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的核心訴求涉及擴大個體的作用範疇，增強對世界的掌控。德國社會學家哈特穆特·羅薩對此提出了不同的觀點。近日，北京德國文化中心·歌德學院（中國）邀請羅薩與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作彧、哲學系教授藍江就此展開深入探討。
原文 ：《我們應與世界相互聆聽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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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哈特穆特·羅薩：今天我講的主題「不受掌控」與世界關係有關。作為現代社會的主體，我們如何去體驗所處世界當中的文化？我們和這個世界產生了什麼樣的關係？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保持所謂的動態是為了尋求一種提升以保持穩定，比如生產更多的物質以滿足、刺激更多的消費，從而保持持續的增長。大至國家，小至公司，要在世界上保持競爭的狀態，都要不斷地追求創新，加速持續增長，以便於和市場上其他的力量形成競爭優勢。對於個體來說同樣如此，我們要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步伐，不斷獲取，以穩定自己的社會地位。加速不是為了完成某一目標或者達到哪個階段，而是為了能夠保持自己的現狀和水平。不僅如此，它還有文化上的吸引力，通過美好生活的方案，擴大我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中國的文化中也有類似的概念叫作「樹欲靜而風不止」。康德現代範疇律令中也有類似表達，我們每時每刻都在付出行動，以擴大所擁有的範圍，擁有更多金錢、更多知識，享受更好的教育，獲得更好的技術，支配更好的資源，等等。這就是我們當下所處的環境。
不斷通過擴張來試圖掌控世界，這樣我們和世界就形成一種關係——世界是我們的侵占對象。為了實現可見、可操縱、可支配，我們遇到東西就想知道它、掌握它。所以我們需要做的事情就會越來越多，以至於總覺得很多事情來不及做。這種時間不斷被侵占的狀態是不幸福的，也會產生很多危機。比如，我們越去征服自然，自然對我們的破壞也越多，包括現在的極端天氣、全球升溫都是如此。在追求掌控的過程中，隨之而來的是對自己不利的時刻也越多。世界並不是完全能掌控的。
因此，我們需要和世界建立另外一種關係，我稱之為「共鳴」的關係。共鳴和回應是異化的反面，是通過觸動、回應產生一種新的東西，但事先無法預料。一種觀點、一個人觸動我們的時候，我們才會產生思想的靈感，才會繼續探索、爭論。在共鳴關係中，我們不是不斷努力，也不是完全被動接受，而是在半主動、半被動的過程當中和世界形成互動。這是我們和世界能夠建立良好關係的方案。
如果產生共鳴會有四個軸。一是世界共鳴軸，比如你愛一個人，和他形成愛的關係。二是物質的共鳴軸，我們可以和事物或者物質進行共鳴。三是存在共鳴軸，我們到底和自然、宇宙、世界是怎麼相連的，我們最核心的是什麼，這裡面涉及人和自然有關係之後產生的共鳴。四是自我共鳴軸，這是心底的共鳴關係，我和自己的生命歷程、心靈產生共鳴。如果這四者的關係都能夠保持良好的狀態，那麼這個世界會是非常美好的狀態。
囚徒困境：共鳴還會是解決方案嗎
鄭作彧：我是誰，不是我自己的理性或意識決定的。主體性是在與其他人的共同生活與互動中建立起來的。所以羅薩之前的批判理論家，例如哈貝馬斯和霍耐特，特別重視人際溝通與相互承認。但羅薩說，人不只是與其他人共同生活，而是與世界中所有一切事物共同存在。構成主體性的不只有人際關係，還有與世界上所有一切事物的關係。羅薩將此稱為世界關係。《不受掌控》一開始有一句話：「人與世界的差異不是世界關係的原因，而是世界關係的結果。」在這裡，羅薩擴展了批判理論：人要聆聽與響應的不是只有其他人，而是還有世界中的一切事物、整個世界。
這種理論讓以往批判理論中的溝通概念和承認概念都不夠用了。所以羅薩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共鳴。共鳴是一種我們與世界相互聆聽與回應的關係。如果我們只想要完全掌控世界，一味擴大對世界的作用範圍，不聆聽世界或不允許世界說話，我們就無法與世界溝通，也無法與世界相互承認。結果就是我們可能與世界產生衝突，世界對我們來說反而是失控的。如果我們因為追求掌控而失去與世界的關係，也會因此失去我們與自己的關係。中文也有類似的說法，「共鳴」跟我們的「知音」很像。我們還有「矯枉過正」的說法，認為一味追求絕對的正確反而會造成錯誤。這跟羅薩在不受掌控理論中反對「擴大對世界的作用範圍」的說法也很類似。
我覺得羅薩在一定程度上預言了我們與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在這次的疫情中，讓我們感到恐懼和失控的有時候並不是病毒本身，我們須要警惕那種絕對掌控疫情的防疫方式。或是羅薩自己也提到過的一個例子：在大學工作的教授照理說要透過聆聽世界而生產出能讓我們更加理解世界的知識。但今天的學術工作只剩下不斷增加論文發表的數量，使得教授無暇聆聽世界，寫出一堆與我們生活無關的無聊論文，學生也常常覺得知識的學習很無聊。這些都是我們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所以我才會覺得羅薩的理論非常貼近我們的生活。
我和羅薩合寫的文章獲得許多讀者的肯定，但也有很多讀者提出質疑。其中一種意見是：羅薩，你說的我都懂，但我又能怎麼辦呢？例如大學教授的研究工作。羅薩在《不受掌控》裡面提到一個事實：科學研究是否能得出成果，是不受掌控的。但在非升即走的情況下，我必須不斷寫和發表論文，否則我的工作就會不受掌控了，只好被迫參與這場遊戲。制訂與執行非升即走制度的學校管理人員想必也會說，我們也是被逼的，因為我們如果讓教授們的學術工作不受掌控，導致學校的競爭力不斷下滑，那麼學校的存在就會不受掌控了。羅薩將這件事稱作「提升邏輯」或是「動態穩定」，或是可以直接稱為「加速」。之所以加速，就是因為現代社會的任何領域都必須不斷追求提升、必須全面掌控，才能持存下去。羅薩認為，加速和全面掌控是為了追求更多、更好，但實際上這麼做並不會真的帶來最好的結果，而是會破壞世界關係，破壞自我關係，破壞共鳴。也就是說，「加速或全面掌控」在羅薩這裡被認為是一種迷信。當然，羅薩認為我們不能完全放棄加速或掌控，所以提出了「半被動」或「半主動」的「共鳴關係」作為解決方案。
但有沒有一種可能：大家在追求「加速」，並不是因為相信全面掌控會帶來最好的結果，而是因為，首先，世界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其次，如果只有我半被動或半主動，但所有其他人繼續不斷獲得了資源，那麼就算我想建立共鳴關係也沒有用，因為別人會占據我的共鳴機會。也就是說，「不受掌控」並非因為人們想追求更多、更好所以帶來了失控，而是因為所有人都無辜地處在囚徒困境中，所以無可避免只能造成有缺陷的、第二好的結果？如果是這樣，那麼共鳴還會是解決方案嗎？當我遇到這個問題時，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所以我也很好奇羅薩會怎麼回答。
被我們掌控的世界並不是時代的全部
藍江：我整體上比較贊成羅薩教授的判斷。「一個社會當它只能以動態的方式才能穩定，當它需要不斷的經濟增長、科技加速、文化創新才能維持制度創新，它就是現代社會。」這句話我感同身受，中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動態平衡來尋求存在。羅薩教授對現代社會的界定就是動態的加速社會，我們與社會產生的共鳴也不是恆定的，而是不斷在加速中重新找到平衡和協調，我們不斷被拋入世界之中，不斷地調試我們與世界的關係。其實社會加速根本不是以人類幸福為目的，相反是把人拖入到更強大的機制當中，競爭越來越激烈、越來越內卷，人的心靈也越來越孤獨、焦慮，越來越遠離可以生活的世界。
我注意到最近德國學者馬庫斯·加布里爾有一本書《為什麼世界不存在》，他提出，一個世界不存在實際上指非連貫一致的世界，也指向沒有被物化、異化的世界，一旦世界無法異化就相當於世界不存在。對於這樣的世界不能用掌控去面對它，一旦我們掌控了這樣的外部世界，將其異化，那麼我們不是理解了世界，而是離真正的世界越來越遠、越來越疏離。我們今天掌控的是連貫一致、有意義、可以理解的世界，但是它並不是真正的世界，只是向我們呈現出來的與我們主體相關的觀念化世界。外在於觀念化的世界雖然不能被我們掌控，但會以某種方式出現在我們面前，不是以我們可以感知和預感的方式出現，也不是變成我們掌控的一部分，而是以一種事件的方式突兀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是在我們所掌控的連貫性的世界上，讓真實撕開一道裂縫。這道裂縫讓我們意識到，被我們掌控的連貫世界並不是這個時代的全部內容，它是可以被外部的事件撕裂的。我注意到羅薩教授在著作中談到，不受掌控、共鳴絕對不是偶然性，我也支持這一觀點，偶然性是可以在統計學意義上被支持和掌控的，儘管概率很小，仍然還可以預測。
但是事件不同，開始就處在我們認知之外，以完全意料之外的方式將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現實。它不在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而是在被主體掌控的世界和不受掌控世界之間，那麼前者是可預見、可抵達、可掌控、可利用的世界，後者是一個真正的外部世界。這或許給我們理解羅薩教授的共鳴理論提供了一個方向。
羅薩教授提出，共鳴需要可觸動而不是受到掌控的世界，現代世界之所以是沉默的，根本原因是可掌控、可觸動被混淆了。我想到，「感觸」某一些物和我們的關係不是以認知和掌控為目的，當觸及某物與之形成了特定的傾向和關聯時，我們就在重新看待我們的世界，這或許是羅薩教授提出的共鳴意義所在（這是我的猜測）。面對不受掌控的世界中的個人，我存在一些疑惑。
一是處在主體上地位的我必須要觸及到不受掌控的世界，共鳴才有可能，否則我們是不是就被封閉在重複性的有限運動之中？如果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對於主體而言外在不受掌控的世界究竟是否存在？是否無法接觸到所謂的共鳴？二是羅薩教授可能給予共鳴太多和諧的想像，我不認為各種共鳴之間天生就有和諧一致的關係，有好的共鳴，也有不好的共鳴。這樣的情況下，每一次觸動、每一次共鳴之間是否有統一的框架，不同的共鳴之間能否達成一致，是否會形成撕裂和隔閡？三是羅薩教授在共鳴和不受掌控中都提到主體和外在的關聯，我認為掌控世界之前或者與世界感觸之前必須首先要掌控自我。在弗洛伊德那裡，無意識是不能夠用現實意識統一性邏輯劃規的，由於我們接觸到的共鳴是不一致的，我們就不能說絕對可以掌握自我，當我們連自我都不能掌控或者形成統一的時候，如何面對堅實的外在？因為外在的世界可能面對的是一個不斷流溢的世界，共鳴存在附屬性，如果無法為共鳴提供一個統一性的框架，會不會產生不斷離散化的自我，這種自我是否會對外在世界產生共鳴？四是由於羅薩教授把掌控變成了觸動和刺激，在不連貫的觸動和刺激之間就會產生複數化共鳴，這些共鳴在人的內在性上得到了延伸，如果主體無法保證自己的一致性，是否會變成離散化和分裂的主體？倘若如此，共鳴是否會導致主體的消亡？
這些問題在數位化發展的今天會變得更加現實。虛擬世界也有掌控和共鳴的區分，在其中我們可以獲得不同的主體身份，面向多樣化的體驗，這無疑會加速主體的流溢。與之對應的是外在世界也不再以主體為中心被掌控，等待共鳴，不是發出呼聲等著我們回應，而是世界萬物根本就沒有向我們發出呼聲，他們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流動著、變化著、關聯著，形成了物體間性關係。
於是，不受掌控的世界關鍵不在於我們是否能夠回應外在世界和外在的呼聲，而是我們作為流溢的外主體，不斷為物體間性關係裹挾到不受掌控的方向上來。世界從來沒有按照我們為之設定的步伐前進，共鳴或許只是我們面對世界的微弱的顫音，不斷被淹沒在世界自身的關聯之中。
世界和主體的關係也在不斷地被重塑
哈特穆特·羅薩：今天的討論也是很好的觸點，非常感謝藍江教授作出了這麼多的思考。我想強調或者回應的是，主體與世界的關係並非完全一致的，而是在不斷地融合。主體和世界的鴻溝是不可逾越的，世界和不同主體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地重塑，但主體不會消失。我很多觀點都涉及到共鳴的方案，它其實就是一種主體的存在。我認為非常有趣的一點是，這個世界從各個角度上來說都是我們不可到達的。我們主體思想構建出來的這一現實，必須要找到觸碰點，我們可以藉由一些事件觸碰到現實。弗洛伊德的無意識探討的不是自我控制或者我們掌控一切，而是我們去感受。
我現在坐在電腦前就是被控制住了，不能自由地活動，否則畫面就不顯示我了，當我們用數字的形式實現空間的跨越，它也造成了我被固定在鏡頭前。在這樣的情況下，甚至當我們徹底地變成受困者、囚徒，我們能做什麼？共鳴是不是一種解決方法？但是無論如何我們要有創意、有動力去改變。異化的理論根據時代的發展作出了一些調整，我相信只是批評社會是不夠的，我們要有一個比較樂觀積極的態度和看法，去了解其他的方式，我把它稱為一種共鳴。
我們作為主體和其他人的關係是否能夠作出一些改變？鄭作彧教授所說的學者的研究工作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其實，我們在研究的過程當中也能夠產生共鳴。如果我們只是陷入外界的淘汰機制，只是去在意學校出版物的排名，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產生不了靈感，也不會產生真正科研的成果，而只是一種被動的人云亦云。這就是我對未來年輕學者提出的希望。
（本文根據速記稿整理）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81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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