卡·多蒂（Luca Dotti）在接受國家肖像畫廊採訪時談到赫本時說，雖然她是一位慈愛的母親，對大多數事情都持開放態度，「她很少談論她的職業生涯，我們很少看她的電影，所以對我來說有很大的差距。」

奧黛麗赫本來自一個不幸的家庭

奧黛麗赫本的父母在 1930 年代年輕時都支持法西斯，據《每日電訊報》報導，她的父親與英國法西斯聯盟有關聯。他在她 6 歲時離開了這個家庭。赫本後來承認，據《衛報》報導，「[我父親的離開] 是我小時候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擊，這是一個給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記的創傷，它讓我對生活沒有安全感……媽媽解釋說他出去旅行了，不會回來了。」

赫本的父親即使在她成年後仍然與家人分離。他的缺席給她餘下的童年和餘生投下了長長的陰影。根據《Vogue 》的說法，即使她長大了，他們也永遠無法和解，而他仍然冷酷無情，迷失在她身邊。據報導，她在晚年試圖重新安置他並與他重新聯繫是一次不愉快和不令人滿意的經歷。據《衛報》報導，「家庭的感覺非常重要。讓我父親切斷，或者他把自己切斷，是絕望的，」她解釋道。

她放棄了成為芭蕾舞演員的夢想

據《人物》雜誌報導，奧黛麗赫本在她的母親將全家搬到荷蘭之前一直在英國學習芭蕾舞，但二戰意味著她不得不拋開舞蹈，全身心地專注於生存。戰後，赫本回到她在倫敦的芭蕾舞學校，但被告知她太高了。正如《Vogue 》所報導的，她在同齡人中也處於劣勢——多年的艱辛對她的身體造成了傷害，儘管她表現出了前途和才華，但她的學業卻遠遠落後。

儘管她對舞蹈充滿熱情，這將在後來的電影作品中出現（例如她出現在 Fred Astaire 對面的「Funny Face」），但她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夢想。據《每日電訊報》報導，赫本放棄了芭蕾舞並轉向表演，感覺（無論是否正確）芭蕾舞不再可能 。

她在納粹之下受苦

奧黛麗赫本在荷蘭的艱辛改變了這位年輕女子，壓力對她的身體造成了傷害，留下了身體和情感上的傷痕。據《紐約時報》報導，她在荷蘭的日子過得很貧困和痛苦——她的一個兄弟被帶到了一個集中營，她失去了一個叔叔和一個堂兄給納粹。赫本後來報告說，她的家人不得不吃鬱金香球莖才能生存。據《Vogue 》報導，戰爭期間，她在地下劇院跳舞，為抵抗運動籌集資金。

赫本支持荷蘭地下組織，後來，據《每日電訊報》報導，她分享道：「我們為抵抗運動做了我們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把信息藏在芭蕾舞鞋裡給他們。」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當她 16 歲獲釋時，除了精神和情感上的傷疤外，她還患有急性貧血、呼吸系統疾病和水腫，這讓她對飢餓兒童的痛苦永遠敏感。她說，「戰爭結束時我患有相當程度的營養不良，所以上帝知道我知道食物的價值。」

她不喜歡她的樣子

奧黛麗赫本永遠無法像世界其他人看到她那樣看到自己，對她的容貌保持極度不安全。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在她 1993 年去世前不久，她發出了一條信息，感謝她的聯合主演、製片人和導演，他們「將一個完全不知名、缺乏安全感、缺乏經驗、骨瘦如柴的人引導和培養成可銷售的商品。」

根據製作紀錄片「奧黛麗」的電影製片人海倫娜·科恩（Helena Coan）的說法，赫本缺乏自信可以從她對自己的外表和與男人的關係的關注中看出。「聽到她將這些與她與父親的關係以及她深深的遺棄問題聯繫起來，聽到這些親密的細節真是太奇怪了，」科恩說。據《每日電訊報》報導，赫本知道她不是古典美人，而且總是注意某些特徵，比如她的鼻子、嘴巴和脖子。

她當時和現在對電影觀眾的部分吸引力在於她非傳統的外表，但在她的一生中，赫本本人似乎從未被說服。正如英國版《Vogue 》報導的那樣，儘管她以時尚偶像和罕見的美人而聞名於世，但她承認自己想要「擁有更小的腳、更小的鼻子、金髮……改變一切。」

戲劇界並不完全喜歡《窈窕淑女》中的她

奧黛麗赫本在改編電影《窈窕淑女》中飾演的伊麗莎杜利特爾一角讓她登上了全球舞台，但最終並沒有為她帶來立竿見影的成功。朱莉安德魯斯之前曾在百老匯舞台上扮演過這個角色，但華納兄弟在電影版中將赫本選為安德魯斯，認為她是更好的商業選擇（根據電訊報）。

據《大不列顛》報導，這部電影的製片人傑克·華納認為赫本是更好的選擇，因為她已經是明星，而安德魯斯還沒有處於風口浪尖。 《紐約時報》報導說，戲劇界的人不同意她被選為安德魯斯。儘管赫本與弗雷德·阿斯泰爾一起在「滑稽面孔」中演唱，但她在「窈窕淑女」中的歌曲被配音。

這部電影在多個類別中獲得了十幾個提名，並贏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內的八項提名。但赫本明顯被忽略了，甚至沒有被提名為最佳女演員。事實上，那年奧斯卡獎給了安德魯斯的《瑪麗·波平斯》，這似乎是故意冷落的。

奧黛麗赫本訂婚失敗

1952 年，奧黛麗·赫本與詹姆斯·漢森交往，這場比賽看起來很不錯。根據不列顛尼卡的說法，她的血統是貴族，而漢森則被認為即將成為一名領主。兩人看起來很幸福，她在拍《羅馬假日》的時候去試衣，計劃著即將舉行的婚禮的細節，似乎對結婚的想法很興奮。可悲的是，她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所帶來的距離共同導致了這段關係的失敗，而不幸的愛情赫本會發出一個悲傷的信息，取消婚禮。

赫本對她的一位朋友說：「我懷著沉重的心情寫信告訴你詹姆斯漢森，我不再訂婚......這一切都很不愉快，但我相信它是唯一明智的決定。」 雖然毫無疑問她愛他，但命運和環境合謀撕裂了這段關係。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心痛和心碎將成為赫本愛情生活的常態。

她的兩段婚姻都以離婚告終

儘管奧黛麗赫本與她的許多合作明星都有聯繫，但她只結過兩次婚，而且兩次婚姻都沒有完全成功。

赫本的第一次婚姻是與梅爾·費雷爾，正如《時尚》雜誌所指出的，他們並不是很合拍。他們有一個孩子，肖恩·費雷爾，但在他出生八年後於 1968 年離婚。赫本的母親不喜歡她的第一任丈夫，稱梅爾為「一個長著細長腿的青蛙臉罪犯」。

赫本在一年後的 1969 年再婚，儘管她的第二任丈夫安德里亞·多蒂 ( Andrea Dotti ) 也不是最佳搭檔。正如《時尚》雜誌所指出的，他經常與數百名其他女性一起被看到和合影，據報導他是出了名的不忠。據Harpers Bazaar報導，多蒂與幾名不恰當的年輕女性有關，經常被媒體抓住。到 1982 年，這對夫婦離婚了。有傳言稱，赫本在 1980 年與赫本發生婚外情的演員本·加扎拉指出，「奧黛麗在婚姻中不開心，並且受到傷害。」

她經歷了幾次流產

由於她艱難的童年，以及她在荷蘭的貧困，奧黛麗赫本重視家庭，非常想要一個自己的家庭——事實證明，這個過程既困難又令人心碎。母親對她來說非常重要，這讓她遭受的流產更加痛苦。

據Harpers Bazaar報導，赫本在 1960 年代流產，當時她正努力懷上她的第一個孩子肖恩·費雷爾。一個是在拍攝「不可饒恕」時馬事故的結果。在她和 Andrea Dotti 在 1970 年迎來了她的第二個孩子 Luca Dotti 之後，據報導，她在 1974 年再次流產。據英國版《Vogue 》報導，她稱這些流產「令人心碎」。

家庭的重要性意味著她非常認真地對待自己作為母親的責任，並解釋說：「我或多或少地放棄了電影留在家裡……這是一個非常明智的決定，如果你願意的話，也是自私的決定。這讓我最開心，和我的孩子待在家裡」。

她試圖掩飾內心的不安

奧黛麗赫本鬧鬼。據《時尚芭莎》報導，在她陽光明媚的外表下，她承受著從未真正消失的更深層次的傷害。她說，談到世界的現狀，「我對自己充滿了憤怒。」 驅使她從事慈善工作的問題對她的內心狀態造成了影響，而這位保持光鮮外表的女演員至少部分地受到了更深層次的憤怒的驅使。雖然這促使她採取行動，但激勵她的痛苦也給她帶來了更深層次的內在傷害。

她內心的部分痛苦來自倖存者的內疚。在二戰中倖存下來，留下了從未完全癒合的深深的情感傷疤。她多次獲得安妮弗蘭克的角色，但拒絕了。正如美國廣播公司新聞所詳述的那樣，當她讀到《安妮·弗蘭克的日記》時，她因為與自己的經歷相似而感到震驚。她的兒子盧卡·多蒂 (Luca Dotti) 稱她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女人，她後來說：「我一生中的所有噩夢都與這些圖像混在一起。」

她的讚譽是苦樂參半的

奧黛麗赫本並沒有像她活著的時候那樣享受她的成功。赫本一生只因在《羅馬假日》中的表演獲得過一項奧斯卡獎。儘管這些年來她多次獲得提名（1955 年《薩布麗娜》、1959 年《修女的故事》、1962 年《蒂凡尼的早餐》和 1967 年《等到天黑》），但她沒有再次獲勝。

儘管受到公眾的喜愛，她的大部分榮譽都是追授的。Jean Hersholt 人道主義獎在她 1993 年去世後頒發給了她的兒子肖恩·費雷爾。同樣，她因在她病重之前一直在做的一個紀錄片節目贏得了艾美獎，但該獎項是在她去世後頒發的。事實上，據《人物》雜誌報導，她在死後獲得了 EGOT 身份（獲得了奧斯卡、格萊美、托尼和艾美獎）。

據歷史報導，她還於 1992 年獲得了總統自由勳章。根據C-Span的說法，她的健康狀況不佳使她無法參加，所以她沒有機會享受它。

奧黛麗赫本被賦予三個月的生命

奧黛麗赫本在她生命的最後階段患上了闌尾癌，並於 1992 年 11 月接受了手術。正如《洛杉磯時報》所指出的，當時醫生希望她能完全康復。不幸的是，她的情況變得更糟，根據人們的預測，她只剩下三個月的生命了。

她最後的日子是苦樂參半和悲慘的。她希望回到瑞士，她在那裡度過了她一生的大部分時間，但她脆弱的身體和虛弱的系統意味著她無法乘坐商業航空公司。正如她的搭檔羅伯特沃爾德斯向《人物》雜誌解釋的那樣，赫本不太可能通過商業航班從洛杉磯飛往她在托洛切納茲的家，所以他們乘坐了一架私人飛機，這樣她就可以維持生命。

她能夠與家人一起度過假期，並指出，「這是我度過的最美麗的聖誕節。」 她於 1993 年 1 月 20 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